<p class="ql-block"> 日子过得飞快,明天又是1月11日了。对我来说,每年的1月11日,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年,2025年,更是特殊中的特殊,整整50年前的这一天,我坐上西去列车,经过7天“闷罐”和4天大解放的长途旅行,进入新疆新源县天山深处一个叫库尔德能布拉克的小山沟,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半个世纪过去,部队生活的场景,就像一部老旧影片一样,时常不受控制地浮现在脑海中。五年前,我回忆记述了当兵最初四年山沟里的生活点滴,今天与大家分享离开山沟后八年的几个片段。</p> <p class="ql-block">1977年,与战友张立强在山沟里的团部</p> <p class="ql-block">一、迷路</p><p class="ql-block"> 1979年3月中旬,南线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北部边境形势也趋于缓和,部队各项工作转入正轨。这时我接到通知,要我去新疆军区步兵学校参谋队学习。3月21日,搭乘去新源县城拉给养的解放车离开团部到达则克台师部集合,第二天改坐大轿子车直达乌鲁木齐。由于车上只有一个人是和我一个团的,但也并不熟悉,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只好用睡觉来打发长途旅行中的寂寞和无聊,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走了两天。23日下午,汽车在下了一个大坡,又拐了不知道几个弯之后,停在一栋有些年岁的三层楼的后门,正是化雪的时候,路面湿漉漉、脏兮兮的,顺着两侧马路牙子,黑水像小溪一样流淌。有人招呼下车,说宿舍在三楼。我们拿好行李,踮起脚尖,跨一大步,登上台阶进得楼内。来到三楼,楼道里光线昏暗,睁大眼使劲看,适应一会儿,才发现每间宿舍的门上都贴着一张十六开白纸,写着班号,下面是这个班学员的名字,自己对号入屋。我在七班的门上发现了我,进入屋内,选了东北角靠窗的空床,在这里睡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班长领着一个个子不高的人来到我们班,对大家说,这是王金乐,从五班调整到咱们班来的。这个人紧接着说:我不叫王金乐,叫王全乐。一口浓浓的乡音,我很惊讶。交谈后得知竟是雄县老乡,比我早一年当兵,来自另一个部队。后来我专门去五班的宿舍门上看过,写的确实是王金乐。</p> <p class="ql-block">王全乐</p> <p class="ql-block"> 入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学校网开一面,允许去市里买买东西。全乐提议:咱也去转转吧?我说你认识路吗?他说认识。我们出了校门,沿着建国路一路下坡,走到头儿左转看到军区大院,再往前来到北门转盘,转了一圈也没发现感兴趣的地方,顺着八一俱乐部旁边的小街一直向前,又来到一个转盘,这里有一家饭店,还有一家电影院,人来人往,比较热闹。转着看了看,恰好来了一辆公交车,全乐说:咱们坐车吧。</p><p class="ql-block">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公交车,也是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坐不知道几路、不知道开向哪、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的“三不知道”公交车。“刚上车的乘客请买票”,有人买冷库的票。全乐说:咱们也去冷库。结果,到冷库站下车后,街道两侧都是低矮的房子,看不见人影,没有一点商业气息,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回头在公交站牌上查看,见有个红山商场,下一趟公交车来了以后问清楚才上的车。在商场转了转,没有什么可买的,出来打算回学校,在商场门口的站牌上,看到北门两个字,便指着说:咱们去北门,去北门。因为来的时候经过了北门,只要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找到回学校的路。这时,一个同样等车的男子问:你们要去北门?我说是啊,他又说:去马路对面坐车。要不是他的好心提醒,我们就上了反方向的车。从北门下车后,又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学校,路上我问全乐,你也不认识路吧?他嘿嘿一笑。自此,我和全乐成了至交,几十年的好朋友。只可惜,他已作古,真是令人唏嘘不已。</p> <p class="ql-block">二、涉险</p><p class="ql-block"> 汽车猛的一颠,我瞬间离开座位,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顶横梁上,一片星空伴随着剧痛闪现在眼前,用手摸了摸,还好,没血。这是一段穿越树林的路,说得好听这叫路,不好听那就是两道沟,因为车辙里不是泥水,就是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坑,两边都是东倒西歪的树,中间是贴着地皮的树棵子和杂草。早听说边防一线连队的路况很差,但差到如此地步还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们硬着头皮往前闯,真的很佩服北京212的越野性能,剧烈的颠簸和摇晃,嘎嘎吱吱的响声和发动机的轰鸣交织在一起,人在车里紧紧抓着扶手,不敢有片刻的放松。上了一个坡,地势变得开阔,绿草如茵,路也平了许多,心情顿时变好。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一只幼小的丹顶鹤正在草地上悠闲地踱步、觅食,洁白的羽毛,鲜红的头顶,那么优雅,那么高贵,那么漂亮,传说中的精灵不过如此吧?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靠近,小家伙非常机敏,最多两分钟就被她发现了,簌一下钻进了旁边的树丛。</p><p class="ql-block"> 1980年年中,从步兵学校参谋队毕业后,我被借调到军区司令部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室,与其他一些同样被借调的人完成一件临时性的任务。1981年年初,我正式调到军区司令部,还是继续那项临时性任务。在近一年的室内作业完毕以后,需要进行重点地段的实地调查,昭苏县波马边防连是第一站,前面提到的就是去波马途中的情景。与我同行的是一个测绘参谋,还有当地驻军的刘姓科长。</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我们来到边境线附近实地踏勘,刘科长是老边防,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未让连队派人陪同。这一段以河为界,由于河水滋养,高高低低的灌木特别茂密,我们穿行期间,沿河向上游艰难行走,越往上,水量越小,直至消失。地图上明明标注有水,实地却滴水不见。我们想一探究竟,继续在河床的灌木中寻找,也不清楚走了多远,突然,一道铁丝网横在眼前,我们顿时一惊,糟了,越界了!那时候边界线我方一侧根本没有铁丝网,我们急忙转身返回。真亏了有灌木遮挡,军人越界,如果被对方发现,可是性质特别严重的涉外事件,必然招致强烈抗议,好险呢!</p> <p class="ql-block">三、骑马</p><p class="ql-block"> 昭苏县第三站以山脊线为界,汽车不能通行,步行爬山又太远,平时战士们巡逻都是骑马,我们要到点位上去,也只有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当兵以前生产队里的马是非常宝贵的,不可能让人骑着玩。我入伍后,开始是炮兵,出行都是汽车,更是与马无缘。出发前,我说没骑过马,和我们一起行动的副连长说,没关系,给你选一匹最老实的马。十几匹马、十几个人一拉溜走在小路上,我排在队伍靠后的位置,后边还有两个战士。开始还比较好走,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我也没有感觉骑马有多难,走着走着一条小河拦住去路,大约一个马身子的宽度,河床很陡,水流顺着斜坡,湍急汹涌。只见前面的骑手拉着马缰,双腿翘到马背上,马身子往前一探一窜就过去了,我的坐骑可能是因为老实,也可能是我驾驭不当,来到河边,犹疑试探,慢慢入水,我紧张、害怕,两只脚紧紧蹬着马镫不敢放松丝毫,走到河中央,马身阻挡,河水上涌,我大腿根儿以下全部湿透,来到山顶,风一吹,湿冷透骨。战士们看着我,想笑又不好意思,我更不好意思。下山的时候,副连长选了一条远一点但不用过河的路,使我避免了再次尴尬。</p><p class="ql-block"> 离开昭苏,在霍城县走了头湖、霍尔果斯、红卡子等五、六个站点,接到处长电话,要我们抓紧结束伊犁方向的工作,赶到博乐的阿拉山口与他们会和。第二天到达后,便加入了来自外交部、总参、自治区外办、军区等相关人员组成的大队人马,沿边一路向北,经过了“小白杨哨所”——塔斯提、眺望了1969年铁列克提事件战场、查看了巴克图、吉木乃国门、领教了北湾的蚊子……来到阿黑吐拜克,再次骑马。马还是老实马,骑行在阿克库姆沙漠深处,路还算平缓,来回四个多小时,我的脚一直紧紧地踩着马镫,不知道膝盖的哪个部位造反,巨疼不已,下马时,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又一次尴尬。随后,北京来人奉召返回,剩下的继续北上,直到白哈巴任务结束。</p> <p class="ql-block">1985年,在阿拉山口边防连瞭望塔上</p> <p class="ql-block"> 此次沿边之行,历时一月有余,行程15000多公里,人黑了、瘦了,有紧张,有尴尬,但更有收获:除开工作任务,一是治好了我从小不吃羊肉的毛病,边防一线连队,几乎天天吃羊肉,开始吃的时候憋着气,紧着嚼,咽下去再缓一口气,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尤其在白哈巴,山坡上,松树下,现杀的羊,纯正的哈萨克族手抓羊肉,沾着盐水吃,一点膻味没有,还特别香,至今难忘;二是欣赏了新疆大美风光,那时候不懂大自然的美,也不知道赏景,但有些地方还是令人震撼,白哈巴自不必说,现在是红得发紫的旅游胜地,塔城和布克赛尔北山的花海,一眼望去,和天上的白云连在一起;戈壁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有山有水,有人有房,有树有路,逼真到怀疑自己的眼睛。</p> <p class="ql-block">四、密接毛子兵</p><p class="ql-block"> 1983年五、六月份,军区司令员、政委到南疆部队视察,司、政、后一帮人随行,我在其中。值班飞机飞越连绵起伏的雪山和茫茫沙漠戈壁,到达疏勒县南疆军区后,得知第二天克州军分区边防代表要去托云会谈会晤站对面与苏方代表举行会谈,处长要我以参谋的身份一同前去,长长见识。</p><p class="ql-block"> 边防会谈会晤机制是为了及时处理边境地区争端和纠纷,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设立的,不定期举行。会晤由会晤站人员根据需要确定,在规定位置升起旗帜,对方看到后在规定时间到边界会面,面对面站着,就边境管理事务如人畜越界、野火、洪水等进行交涉,或商定会谈时间地点、交接人员、物品、祝贺节日等;会谈由会晤站的上一级、一般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级别的人以边防代表的名义坐下来谈,就某个或某些事由提出交涉、沟通情况或交换意见,地点在邀请方境内固定场所进行。那时候中苏关系并不友好,甚至有些紧张,会谈会晤中凡是涉及指责、抗议对方人畜越界的行为,只要不是当场抓住,就绝对不会承认,最后沦为打嘴架,不了了之。尤其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那股不正常的风也吹到了会谈会晤场所,如苏方指责我方人员越界,我方就会理直气壮的怼回去:中国人民都是用伟大领袖思想武装起来的,心最明,眼最亮,根本不会越界;邀请对方来会谈,开场白是: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伟大领袖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苏方人员听得出来,这是在骂他们,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说,你们先学,学完了我们再来。这些成了后人嘴里的冷笑话。</p><p class="ql-block"> 非常遗憾的是,我方每年都有人被苏方抓住送回来,尤其是采挖贝母的季节,很多甘肃人蜂拥而至,他们并不知道边界线在那里,挖着挖着就过去了。那时候我方一侧边境管理比较宽松,设施欠缺,而苏方设施齐备,特别是平原地区,靠近边境线设置一道丁字形铁丝网,很难翻越,铁丝网内侧是宽十几米的松土带,非常平整松软,人畜走过,会留下清晰的脚印,再往里是绊马索,细铁丝一圈一圈的散放在地上,人畜走进去,腿被套住,寸步难行,重点地段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铁丝网。山区相对少一些,被他们抓住的人,大多是在山区越界的。</p><p class="ql-block">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界会谈会晤,地点在苏方境内大约十几公里处,戈壁滩上几间不怎么样的房子,好像连个院子都没有,旁边只有一个露天厕所。室内摆设很简单:正中央一个长条桌,两侧摆着十几把椅子,几个不大的书架松散摆放着大小、薄厚不一的书,俄文占多数,少量中文。双方见面,握手客套,略微寒暄,会谈开始。长条桌各坐一边,各自介绍参加人员,由于我是生面孔,收获了对方格外关照的眼神。记不清什么内容了,苏方边防代表一阵滴里嘟噜的俄语,坐在他旁边的翻译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我专心听辨,尽力记录准确完整。我方代表不仅完全否认苏方指控,驳斥其无中生有,要求切实改正。反正是打嘴架,谁都不是很在乎,气氛比较平和。中间短暂休息,大家自由活动,有的喝水、有的看书,双方代表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家常:你又胖了,酒量长了没有……就像两个熟人说闲话、开玩笑,场上场下完全是两副面孔。有我方人员在现场的书籍中发现了反华内容,当场提出抗议,要求苏方马上撤走,他们并不当回事,虽然嘴上答应,却没有行动。我去了一趟厕所,返回路上被苏方一人迎住,后跟着三四个,围着我问东问西,哪的人?多大了?当兵几年了?结婚了没有?我现编一通,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假装听不懂,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是担心违反不得单独与对方接触的涉外纪律,好在没几分钟,我方翻译过来解了围。</p><p class="ql-block"> 1984年1月30日,处长要我和他一起去伊犁霍尔果斯,参加苏方发起的庆祝中国春节活动,31日午饭后,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在乌苏北疆军区招待所住了一晚,2月1日除夕,下午四五点钟到达霍尔果斯,一路车辆稀少,畅行无阻,六七百公里的距离,只见到不超过10辆邮政车和大客车。第二天大年初一,全体人员集合完毕后,伊犁分区副司令,也就是边防代表讲了注意事项,并请我们处长也说了几句,处长虽然没有副司令职务高,但是上级机关主管部门领导,自然被高看一眼。一行人带着烟酒、鞭炮等礼品,驱车来到界河桥上,苏方有人迎接。跨过界河,又前行两三公里,便到达了活动地点。苏方设在这里的会谈会晤站要比托云对面的站点高级很多,房子虽然也不多,面积也不是很大,但装饰、摆设非常讲究,桌椅用具书籍等等,井然有序。节日活动的氛围比平常的会谈会晤轻松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双方人员大多是老相识,个个面带笑容,尤其是苏方人员,放得更开,与我们的人搂搂抱抱、勾肩搭背,也不鲜见。落座以后,苏方代表首先发言,祝贺中国新春佳节,祝福中国越来越好,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我方代表随后表示了感谢,也祝福苏联人民生活美好,越来越富足。简单几句客套话之后,宴会开始,一个小兵先给每人发了一个小茶碗儿,紧接着两手各提一个精致的长嘴壶,一壶倒出来的是牛奶,一壶倒出来的是熬煮过的很浓的茶水,混合在一起,就是他们的奶茶,上了几个菜、都是什么菜,已经没有印象,只知道最后一道菜是烤乳猪,顶多一尺多长,焦黄油亮,苏方代表用刀子先将猪嘴拉下两块,一块递给我方代表,一块放进自己嘴里,说这是说话的器官,所以要双方代表享用,然后切下耳朵递给双方翻译,说必须听得清楚才能翻得准确,最后把猪尾巴分成两段送给双方司机,说这是掌握方向的部位,其他人就没有什么讲究了。每次这样的场合,都要喝咱们中国的酒,说比苏联的伏特加好得多,烟也是。他们特别喜欢中国的轻工产品,比如暖水瓶、女式围巾等等,凡是需要赠送小礼品的场合,一般都是给他们这些东西。给我倒酒时,我说不能喝,他们并不勉强。我们的人喝酒很谨慎,因为外事纪律规定不得超过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感觉苏方人员大多没有顾忌,见到好酒敞开了喝,烂醉的情况也发生过。</p><p class="ql-block"> 饭后,来到室外,燃放鞭炮,有点的,有看的,噼里啪啦,好不热闹,我两手轻轻地各捏着一个二踢脚,两个人给我点燃,一响在手中,一响在天上,咚——咣——!一苏方人员也学我的样子,拿在手上,可捏得太紧,咚——咣——!一响在手中,一响在地上,大家笑他,他一脸懵。</p><p class="ql-block"> 活动结束以后,处长和我立即回返,晚上住精河兵站,第二天早上直奔乌鲁木齐,走着走着,汽车暖气没有了,司机查了查,发现被冻住了,外边多冷,车里也多冷。我还好,坐在后座,脱了鞋用皮大衣把脚包住,暖和一些,处长和司机可能冻得够呛。一直到玛纳斯兵站,用热水冲了冲,暖气才恢复。</p> <p class="ql-block">霍尔果斯界碑</p> <p class="ql-block">五、登上帕米尔</p><p class="ql-block">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地方,被称为世界屋脊,其实我国还有个地方比青藏高原更高,但由于它的面积只有十万平方公里,比青藏高原250万平方公里小太多,它的最高峰乔戈里峰也比珠穆朗玛峰要低200多米,所以人们就往往忽略了它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绝对高地,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是屋脊上的屋脊,它就是帕米尔高原。</p><p class="ql-block"> 军区首长到南疆部队视察的最后一站,是前往帕米尔高原,慰问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驻军,包括红其拉甫边防连及前哨班。红其拉甫边防连前哨班位于中国——巴基斯坦边界国门一侧,海拔5100多米,这里七八级以上的大风长年不断,最低气温达零下四十多度。早饭后从疏勒出发,沿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前行,海拔越来越高,我们的座驾212也越来越吃力,同行的新华社驻军区秦姓记者,滔滔不绝的讲述沿途风景,我记住的有峡谷险要路段“老虎嘴“、海拔7500多米、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被称作“黑海”的卡拉库里湖及石头城的故事。特别羡慕他脑子里装了那么多知识,还亏了有他,不然这一路我肯定都是昏昏沉沉的状态。行驶大约300公里,到达县城附近的团部,下午听取工作汇报。</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继续向红其拉甫进发,在我们的鼓动、吹捧之下,秦记者又开始了滔滔不绝,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塔吉克人来历“汉人天种”的传说,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在很久以前,汉朝公主远赴波斯国和亲,西行至帕米尔高原,恰逢战乱,无法前行,护卫人员就在一个险峻异常的高山,筑起城堡,将公主安置其内,严密守卫。几个月后,战乱结束,再启程时却发现公主怀孕了。守卫大臣严查,公主贴身侍女告诉大臣:公主住在高山上,无人能与公主见面,只是“每日正中,有一英俊男子从太阳中骑马到此,与公主相会”。怀孕的公主, 自然不能再赴波斯,又不可能退回汉朝,众人商议就地安家,推公主为王,自成一国,把城堡扩大成为城郭,那个城堡被命名为“公主堡”,他们的后代就是塔吉克人。</p><p class="ql-block"> 首长们乘坐的是日本进口的越野车,估计车上备了氧气,即使这样,为了减少在高原的停留时间,他们的速度比前一天快了不少,我们的212油门踩到底,还是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的慢慢爬行,途中路过海拔4800米,曾多次荣获出访途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嘉勉的红其拉甫导航站及边防连,我们赶到时,首长们已经慰问完毕,我们擦门而过,还是落后了一大截。待到达白雪皑皑的国门时,他们大部分活动也已结束,有的在国门附近拍照,有的开始走向汽车,我们快步前行,迎面走来的两个人问我: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吗?我说没事,没有不舒服。当第三个人问我的时候,我反问了一句:你看着我不正常吗?他说,你嘴唇发青。但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到达国门、界碑附近,几个在边界巴方一侧活动的巴基斯坦人,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并拿来杏干执意送给我们,嘴里喊着:乌尔都、英格力什!希望与我们交流的。可惜,这帮人里没有翻译,既不懂乌尔都,也不懂英格力什,只得微笑着挥手再见。还别说,他们的杏干挺好吃。</p> <p class="ql-block">红其拉甫国门</p> <p class="ql-block"> 当兵12年,始终默默无闻,没立什么功,也没受什么奖,从未当过一个带长的(包括副班长)。但大熔炉的锤炼,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一辈子没遗憾,一辈子不后悔!</p> <p class="ql-block">1987年,最后一张军装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