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娜拉”，回来了

大嫚

还记得刘小样吗？22年前央视节目《半边天》里那个颧骨高高，脸色红红，有些拘谨，又有些懊丧，哽咽着说出“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关中女子刘小样。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曾说过，我们栏目采访了一千多个人物，特别优秀的也很多，可最后所有人都记住了一个刘小样。这期《我叫刘小样》播出后，一直有观众在惦念着刘小样的去向，事隔多年，我们终于在张越的新访谈节目《她的房间》里又一次见到了她。

小样还是小样，只是胖了些，脸上也有了些许岁月的痕迹。但小样已然不是小样了，不再那么痛苦，不再那么拧巴，自在松驰，一脸平和又满足的笑容，整个人完全是“打开”了的状态。在大理那个可同时观望苍山与洱海的房间里，57岁的她与张越侃侃而谈，聊读书，聊人生，聊她的“出走”与“回归”。显然，她的“身”与“心”已达成完美和解。

小样原是与周围的人和环境格格不入的。树上的鸟儿喳喳叫，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丈夫说，吵得人睡不着觉。池塘里的青蛙呱呱叫，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丈夫说，你说那是好听，人家不笑话你。丈夫感慨: 60万关中人口世代都在这个环境生活，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她觉得劳动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她喜欢春天第一场雷雨后激起的土腥味，喜欢鞋底踩过麦地后，带出的青苗味，“那个味儿甜甜的，好像得眯着眼睛才能去闻它”。早春时节，她还会领着孩子去地里看叶苗上的露珠。 孩子们说，这个妈妈总是长不大，太幼稚。

小样之所以嫁给小林，一是因为他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祖宅的门楣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二是因为他是本地极少数出去闯过世界的男人。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种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小样从收音机里听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跟着《新闻和报纸摘要》一字一句地学说普通话。 小样说，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那是不一样的声音，是远处的声音。她也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把电视当做书来读。就是从听收音机和看电视开始，她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通过《人物》杂志记者安小庆2019年对张越与刘小样的采访记录《平原上的娜拉》，我们知道了《我叫刘小样》播出前后更多的细枝末节。

在张越采访刘小样的前大半年，这个陕西咸阳的普通农村女子曾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诉说内心的苦闷、迷茫与无措。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因为这些“规矩”，即便火车站、高速公路近在咫尺，离“远方”并不遥远，可她只能如囚鸟般困守在家里，做别人眼中的“好媳妇儿”。

在另一封来信中，小样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这里的“平”并非指秦川地势的平坦，而是指日子“只有一种过法”的平静。小样说，生活越平静，心反而越不安定。她不想过这种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她想去看看大山，看看大海。山和海是她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她说，有向往的人眼里才有光。

张越说，你的身体在过一种日子，而心里却永远在想着另一种东西，而这东西不能对别人提及，这很痛苦。小样说，这就是她的悲哀。

在当地人看来，农村的女人，只要做好饭，带好娃，干好地里活就行了，她不需要有思想。可小样不这样想: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如果离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还会平静一些，但是，它看得见，却摸不到，能走近，却不能走远。“传统的东西揪不掉，而新的东西够不着”，她就是处于这种矛盾的痛苦状态下。

小样那时候喜欢穿大红的衣服，她也知道城里人觉得这个“红”太艳、太俗了。但她觉得她周围的一切都是灰扑扑的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她把红色当成了一种图腾，她想从这个颜色上寄托点什么。采访中有一个小插曲，小样身着大红袄在灶前烧火，小女儿说，你奏（就）是个做饭滴。小样懊恼地笑答，俺最烦人家说俺是个做饭滴。

张越临行前，小样扑在她怀里哭了，她说，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明白，小样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离别伤感。

《我叫刘小样》播出后反响巨大，《半边天》栏目组收到了大量的电话和来信。小样的话击中了电视机前万千陌生人的心，其中不乏有着相同境遇和隐痛的“刘小样们”的情感共鸣，甚至有的是男性朋友的心声。还有许多记者希望通过张越能再次采访刘小样，但被小样拒绝了，因为“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但小样“内心的那座火山”还是活了，她终究还是“出走”了。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张越陆陆续续接到过小样从很多地方打来的电话: 有县城的，她在卖服装；有贵阳的，她在卖化妆品；有学校的，她在做生活老师；有江苏的，她在一家工厂食堂打工……后来张越的手机坏了，她失去了小样的踪迹。最后一次来自小样的信息，是2010年春节前，她那苦恼的丈夫小林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他想让张越帮他劝劝刘小样，让她从江苏回家过年，好好过安生日子，不要老折腾了。张越电话劝小样，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不同于因不堪忍受丈夫的冷血与家庭的压榨而出走的河南女子苏敏，小样其实是幸运的。她的丈夫虽然对她的“折腾”颇有微词，但他从不阻拦她的外出计划，“任她折腾”，甚至借钱补贴在外追梦的妻子。

张越说，小林比普通的农村男性宽容和能沟通。他还是懂小样的: “她两边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来自于，你既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家务你得干，娃和老人你还得管，然后你又有那么多想法。” 他甚至有些愧疚，若是自己也能脱身和妻子一起外出打工的话，那妻子离梦想会更近一些。小样说，如果当年配的是一个别的人，那个人彻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彻底地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她可能也就彻底飞了。

越清醒，便越痛苦。为什么别家的女人可以安于现状，而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却像一锅永远在沸腾的水，无法平静？小样觉得自己“病了”。她主动要求去西安求诊，可两年的心理疏导却收效甚微，反而让她的感觉更加敏锐，更深切地感受着自己在精神和现实中来回撕扯的苦痛。

22年过去了，张越在《她的房间》再次找回了小样。她和我们抱有一样的疑问: 她还是她吗？她的身体与心，和解了吗？

到大理的第二天，小样一觉睡到8点。她对张越说: “当初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又走了。现在你们又回来了，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个结果一样，我就可以踏实睡觉了”。张越问小样，去过不少地方了，感受如何？小样回答了两个字“失望”。原来“远方”并非处处“繁花”，小样所向往的“远方”并没有带给她好的人生体验。她辗转去过的那些地方的城里人，眼里看不到鲜活生命的存在，有的只是为了碎银几两而疲于奔命。远方的人们向往更远的远方，“远方”到底在哪儿呢？

小样“出走”的经历，其实是幻想逐步破灭的过程。兜兜转转又回归家庭的小样再次觉醒了: 原来并不是离家越远，梦想就越近。诗不一定在远方，诗可以是我的花，我的娃，我的庄稼地，我家里的一切呀！只要有自由的思想，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哪怕是路边的一朵小花，你喜欢它，那它就是你的。小样把从南方带回的山茶花、三角梅种在了门前的空地上，那里还种有紫茉莉和玫瑰。

小样依然与周围的人没得聊，她说可以看书和思考来化解内心的孤独感；小样依然看不懂音乐会，她说优雅装不来就装不来吧；《老人与海》里，老人最终拖回的是一具鱼骨头，她说过程最重要，老人没有失败，仍是英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徒劳地推石上山，她说一次次落下又怎样，再接着推呀，我们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现在的小样，活得清醒而通透。

加缪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说: “只要我一直读书，我就能够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与自己的无知、偏见、阴暗、狭隘见招拆招，很多人说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会一直读书，一直痛苦，一直爱着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 小样说: “我觉得这才是我要说的话，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我会一直读书，我这些年就是这样做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一直爱着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 张越说: “用石头磨石头可是很疼的。” 小样说“我不怕，真的，我不怕。”小样不喜欢人家称她为“娜拉”，她说“我不想成为什么人，我就是费尽力气成为我自己。”

小样种着10亩麦子，眼见着麦子一截一截地拔高，小样说，看着这一大片麦子，我可舒心了，麦子成熟时，颜色比花还好看呢。小样的花园也成了村里的一大景观。养花、读书、种庄稼、抚育孙女、伺候老人……小样说，在家就可以实现她的价值，实现她的理想，她现在很充实，也很幸福。

没有忘却内心的梦想，也没有抛弃现实的生活，小样用刘小样的姿态恣意地活着。她已不怎么穿红衣服了，她说，红衣服不一定穿在身上，也可以穿在心里。小样下地都要抹口红，她说，抹在嘴上的口红，就是我的红衣服。小样没有麻木，而是自洽了。“诗与远方”都在小样的心里，心有桃源在，何处不是水云间呢？

好在新一代年轻女性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对平权的追求，能走出家门，不再囿于厨房与庄稼地了。她们不被传统的角色定位所束缚，有着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小样的女儿与儿媳就是最好的例证，她们活成了小样梦寐以求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

现在，小样的生命故事又一次引发热议，尤其是那些曾被她照亮和影响的人。有人说：“本来以为刘小样没有像苏敏那样走出去，获得一个世俗意义的成功，我会失望，我们观众也会失望。但是如今看到她脚踏实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看书、写字、思考、痛苦、又和解，把自己的心灵养育的很富足，简直就是罗曼·罗兰英雄主义的具象化”。确实，我们看到的刘小样，不是一个女性美好的样子，而是一个人美好的样子。

刘小样唤醒了无数个心灵受困的刘小样，该如何接纳自己与他人，如何对麻木的生活有着警醒的觉知，如何在琐碎的日常中不消弥对生活的激情与热望，如何获得良好的“心灵的去处”，让梦想开出花，抵达真正的自我。刘小样，注定会成为一个符号。

　　 （写于2024年1月10日）

写在后面:《她的房间》的命名源自19世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当然，伍尔夫所说的“房间”，已不仅仅指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是让思想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张越说，在《半边天》之后，她不想再将女性的生命局限在那些传统的女性话题里，她想去探访更广阔题目下的女性创作者与女性亲历者。她说，女性们或许身处不同的环境，但流淌着的才华、灵性与热望永不会消散。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穷困落魄中努力呢，总是值得的。

今年也是女性影视创作繁茂的一年。从《热辣滚烫》到《草木人间》，从《好东西》到《出走的决心》，女性创作者在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导演尹丽川所说: 女性需要的，是一场出走，一次爆发，一辆平衡车，或者说，是毫无保留的释放与自由。一一上桌的女性不会轻易下桌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