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红军东征后 到底是谁陷入四面楚歌（下）

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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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是继福建事变之后，国民党军事集团中第二起大的抗日反蒋兵变，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第三起，此时两广事变仅过半年。这说明什么？不排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天下大势和人心所向，大家不愿同蒋介石一起当卖国贼与亡国奴，蒋介石不改弦易辙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但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不但没有汲取教训认清大势，反而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实为历史鲜有。表现得极其得意忘形。这样的错误认知，很快就给他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

而远在陕北的毛主席却看得非常清楚，极具预见性地指出：蒋介石继续投降卖国，统一与停止内战已是不可能，全国必将继西南之后到处举起反蒋的旗帜。[11]

当时，政治局开会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后，大家讨论发言。毛主席认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12]

为什么要坚决驳斥胡适呢？胡适的所谓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13]。蒋介石的论调与胡适一致。日军侵占东北之后，胡适到处宣扬：反正东北已丢，我们又打不过，不如成人之美，将东北送给日本人，并承认伪满，如此便可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他给蒋介石提出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当时南京政府内有一大群汉奸掌握着实权，基本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有过之无不及。提出批胡适的民主改良主义，就是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就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在思想政治上开道。

[胡适（1891-1962.]

红军东征后，不仅牵动了华北政局，也牵动了南京政府及山西周边的利益攸关方，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政治上的各派势力，纷纷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络。

两广事变爆发后，几乎第一时间，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派人到上海和平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在上海，王公度找到了冯雪峰，表示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两广方面反蒋坚决不会动摇，希望在舆论宣传、群众团体的策动与配合、军队的联络特别是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等方面一致行动。还派人到陕北与我联系，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14]。我们也派出重要代表南下联络，以做到互相配合。中革军委毛主席和朱德，还专门发表宣言表示支持，提出立即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派人与我联系。我们派张曙时、冯雪峰秘密去成都做刘湘的工作，签订了中共与刘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刘湘把反共政策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八字政策，还将一些重要情报送给中共，给了6万银元做活动经费。[15]

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已与红军密切合作，陕西省政府主席、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代理甘肃省主席新新一军军长邓宝珊[16]，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等都与我有联系，甚至派人到陕北[17]。山西土皇帝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被红军东征打过后，准备联共抗日。绥远省政府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也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18]

主动与我联络的还有，打响抵抗日本人第一枪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淞沪抗战的粤军抗日爱国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甚至新疆王盛世才，也给中共代表团王明写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要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变成中国革命的可靠根据地。[19]

还有，英、美、法等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更加趋向于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政策。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支持中国对日抗战。[20]

出现这样众望所归的局面，到底是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出路了，还是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了？中国文化界领袖支持红军；进步的政治领袖支持红军；国民党重要将重要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举起抗日反蒋大旗，要与蒋介石直接刀枪相见；那些过去与蒋介石一起反共的重量级国民党元老，不但不再反共，还强烈的反蒋抗日；各地各派的军事政治人物，也纷纷派人联络中共和红军，要合作抗日。从一般意义看，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根据地周围强敌环伺，似乎无路可走。但在红军东征后，竟然出现了近似多米诺骨牌效应，民族革命的大风暴竟然掀起来了。尤其西北地区和北方的实力派，本来与蒋介石联系就少，并被蒋介石视为异己力量，现在都开始与共产党联系，表示抗日反蒋、联合抗日的意愿，再加上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大国的态度变化，时局发展方向越来越与共产党的主张一致了。蒋介石为共产党和红军设置的包围圈，最后竟然把自己包围起来了。

东征刚刚结束时，毛主席就指出：红军东征动员了全国，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阎锡山，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推动了各派军阀的反蒋运动。我们的同志中，长征以后觉得自己小了，山西的胜利，扫除了这种观念。[21]

抓住抗日救国这个主要矛盾，掌握了政治、军事、舆论和人心上的主动权，改变了党和红军的被动局面，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为引领时局转变的旗手。蒋介石不承认主要矛盾变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对日不抵抗，搞得众叛亲离，最后几乎走到绝路，只能让命运牵着鼻子走。

由此想起，中学课文中曾经学过的孟子的千古名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诚哉斯言！古人诚不欺我！

作者介绍：王立华大校简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曾任总参宣传部领导、研究员。

长期负责解放军总部机关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部队和院校领导管理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党的创新理论、领导管理科学、学习型组织建设、团队思想文化建设、时事政策及党史军史等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和学识。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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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80页。这个评价源自：1936年5月20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电报，1936年5月26日一方面军政治部《东征的胜利和目前的任务（讨论大纲）》。

[3]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5] 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

[6] 倪墨炎著：《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4页。

[7]《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8]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下）。

[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10] 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1]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

[13] 金冲及著：《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15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

[15] 王光远著：《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18] 徐占权、徐婧著：《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页。

[19] 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3页。

[2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21]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页。

202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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