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魁

我是傻傻

转眼间，大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来纪念大魁，但直到今天才终于动笔。

随着年龄的增长，亲朋好友的离去已渐渐成了常态，但唯有大魁的离世对我触动最深。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年轻、太突然；也或许是因为他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中第一个离开的。大魁的走，让我深切感受到，生老病死原来离自己如此之近。

我与大魁真正的交往多起来，是到广州工作之后。大学期间，我们接触并不多，因为我们仿佛处在两个平行世界，鲜有交集。1998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广州工作，而大魁已在广州工作了几年并成家。当我得知他喜获千金时，特地去他家里祝贺。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他当时住在单位分的房子了。记得那天，他在院子里洗女儿的尿布。洗完后，他拿到太阳下面细细检查，还用鼻子闻了闻，然后晾到晾衣绳上。他一边忙活一边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解，如何通过尿布的颜色和气味判断孩子是否健康。那一刻，我既震惊又感叹：这个曾经“浪荡不羁”的公子哥，竟成了一个如此接地气的奶爸！这份反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26年过去了，大魁当年闻尿布的画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在广州的四年间，我与大魁断断续续见了几次面。记得他带我去广州的海鲜大排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广州有那么多平价又美味的海鲜大排档。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圈子基本就是出租屋到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对这座城市的美食文化知之甚少，还经常抱怨广东的饭菜不好吃！还有一次，大魁带我接待了两位92级的师弟高鹏和傅饶。饭后，大魁和这两位师弟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几位年轻女同事住在附近，看见这几个高高大大的男孩站在楼下，一个个像犯了花痴一样，跟我说，好帅呀，可不可以要他们的电话号码。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王大魁的外型还是很出众的。

与大魁交流最多的一次，是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回广州。我因出差去北京，恰好碰上他在北京，我们便买了同一班的火车回广州。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自己在广州的奋斗经历。从初入职场时的艰难，到后来的成长与体悟，工作中的人情世故，怎样巧妙的送礼，怎样跟领导打交道。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新鲜而有趣，因为在宝洁这样的外企，大家几乎没有社会经验，文化环境与体制内截然不同。

后来，我离开广州出国，与大魁渐渐少了联系。2017年底，他来美国看望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并顺便旅游。当时行程中有旧金山一站。我得知后很兴奋，想着多年之后又可以在异国他乡见面了。但他的行程安排临时有变，告诉我他决定这一次只在美国东部玩，下一年再来旧金山。反正女儿在这上学，有的是机会。谁知，下一年等来的却是他打来的噩耗：他被查处胃癌晚期。

得知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顶，但电话里的大魁却依然镇定。他抱着希望，让我帮他问问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我咨询了多位朋友，结论是美国在胃癌治疗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中国更优。听了医生朋友的意见，我好多天都在流泪，女儿问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向她解释。虽然我知道情况不乐观，但还是努力鼓励他不要放弃，并帮他联系我的患癌朋友，提供饮食、运动和放化疗的建议。然而，病情发现得太晚，虽然他也试了很多治疗方案，他的身体却在邪恶而强大的癌细胞的攻击下，一天天衰弱下来。

2019年夏天，我去沈阳看望父母，行程很匆忙，但仍决定前往广州见他一面。我知道，若再拖下去，可能此生再无机会，于是和老万一同去看望了他。那天，看着消瘦的他，心酸不已。虽然这次见面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却让我倍感珍惜，至少我们同窗一场，没有留下遗憾。

同年年底，大魁永远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世间的劳苦愁烦。他的一生洒脱而执着，有时甚至带着些许放荡不羁。但在生病之后，感觉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常常告诫我和其他同学：一定要及时就医、好好睡觉、学会舍得。他还叮嘱我，要监督万忠娟及时去检查身体，关爱自己。

大魁的离去令人不舍，但有时想想，他在疫情之前走，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否则，若拖到疫情期间，对他和家人而言，恐怕会有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电影《寻梦环游记》（Coco)中说，“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大魁，你不会被忘记。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杨老三

202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