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星枢//黑 眼 睛(下)

李东川

【深潭】 李东川摄

孩子清澈透明的黑眼睛永远看不透成人的世界，令人悲哀的是她们终将也会跌进成人的世界......

——编者的话

未过多久环保局新局长满脸笑容地来告诉我，我们的小品被国家环保总局小品大赛组委会选中，不日到北京参赛。

此外还说了些诸如夸赞我对他们的委托尽心尽力，不但找对了编剧，也选对了导演与两个演员，事后必好好谢我们剧团等好话，此后千嘱咐万嘱托我这最后一锤子了可一定要砸好等等。

局长喜笑颜开又满带快意地走了。

我做为一个小小的县剧团团长，此刻想的是由此得以带团队去北京，尤其是登上央视舞台，在亿万人前露面，当然是件破天荒的大喜事！然而得意之余也自然想到了又得面对那双令我已不敢与之对视的黑眼睛，不由得心里一阵发憷。但是心里发憷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要换演员吗？换演员又有什么理由呢？再说我们从县里市里省里一路闯关斩将战无不胜，黑眼睛小姑娘是立了头功的，现在要进北京摘桃子了把人家换下来，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我还是干不出来的。那我成什么人了！

县文联主席来了，我以为他听说了消息来道喜。没想到他笑脸过后突然变得严肃，他说他是来传达上面最新意思的。

我问这回是什么意思？哪位领导的意思？他还是像上次一样说“你就别多问了，到他这里的只是——只是——只是据说啊——台词中将市长改为县长的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市长——不，是原市长——现在的省领导耳朵里了，据透露领导很生气，说是谁这么没事生事胡乱瞎联系？一个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虚构编排的小品，与现实生活里的真人真事有什么关系？这要传到北京会给省市领导们造成多坏的影响？！”

我一听也觉得事情严重了。问主席“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能消除——或者挽回起码减小影响呢？”主席叹口气说“谁又想得到一个小品竟惹出这么多麻烦！”

我说“我问的是你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去。上面只是要我把事情转达给你，还得你团长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

我摇摇头：“我拿主意？我一个小小的县剧团团长我有那个资格吗？”

主席说“还是那句话，我只是来传达的，刚才我可录了音。我的任务完成了。”文联主席习惯性地拍拍我肩膀走了。

他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可怎么办？要不干脆再改回去？看来上面就这个意思，否则来告诉我干嘛？对，一定是暗示我再改回去。

再改回去容易得很，不就是改一个字的事吗！

可是我眼前的那双黑眼睛却令我为难了。那个字的台词是要通过她的口说出来的，可她要问我——她是一定会问我的——好奇心最强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又有哪个不是问这个为什么问那个为什么的呢，当她问我这一个字为什么又改回去时，我可该怎么向她解释呢？

大人们心里的那点小九九，对一个才六岁的孩子可怎么说得出口啊？！为此我买了不少孩子们爱吃的东西，打听好孩子不在时去了黑眼睛家。满以为大人们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殊不知孩子妈却说女儿说过几遍了，说她这辈子再也不上台演戏了。前几天俱乐部的老师来叫她参加什么演出队，她说她不想当演员。

我赶紧说了一通各种的好话。回来后怕事情没把握，又特别请了文联主席和幼儿院长去做了工作，什么机会难得啊孩子前途啊顾全大局啊这些大道理都用上了，才算勉强把事情敲定。

可是我自己却抑郁了！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夫妻间那件忘不了的事都没有了心思。妻子当然发现了不正常但又不知道原因，开始处处没事找事发脾气甚至摔东西，我尽力迁就讨好但就是张不开口告诉他原因。事情虽然小到不能再小了，可事情越小才越显出我这个人不是也是——越小了不是！那样日后岂不成了老婆嘴里张口就来的笑柄。

我打电话给编剧，告诉他进京演出要将县长改回市长的事。原以为他听了会消消气，想不到他却阴风阳气莫名其妙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了——”

“讲个故事？什么故事？”我问。

“上古时候啊，尧、舜、禹的帝尧你一定知道，帝尧听说一个叫许由的隐士贤达而智慧，且有治国之才，便礼贤下士地亲顾茅庐请其出山，许由坚拒，还要到河边去洗耳朵。正巧这时巢父牵着青牛来到，就在紧挨着许由的下水的一边来饮牛，也就是给牛喝水。巢父问许由你耳朵怎么了？许由便告诉他刚才尧来请他出山做官的事。不料巢父一听便将牛牵到许由的上水的那边饮牛去了。许由问这边怎么了？巢父笑笑说：我怕那边的水弄脏我青牛的鼻子。”

随之电话那边哈哈大笑声震耳！笑完了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你们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我管不了，但从此我与这个小品无关了，我的名字不能再在说明书里出现！”说完把电话挂了并把我拉黑。

这人怎么了？我哪里得罪到他了？我一下蒙了。

我又打电话请导演过来再次精加工排戏，不料他竟然拒绝说他不再是这个小品的导演了。这次是我挂了电话骂了一句“真他么两个疯子。难道你不食人间烟火吗？！”

但是我从剧组又一次集合排练、到省环保局报到、再到在省局某处长的带领下入住北京友谊宾馆，一直没向黑眼睛提台词又一次改动的事。

可嘴里不提心里却是越想，白天想了夜里想，加上吃饭不正常脸上自然也就也不正常了，一是憔悴再就是脾气反常，领队看出来了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劝我趁着大赛还没开始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只好摇摇头“没事。影响不了上台”。嘴里说出“上台”两个字时心里蹦出的却是“下台”两个字——是啊，一直弄得我忐忑不安的不就是在告诉黑眼睛那个字又改回去时，她一旦——不——是必定要问我为什么的，那时候面对那双黑眼睛我这张老脸可怎么“下台” 呀！

事情一直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我正想着以怎样的理由来告诉黑眼睛，组委会工作人员这时拿着最后敲定的演出单位排序表，以及各小品演职员名单让我看，也是我一时大意了，没在意站在我身旁的黑眼睛也伸过头来看，哪知道这个才六岁还没上学的小孩子竟然也认字，她立即提醒我“他们怎么把编剧和导演的名字给漏掉了？”我赶紧拉着她小手到一边悄声给她说“是他们两个自己提出退出了我们剧组”。

她立即瞪大眼睛望着我的眼睛问“为什么？”心里正因此烦躁的我提高声音说“小孩子哪有这么些为什么，你只管好你自己演出别出错就是了。”她满眼疑惑地底下头没再说话。我接着告诉她“一会演出时你一定要记好，县长那句台词又改回市长了。千万记住是市长不是县长。”

她猛地头一抬问“为什么？为什么又改回原来的市长了？”我有点生气地又重复了一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小孩子哪来这么些为什么。管好你自己演出别出错就是。”

她小嘴一噘没再出声。

终于该我们上台演出了。我与老校长当然没有问题，但喜欢的演出状态可就与此前不同了。一是原来的自然、天真、活泼与热情的感觉荡然无存，最要命的是她每当将要唸出那句“市长”的台词时总是要犹豫一下，并且声音也是怯生生的含糊不清。

她是一时脑子乱了总怕念错似的。最后她竟把市长两个字省略掉而只吐出“伯伯”两个字。再后居然连“伯伯”的称呼也跳过而直接唸后面的台词了。我强烈地感觉出她是故意的。她已经不愿意对我叫出“伯伯”这个对长辈的礼貌称呼了！

但在舞台上我又能拿她怎样，我只能当做她是紧张得忘词了地往下演。

此一刻我在舞台上的每一秒钟都像一年那么慢得让人难受！

终于熬到戏结束的时候了。本来剧本最后原来的台词应该是“不是吗，市长伯伯？”时，不知道她是慌乱得还是下意识的还是故意的，她唸出的台词竟然是“难道不是吗？”她在“不是”的前面加了“难道”两个字，而在最后面竟又减去了“市长伯伯”四个字的称呼！

更为严重令我茫然无措的是，本来她在说完这句话后，要一直两眼看着我，只到我被她的回答也是否定甚至质问的冲击得垂下了头，抱住脑袋慢慢蹲下，等那段冲击每个观众心灵悸动的大提琴独奏出的长长的音节过去，我复又站到她面前，两手抓住她的小手，两眼对视着她的一动不动的大眼睛。全剧才算结束。

可是——可是她——可是她说完她——不是她饰演的角色喜欢——而是她黑眼睛自己的最后的台词“难道不是吗？！”后，却连看我一眼也没有，竟转身毅然绝然地将我一个人扔在台上，自己一个人走下了台去。

我的天啊！

此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

“下不来台了！”

2025.1.9日晨于莲池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边，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一级编剧。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及剧院发表和演出20余部大型舞台剧目。其中《合欢》、《这里曾经有座小庙》、《酒韵》、《红雪》、《戏剧系戏剧》、《思乐园游艇》均在国家中心期刊《剧本》面世；作品三次做为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和毕业大戏正式演出；《绿帽子》由五十年代毕业于前苏联鲁娜塔尔斯基戏剧学院的著名导演张奇虹女士亲自执导，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 作者一直恪守的是：无论世风如何日下，投稿、评奖、评职称绝不走关系，守住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自尊与品格；而感到最为幸运的是有些作品还能触动人的神经甚至灵魂。此外中短篇小说评论散见于《雨花》、《钟山》、《清明》、《百花洲》、《影视文学》等文学期刊或报纸。拍摄播放六七十部集电视剧。晚年精选作品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剧本集等150 余万字。作者所有作品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尝试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人性中恶与丑乃至于仇恨的批判、以及人类更为久远的价值观、人的尊严以及生命的权利，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的探索。作者将自己界定为：“致力于非娱乐性精神欣赏愉悦作品的非主流边缘剧作家。

结束篇

2025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