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1947

三足乌

母亲徐成荣 三 母亲和大哥所在的户，是一个中等富裕户，他们家有富余的粮食，还开一个豆腐坊，平时雇着短工，家里有干不完的活。“母亲是个手脚勤快的人，她9岁的时候我姥姥就去世了，那时老舅才三岁，外公和两个舅舅，在外做生计，大姨已经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她小小年纪不得不担负起了家务的重担，她不但能做家务照顾孩子，地里的农活也是行家里手，到什么季节该种什么、怎么种，她都了如指掌，尤其是对农历的节气，她特别的敏感，农历几月几日是什么节气，什么季节有什么农事她比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知道的详细。 母亲1920年——2021年 不仅如此，她还有一手人见人夸漂亮的针线活，她年喻90岁了在劳作之余还不停的纳鞋垫、绣枕头，谁要是到家里来，她就会把自己绣的鞋垫或枕套手绢之类的东西送给人家，什么穿盖椣、剪窗花她无一不会。她可以说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贤妻良母，所以母亲在他家每天除了照顾孩子总是不停地给他们干农活做家务，很受他家里人的喜欢，后来他们家的每日饭菜也都由母亲来做。趁此机会母亲就会多做一些饭，找机会送给那些吃不饱的被俘人员和孩子。在被俘后的一天夜里，一个人突然来联保户找母亲，由于天黑也看不清来人是谁，母亲问他：“你是谁？找我干嘛？”来人压低声音说：老舅妈，我是连仲，我爸爸叫我来托人保您回去。母亲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被俘的人员中有一个是果庄张永增的续弦，她娘家就在延庆二道河村，被俘没几天就托人给她娘家捎信，她娘家哥哥是村里的轮值保长，去兵营就把她保出去了。不久她回到西山口家里（从此以后他们全家就从果庄搬到了西山口定居，值到现在），张永增听说我母亲也被俘了，所以他就赶紧打发儿子张连仲到箭杆岭来和母亲联系要保她出去。因为张永增的前妻国氏是我家姑姑，张连仲是我大表哥。张永增本人也是一个开明人士，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果庄的粮茉，负责给八路军筹集粮款，押送粮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过应有的贡献，他虽然是富农阶级但他却是一个开明豁达的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5年11月在解放区开展的“减租减息，曾加工资”的运动中，他带头响应解放区政府号召减租减息，为长工和短工增加工资。1946年5月4日，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做到“耕者有其田”。这样张永增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巨大的反差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抵触情绪。母亲当时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因为母亲的特殊身份，而且和他又是亲戚关系，因此，母亲劝张永增要认清形势，不要对抗土改工作，正确对待群众斗争，做到不逃亡、不投敌。他听了后有了很大转变，他懂得了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夺取天下必须要走的道，是谁也抵抗不了的。所以土改刚一开始他就把多余的土地园林和浮财，一并交给了农会，在以后的残酷斗争中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为此他一直都从心里感谢母亲，解放以后我们两家还来往频繁，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家因为孩子多，口粮不够吃，他还接济过我们。这回母亲被俘他叫大表哥来托人，也是念母亲对他的好儿。母亲一听连仲说要托人保她出去，她就想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危难时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应该和群众在一起，做群众的主心骨，与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因此母亲对连仲说：“你能把我们都保出去吗？”连重说：“那我可办不到，我只能把您和表弟保出去，别人我可保不了”母亲说：“如果是这样，我也不能一个人出去”连仲为难的说：“您要是不回去，那我不是白来一趟吗？”母亲压低声音说：“不白来，你赶快回去找咱村的刘凤鸣，他现在昌平城里开买卖，你找到他，就说我被捕了，叫他上来一趟，他会来的。”因此表哥回去后辗转找到了刘凤鸣，把母亲被俘的情况，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和母亲让找他的意思，跟他说了一遍。刘凤鸣听后并没怠慢，赶紧料理好买卖，他第三天就坐火车到延庆又徒步赶到箭杆岭，找到了我母亲。“刘凤鸣果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聘于昌延县抗日民主政府参政会议员，在我党领导的村抗日政权中作为开明人士担任过文书。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为抗日斗争做过贡献。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的斗争方向发生重大转变，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根据《五•四指示》精神中共中央领导农民，通过清算斗争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土改运动中刘凤鸣被定为富农，是清算斗争的对象，对此他想不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小队捆到农会进行斗争，被一些群众打的趴在地上起不来，母亲看到后，心想，这样会整出人命的，赶紧报告给了区公所驻村里的干部徐文斌，他一听母亲的汇报，当即对母亲说：你快去农会把他保下来！母亲说：我那敢保呀！徐文斌说：没关系，你就说是我让你保的，如果死了人，我和村里干部都没法向上交待！就这样母亲到了农会把刘凤鸣保了下来，也算是救了他一命”。这回两人见面后，母亲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保她们出去？“刘凤鸣面有难色的说：“自从由果庄出来就在昌平城里开了一个小买卖维持生计，与‘那边’并无瓜葛，‘政府’里的人认识的也不多，所以目前让我保你们出去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其实母亲捎信叫刘凤鸣来，是让他想办法去县政府’找一个名叫齐文的人，让他想办法保她们出去。齐文是十三陵永陵村人，原来是个做买卖的，后来大约1945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当上了国民党昌平县景泰大乡乡长，此人手眼通天，在县政府有很多熟人，经常行走于县政府上下，所以在官场上什么办点事啦、保个人啦、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这么一个人母亲如何会认识他呢？“那还是1939年为避匪患，母亲曾在昌平邓庄村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大伯国红是个远近闻名的买卖人，经常从南口料场，租车皮往张家口、绥远一带发货，当时也在邓庄那住着，母亲也经常到料场去帮忙，她瘦小的身影经常在料场上不停的干这干那忙碌着，等闲下没事了就给他们烧水沏茶。料场是国红与齐文合租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齐文见母亲即勤快又漂亮就问国红：“这个小媳妇是谁家的？”国红赶快介绍说；“她是我兄弟媳妇小白（母亲乳名），在家活也不多，跟我出来，连玩在见见世面，另外呢帮我料理一下场子，以后有什么沏茶倒水之类的小活你尽管吱声！齐文看着母亲笑着说；“那我以后可就不客气啦！从那以后母亲才认识的齐文。此人1949年随昌平伪政府逃亡到北平，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不是军人，所以按处理旧政府人员规定，凡是不被聘用人员，一律遣送回原籍。齐文知道就自己的身份，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曾自杀未遂。1950年11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因为他在当景泰大乡乡长期间，多次配合国民党发动对根据地的清乡军事活动，至使我解放区多名党员干部牺牲，其中就有1948年2月7日‘分水岭惨案’，七名党员和自卫队员被枪杀，1948年2月19日的‘泰陵事件’有三名党员干部牺牲其中就有昌顺县委敌工部长朱世昌、通讯员贾德忠、区宣传干事王克礼等同志。1951年齐文被处已极刑。刘凤鸣按母亲说的意思回到昌平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齐文是景泰（十区）大乡乡长，有时来县政府上班，在县衙大门口就能看见他。因此刘凤鸣就到县衙门口来等，等了一两天也没认出谁是齐文，第二天他买了两盒烟给门口站岗的求他们等齐文来了给介绍一下，上午九点一个手拿公文包，身穿中山装，头戴宽边礼帽的人来到县衙他就是齐文，经门岗介绍刘凤鸣赶紧凑上前说：“您就是齐乡长吗？”齐文停住脚步上下打量一下来人说：“我们认识吗？找我有事？”刘凤鸣说：“您确实不认识我，我是受果庄村国红的兄弟媳妇小白之托来找您的，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她了？”齐文听后眉目往上一挑连连点头说：“啊！记得，记得！所以齐文只知道母亲叫小白，并不知道她的身份，接着他问刘凤鸣说：她现在怎么样，托你找我有什事？刘凤鸣将母亲被俘看押如此这般的和他说了一遍，并表示求他想办法，把母亲一干人保回来。齐文听后沉吟了一下说：“啊！是这样，那我今天就找人想想办法，看看怎么个保法，你过两天后还到这儿来等我！刘凤鸣听了千恩万谢的又顺手塞给了他十块大洋作为打点。回去等第三天听信。齐文回去后备了一份礼到县政府找当时的昌平县长兼县党部整理委员张云清，想通过他把人保回到昌平再说。“张云清1946年任国民政府昌平县县长，张在任职期间他因为千方百计四处敛财，大肆的贪污受贿，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1947年9月原国民党昌平县党部书记长陈淑渊（1950年在保定被人民政府处决）联合当地警察、商会、学校等部门向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告发了他，张云清被撤职查办。所以张云清看齐文拿厚礼来找他一定有求于他，因此他寒暄两句就说：“齐兄有什么事尽管说？”齐文轻描淡写的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有几个朋友到延庆跑买卖，被延庆驻军给扣押了，想请您给出个证明把他们保出来。”张云清说：“这事啊！那就由县政府出个证明，你就去办吧！”齐文一听赶紧从公文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证明递了过去，张大概看了一下就签了字，随后叫文书进来盖上了县政府的印鉴。齐文拿到证明后如释重负。第三天如约到县衙门口见到了刘凤鸣，齐文将证明交给刘凤鸣并交代说：“你拿着证明去兵营保她们，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他们把人交给你带回你在路上就可以把她们放回去，要是他们一定要派人押送，那你就在南口车站等着接她们，接到人后给人家打个收条，然后将保回的人员遣散，切记千万不要将他们带到昌平来，给我找麻烦。第二天刘凤鸣依齐文所嘱，拿着证明，从南口乘火车到延庆孟家窑兵营。孟家窑驻军是国民党104军的一个团部，刘凤鸣通过孟家窑的保长引荐，将取保证明就给了这个团的参谋长，他一看证明上写的是：‘延庆孟家窑驻军长官部：闻我县一干人等被贵部俘获，现看押在箭杆岭村，恳请贵部将其交由昌平县国民政府审察处理。昌平县国民政府，县长：张雲清，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二。’上面盖着昌平县国民政府的印鉴。他当即就表示同意移交。因为他们的初衷是将人质当钓饵，引游击队上钩，达到将果庄游击队一举歼灭的目的，可是关押人质近一个月，不但没能引来游击队上钩反而被游击队偳掉了设在莲花滩和柳沟的两个警局，损失惨重，受到上司训斥。人质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如果放了他们，没法向上司交待，不放吧，游击队又经常来骚扰。他见有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巴不得赶快把他扔出去。因此他把刘凤鸣当成县政府的人啦，叫他回去到南口火车站，初四接人，人质由军方负责押送。刘凤鸣赶紧又到箭杆岭通知了母亲，叫她们做好回家的准备。母亲接到消息后就串联所有的被俘人员，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同时她想到有两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南口，一个是果庄村村长国文秀的妻子。 左 1947年果庄村村长国文秀 1947年果庄村村长国文秀 一个是游击队小队长刘凤祥的妻子。 左韩庆春右果庄游击队小队长刘凤祥 刘凤祥 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文秀、刘凤祥都是县里挂名的所谓‘赤匪’，二是‘土改’时斗争刘凤鸣，他们二人是积极分子，因此以防万一，母亲让他们装病，躲过统一押送，等他们走后从小路寻机脱险。母亲其实也很危险，因为大舅徐成林是解放区一区区委干部，是国民党特务重点抓捕目标。但是母亲和刘凤鸣私交很好，而且这次人质营救是母亲一手策划的，所以必须要有始有终让所有人质安全脱险。农历五月初四凌晨3点母亲一行人，由两个国民党士兵押送到延庆火车站上火车，清晨到达南口。刘凤鸣如约在那接收人质，母亲赶紧到南口‘四合记’柜上找熟人借了五块大洋，又到车站，给那两个国民党兵一人一块大洋，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条毛巾和一条烟，又给他们俩一块大洋吃饭。刘把事先准备好的收条给了他们，就算交接完毕了。把他们打发走以后，母亲又赶紧将被俘人员全部遣散，投亲的投亲，靠友得靠友，母亲和刘凤鸣一起吃了顿饭，又用剩下的钱给他买了几包香烟就算是答谢他了，俩人就此分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