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玄教师”还是“通微教师”——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再考

马文蔚纪念馆

于桐、〔德〕艾伊娜、特木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大象出版社和梵蒂冈图书馆合作出版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第一辑。其中第一册影印收录了顺治八年（1651）汉文《恩纶》敕谕刻本、顺治十年（1653）满汉文合璧《特锡嘉名》刻本、顺治十四年（1657）汉文《御制天主堂碑记》刻本和顺治十八年（1661）《碑记赠言合刻》。这些都是中国天主教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珍贵史料。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满汉文合璧《特锡嘉名》。《丛刊》编者邀请叶农先生为《特锡嘉名》撰写的《提要》说：

《特锡嘉名》，清世祖福临撰。清顺治间刻 本。梵蒂冈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 163.2。本书为清顺治十年（1653）三月初四日清世祖福临赐耶稣会士汤若望“通微教师” 诏书之刻本。其开本 31.2 厘米×19.5 厘米。板框高 24.5 厘米，宽 17.4 厘米。半页四行，行九字。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文字四周有龙形花纹装饰。版心上方题“敕谕”。卷首有纂书大字“奉天敕谕”四字，每字一面，共四面。全书朱文。书中前半部分为汉文，后半部分为满文，内容同。封面朱题书名， 旁有后人加注之拉丁文说明文字。此本之外，陈伦绪《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亦著录一部，系《汤若望诰封及碑记赠言》之一。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载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亦藏一部。［1］

《特锡嘉名》满汉文敕谕早在刻印之时可能就有封面，汉文封面题“特锡嘉名”。这个汉文封面与敕谕应该是收藏在一起的，所以在收入《丛刊》第一册第 67—91 页时也被置于汉文《特锡嘉名》的首页，梵蒂冈图书馆在汉文封面上题写的拉丁文跋文所描述内容也是对题的。满文《特锡嘉名》在本册第 92—110 页倒排，未见有封面。但是，在顺治八年的敕谕《恩纶》之前，也就是该册第 27 页，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页满文封面，题写的满文为“cohome sain gebu bume temgetulehe”，恰意谓“特锡嘉名”。梵蒂冈图书馆工作人员或因不谙满文，将该页误以为是《恩纶》封面，在上面题写拉丁文跋文“顺治八年皇帝赐予耶稣会士科隆汤若望及其父母、祖父母的恩荣”云云，［2］与《恩纶》内容相合。满文《特锡嘉名》的封面被当作《恩纶》封面，张冠李戴，导致跋不对题、封不对诰。还需要说明的是，汉文封面写有“II”，满文封面写有“I”，这两个序号如果是刻印时就有的编号，那么满汉文合璧的《特锡嘉名》应该是满文在前，汉文在后， 与清文清语作为清朝国语的顺序恰相契合。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中国天主教史、中国天文历法史、中外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终顺治一朝和康熙初年屡获皇帝封赠，“可谓知遇之极隆矣”。作为研究课题，汤若望受到中外学者持久而广泛的关注。本文讨论《特锡嘉名》的内容，为了行文方便， 现引《特锡嘉名》的全文如下：

皇帝敕谕：太常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汤若望，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 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秒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未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 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 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微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阙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故谕。顺治十年三月初四日，制诰之宝。［3］

《特锡嘉名》末尾所署时间为顺治十年三月初四日。敕谕的核心内容“今特锡嘉名为通微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句，满文写为“tuttu ofi cohome tung wei hiyoo sy seme sain gebu bume temgetulehe kemuni da songkoi tušan de bisu abka sain niyalma be banjibufi aisilame hūwangli be toktobuha:ududu minggan aniyai eden be niyecefi emu jalan i amba bithe be šanggabuha:ja akū babe temgetulehe ”。其中，汉文“通微教师”，满文写为“tung wei hiyoo sy”，完全吻合。黄伯禄《正教奉褒》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此书收录了这篇敕谕的汉文全文，内容与上引《特锡嘉名》完全一致。但是，黄伯禄在《正教奉褒》之“顺治十年三月，上赐汤若望号‘通微教师’”条之下称：“谨案，世祖皇帝赐号，本系‘通玄教师’，后于康熙朝，因避庙讳，遂改为‘通微教师’。”［4］认为汤若望起初的赐号是“通玄教师”，到了康熙朝以后为了避讳改成了“通微教师”。黄一农先生可能看到了维也纳奥地利图书馆“现藏的一本未题书名的刻本”，但是他的文章《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引文止于“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句，［5］紧接着他说“之故，特敕锡汤若望为‘通玄教师’”。他的史料根据是一件诰命，“此一诰命原是分以满、汉文缮写在周边雕有双龙戏珠花样的木匾上”。这个木匾的照片在魏特《汤若望传》原书第 203 页有收录。查检《汤若望传》原书，木匾上满汉文合璧的诰命左右对向并列。左边满文，正文由左到右共 19 行，在第 16 行有“tung wei giyoo sy”。右边汉文，正文由右到左共 16 行，在第13—14 行有“通微教师”。图中缺“奉天敕谕”四字，其他文字与《特锡嘉名》完全相同。木匾上的文字是“通微教师”，［6］但是黄一农先生据以得出的结论却是“通玄教师”。他认为“汤若望原敕锡的‘通玄教师’号中因含圣祖玄烨庙讳中上一字，故在新帝登基后不久，他亦奉旨改锡‘通微教师’号”。［7］这应该是受到了《正教奉褒》的影响。

顺治十四年二月，皇帝曾经到访宣武门内天主堂，亲自题写匾额。关于题写匾额的缘由、过程和匾额的题字，《丛刊》所收录的《御制天主堂碑记》说：

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祗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仍赐以通微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而都城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赉所储， 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 至于县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微佳境。而为之记。［8］

顺治皇帝仍说赐给汤若望的名号是“通微教师”，给天主堂题写的堂额是“通微佳境”。《正教奉褒》收录了《御制天主堂碑记》的全文，但是黄伯禄在引文之前加了一句“顺治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赐御书堂额，曰‘通微佳境’”。然后加按语说“谨案，世祖皇帝赐额，原系‘通玄佳境’，后于康熙朝，因避庙讳，遂改为‘通微佳境’”。［9］他认为，顺治皇帝给宣武门内天主堂题写的匾额是“通玄佳境”，进入康熙朝以后为了避讳才改成“通微佳境”的。前揭黄一农先生文章说“十四年二月，上巡幸南苑，偶经位于宣武门内新修的天主堂”，之后引《御制天主堂碑记》的文字“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句，并用他自己的话说“而赐亲书的‘通玄佳境’堂额一方以及御制的〈天主堂碑记〉一篇”。至于“通微佳境”，他也注意到了《正教奉褒》收录了碑记全文以及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一碑记的刻本，但是他说：“此本显然非顺治朝所刻，因其中将‘通玄教师’及‘通玄佳境’均改为‘通微教师’及‘通微佳境’，又将‘玄笈贝文’ 改避成‘县笈贝文’。”［10］这里受《正教奉褒》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见。

以往学者笃信汤若望起初的赐号是“通玄教师”，宣武门内天主堂起初获赐的堂额是“通玄佳境”，至康熙朝为避讳而纷纷改成“通微教师”及“通微佳境”之说。这种认知在学界流传已久。《正教奉褒》的按语可能直接影响了陈垣先生。1938 年他在《汤若望与木陈忞》第三章“汤忞二人之比较”之“二人之荣典”一节里说：“即以赐号赐衣而论，木陈等所赐，不见实录。汤若望赐衣见顺治九年（1652）实录，赐号见顺治十年实录，可谓荣矣。若望赐通玄教师，木陈赐弘觉禅师，玉林赐大觉禅师，后晋国师，憨璞赐明觉禅师。同一赐号，而木陈等之赐号是弘教，若望之赐号是赏功，赏其治历之功也，各有敕书之言为证。”［11］文末之“本事年表”也说：“癸巳顺治十年帝年十六西纪一六五三三月初二日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号。”［12］认为汤若望之赐号是“通玄教师”。方豪神父《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之《汤若望传》采纳陈垣先生的观点，节录陈垣先生文章中的年表，还说：“顺治帝除赐若望通玄教师名号外，又赐御制天主教匾额一方曰‘通玄佳境’，（两玄字，康熙后避讳，改微字）并御制天主堂碑记，有云：‘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敬慎蠲洁，始终不渝， 孜孜之诚，良有可尚。’”［13］可见方豪神父认为汤若望的赐号是“通玄教师”，御赐匾额之题字为“通玄佳境”，到康熙朝，为避庙讳而改为“通微教师”“通微佳境”。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正文第八章说顺治“十年三月上赐号‘通微教师’”，还说顺治“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赐御书堂额曰‘通微佳境’，敕送恭悬宣武门天主堂；又御制天主堂碑记”。［14］但是在附录“中国圣教掌故拾零” 之一“通微教师——汤若望”中又说“顺治皇帝待汤若望非常优渥的。一六五三年，送他一‘通玄教师’匾额，匾之外围，环有二龙；此匾由法公使馆获得，赠与献县耶稣会保存。‘玄’字后改为‘微’ 字；因康熙名玄烨，及其即位，不便用此字，但此徽号由顺治赐予， 康熙不能擅改；汤公自己仍上疏求改的”，［15］他认为“通微教师” 汤若望得了个“通玄教师”匾额。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德国学者魏特的专著《汤若望传》都采信“通玄教师”说。［16］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汤若望起初所获赐号究竟是什么，真的是“通玄教师”吗？“通微教师”是到了康熙即位以后为了避讳才有的吗？百余年来学者们都漫然接受“通玄教师”一说，似乎从来未曾怀疑过。学界的汤若望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停留在黄伯禄《正教奉褒》的时代。黄一农先生《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综观汤若望在明末和清初所受荣典，但对他受赐之嘉名方面并未能很好地解决史料之间的差异。《丛刊》第一辑收录的顺治十年满汉文合璧敕谕《特锡嘉名》、顺治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记》碑文和康熙元年敕谕《恩荣四世录》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此外， 康熙初年“历狱”期间刑部审讯涉案者而形成的《满文密本档》有幸在清宫档案中保存下来，近年也被汉译出版。综合这些新的证据， 我们可以在前人基础上更深入地考察汤若望的赐号。疏漏错误在所难免，祈望方家指正。

二、汤若望之赐号是“通微教师”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顺治十年《特锡嘉名》、顺治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记》以及康熙元年《恩荣四世录》在《丛刊》影印出版的意义在于，大批中国读者得以看到这些敕谕或诰命的刻本原文。《恩荣四世录》是“康熙元年（1662）二月二十五日清圣祖玄烨赠耶稣会士汤若望四位亲属（曾祖父、祖父、父亲为光禄大夫，曾祖母为一品夫人）品爵诏书之刻本。因涉及汤若望一家四世，故题为《恩荣四世录》”［17］。其中所收录的四件诏书无一不是“敕赐通微教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汤若望”［18］。顺治皇帝赐给汤若望之嘉名，四件诰命都写作“通微教师”，无一例外。前辈学者大多未能参考这份《恩荣四世录》，包括《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的作者黄一农先生，这似乎是个缺憾。但是即使黄一农等前人学者看到了《恩荣四世录》，也会更加坚信这是为避皇帝庙讳而改称“通微教师”的，因为这个刻本所署时间是“康熙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即位。需要注意的是，《特锡嘉名》也是刻本，所署时间是顺治十年三月初四日，其中出现的汤若望嘉名是“通微教师”。《御制天主堂碑记》亦是刻本，所署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岁在丁酉二月望日”，其中出现的嘉名和堂额是“通微教师”和“通微佳境”。如果这些都是为避讳而改换过的版本， 那么这些刻本应该都是康熙年间刻印的，而对末尾所署时间都未进行改动；或者是直接在顺治年间的刻版上改挖以后重印的，就像黄一农先生所怀疑的那样，“显然非顺治朝所刻”。

《阅世编》约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书中所记大多是作者亲历亲闻。该书卷 1 记：“若望锡号通微教师，官加通政司使，又加一级，仍掌钦天监印务，可谓知遇之极隆矣。”［19］《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49 收录了《世祖御制天主堂碑记》全文，其所抄录的碑文为“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祗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仍赐以通微教师之名……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微佳境”，［20］与梵蒂冈图书馆和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御制天主堂碑记》的文字竟然完全相同。我们不免产生这样的推论：汤若望起初获赐的称号就是“通微教师”，宣武门内天主堂所获堂额的题字原本就是“通微佳境”，并非为避讳而改换的结果。

康熙三年（1664）三月，“江南徽州歙县民杨光先首告‘通微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汤借修历为名， 行其邪教，传惑天下之人’等语首告到部”，公然称天主教为邪教， 历狱案发，汤若望和很多天主教徒被牵连入狱，受到审讯。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密本档”卷 137 中有一份康熙三年十二月“历狱”期间负责审讯的官员对汤若望等人的讯供记录，其汉译本被收录在《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中，题为《刑部题为审理传布天主教及闰、立春、依西洋新法等案事密本》。这是残本，却保存了极珍贵的信息。审讯的官员罗列了汤若望十三宗罪，拟文将“通微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钦天监掌印务汤若望拟已革职，交刑部议”。［21］其中明白写为“通微教师”。被牵连入狱的中国天主教徒徐谦称“世祖皇帝令修天主堂，赐汤若望以通微教师之称，又赐碑匾，况皇上常临天主教，颂扬此教”，说得也非常明白。汤若望自己的陈述也很清楚：“皇上褒扬小的，赐名通微教师， 又赐通微佳境堂额，恭悬于天主堂门。”这里的“皇上”所指当然是顺治皇帝。由此可见，康熙初年汤若望本人的认知也是“通微教师”。汤若望在顺治朝获赐之嘉名就是“通微教师”，而不是什么“通玄教师”，这是满文档案的记录。相关汉文档案中也有记载。康熙五年（1666），汤若望去世，礼部就恤典一事向皇帝请旨，说：“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名既复行给还，照伊原品级赐恤。”“复行给还” 四字说明，汤若望原本的名号就是“通微教师”。［22］

康熙十年（1671），清朝为“历狱”中受冤枉而被杀、被发配的人平反。《礼部题稿》援引康熙八年（1669）五月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人的奏疏说：“天主教是可大可久之教，故明万历间西士利玛窦东来创宇行教，已八十余载，其著书立言，大要以敬天爱人为宗旨。世祖章皇帝数幸堂宇，赐银修造，锡汤‘通微教师’。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不严禁？今乃为杨光先所诬，将若望拟死， 使忠魂含恨九泉。”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奉旨会议， 得出的结论是：“汤等建造天主堂，供献天主，系沿伊国之例供献， 并无诱人作大恶，结党乱行之处，只因供献伊国原供献之天主缘由， 将汤等之官职并赐嘉名革去，事属冤枉。且所赐汤通微教师之名，因通晓天文历法赐给。应将汤通微教师之名复行还给，该部照伊原品级赐恤其安葬。”［23］会议的结论非常明确，顺治皇帝是因为汤若望“通晓天文历法”才赐给他“通微教师之名”。由于杨光先的诬告，清朝将汤若望钦天监掌印之官职和“通微教师”之嘉名都革去，“事属冤枉”。提议“应将汤通微教师之名复行还给，该部照伊原品级赐恤其安葬”。将一度革去的通微教师之名“复行还给”一句恰恰说明，汤若望的嘉名原本就是“通微教师”，因为被诬告而一度被剥夺， 康熙十年平反以后，又被恢复。本不存在所谓避讳之说。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了。顺治十年三月的满汉文合璧敕谕《特锡嘉名》记录为“通微教师”。顺治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记》所记也是“通微教师”，堂额文字是“通微佳境”，原本就是如此。康熙元年《恩荣四世录》四次提到“通微教师”。康熙三年“历狱”案发，汤若望的称号在刑部官员审讯问答以及刑部与礼部官员、汤若望和中国天主教徒的供词中都是“通微教师”，顺治皇帝赐给的堂额也是“通微佳境”。到康熙五年汤若望离世，再到康熙十年平反昭雪，“通微教师”之名被“复行还给”，是将剥夺的名号“还给” 已故的汤若望，而不是因避讳而改称。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汤若望所获赐的名号本是“通微教师”。梵蒂冈图书馆所藏诰命敕谕和碑记刻本，与清宫满文档案以及《日下旧闻考》等书的记载完全吻合。宣武门天主教南堂院内矗立着《御制天主堂碑》，其题记说：“然今日现存之碑言‘通微佳境’，并称汤若望为‘通微教师’，由此可知此碑应为康熙年间重刻之物，故因避讳而改‘玄’为‘微’。而原碑何在已不得而知。”殊不知，该碑正是顺治年间的原碑。无所谓避讳。

三、关于“通玄教师”的蠡测

有一个问题当然无法回避：如果“通玄教师”只是误解，那么这个误解是怎么来的？我们在《治历疏稿》第三集中找到了答案。顺治十年三月初二日，大学士范文程等面奉圣谕“太常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汤若望，应给褒奖敕谕及优养俸禄，尔等拟议来奏”。范文成等人“随议汤若望，拟名通玄教师。其应照太常寺卿原俸加一倍具奏”。顺治皇帝的批示意见是着户部“照伊太常寺卿原俸加一倍给与”。［24］关于优养俸禄，皇帝批准了范文程等人提出的方案。但是关于名号的方案，皇帝未置可否。综合研判史料，我们可以断定顺治皇帝对赐号和嘉名做了修订，在范文程“面奉圣谕”的第三天，也就是三月初四日，汤若望即被敕锡“通微教师”。《治历疏稿》所载汤若望的奏疏中，顺治十一年（1654）的职衔是“敕锡通微教师，太常寺卿，掌钦天监印务，臣汤若望谨题”，顺治十二年（1655） 的职衔是“敕锡通微教师，加二品顶戴，通政使司通政使，管钦天监事，臣汤若望谨题”。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以后的职衔都是“敕锡通微教师，加二品顶戴，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臣汤若望谨题”。职衔有变化，但是名号始终是“通微教师”，“通微教师” 在礼部和汤若望的奏疏中出现至少三十次之多，而且都是“敕锡通微教师”。这些足以证明《特锡嘉名》所署时间和内容的真实性。范文程草拟的方案“通玄教师”未被皇帝接受，但是信息却流传开来了。《丛刊》还影印收录了顺治十八年刻印的《碑记赠言合刻》， 其中《碑记》部分称汤若望为“通玄教师”，［25］而在《赠言》部分有三篇祝寿文分别称他为“通微教师”或“通微师”。［26］看来，在顺治朝末年确有一部分人曾经以为他的名号是“通玄教师”。

范文程等人给出的方案是“通玄教师”，顺治皇帝敕锡的嘉名则是“通微教师”，这确定无疑。还有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清实录》中出现的“通悬教师”。康熙六年（1667）十月，皇帝命巴泰等为纂修官，开始修纂《世祖章皇帝实录》，“据事详书，几易稿而成编，四阅载而竣事”云云，也就是说，顺治实录开始纂修的时候，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名已经被革去，且“历狱”尚未平反。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特锡嘉名》所署日期是顺治十年三月初四日，《世祖章皇帝实录》的日期却是顺治十年三月丁卯，这一天是初一日，也就是《特锡嘉名》所署的日期延后了三天。实录所收录的敕谕的大部分文字与《特锡嘉名》相同，唯独有一句改为：“今特锡尔嘉名为通悬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阕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27］此处赫然出现了“通悬教师”。笔者认为这是《世祖实录》馆臣为避“历狱”之祸而“创造”出来的。［28］《续文献通考》卷采纳了《清实录》的记录，说：“国朝德人汤若望以历学受世祖宠，遇掌钦天监事，尊为通悬教师。”［29］之后编者又按，汤若望始尊为“通玄教师”, 继避康熙庙讳改“通悬”后，被杨光先参劾，出狱后又改“通微”。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以讹传讹，不足凭信。最后一些问题是：范文程为什么提议“通玄教师”，顺治皇帝又为什么否决了这个提议，最后又为什么赏赐了“通微教师”这一称号？“通玄”与“通微”之间的差异有什么玄机？这些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四、附录

为读者对照阅读方便，笔者特将《特锡嘉铭》满文进行拉丁转写，制作表格，将满文与对应的汉文句子一一对照排列，体现其对应关系。与此同时，将《清史稿》的相关内容也排列进来，体现其与《特锡嘉名》之间的关系。满文拉丁转写采用莫伦道夫转写系统（P. G. von Mollendorf System）。

注释

［1］ 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 册，大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8 页。［2］ 按，黄一农先生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曾见到一题为“敕谕”的刻本（编号 BNP1324），此书所收即是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颁赐给汤氏的三封诰命。笔者认为黄一农先生所见三封诰命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恩纶》是相同的刻本。［3］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 册，第 68—112 页。［4］ 黄伯禄：《正教奉褒》，载周燮藩主编，任延黎分卷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总第 56 册，据光绪三十年上海慈母堂铅印本影印，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6—552 页。另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6 页；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82 页。［5］ 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中华文化》1992 年第 2 期，第 162 页。［6］ S. J. Alfons Va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Verlag J.P. Bachem G.M.B.H., 1933, p. 203.［7］ 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第 163 页。［8］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 册，第 125—130 页。［9］ 黄伯禄：《正教奉褒》，载周燮藩主编，任延黎分卷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总第 56 册，第 6—560 页。另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 487—488页；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 285 页。［10］ 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第 163 页以及第 168 页注 43。［11］ 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辅仁学志》第 7 卷第 1、2 期合辑，1938 年， 第17 页；该文也收录在《陈援菴先生全集》第 1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332—333 页。［12］ 同上文，第 25 页；另见《陈援菴先生全集》第 15 册，第 342 页。［13］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9、11 页。［14］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149—150 页。［15］ 同上书，第 234 页。按，法国公使馆索还匾额之事发生于同治元年（186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元年八月记恭亲王奕䜣等奏言：“臣等恭查内务府成案，有世祖章皇帝颁赐西洋人汤若望敕书一道，当时刊成匾额，系恭悬天主堂内。旋因禁绝天主教，将匾额移存内务府库。今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谒见谈及，伊即恳为赏还。臣等亦以为牢笼之一端，当即允许，现在内务府库内查出，法国哥士耆已由臣衙门祗领。”（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 册，第 372 页）匾额竟然在内务府的仓库找到了，但是该文没有说明匾额上所题写的是什么字。［16］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76 页；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 页。［17］ 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 册，第 134 页。［18］ 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 册，第 143、148、157、162—163、171 页。［19］ 叶梦珠：《阅世编》，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 页。［20］ 于敏中、英廉奉敕编：《钦定日下旧闻考》，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7 册，商务印书馆（台北）1982—1986 年版，第 789—690 页。［21］ 安双城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大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 页。［22］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 77 页。［23］ 钟鸣旦、杜鼎克主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12 册，台北利氏学社 2002 年版，第 351—368 页。［24］ 《治历疏稿》三集，载陶飞亚主编：《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0—351 页。［25］ 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 辑第 1 册，第 204 页。［26］ 同上书，第 213、230、241 页。［2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3，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069 页。［28］ 黄伯禄《正教奉褒》收录《御制天主堂碑记》时，特意将“悬”字挖改为“玄”，以为这才符合原貌，却不知原文恰恰是“悬笈贝文”。［29］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8496 页。［30］ 笔者认为此处满文书写有误，应为 forgon，限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