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春 节

阿昌

　　又快过年了，这个阖家欢乐的传统节日总会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中国人盼望春节，欢庆春节，是因为春节放假的时日最长，除了在吃喝上比平时丰盛美味，更主要的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欢聚一堂，吃年夜饭，说祝福的话，用喜乐的心情来辞旧迎新。窗外爆竹声声，屋内其乐融融，那种温馨那种甜蜜，确实难以言表。

　　我的记忆中，还是觉得小时候过春节最有意思。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北山村，农民虽说很穷，但对过年却毫不含糊。临近年根，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年货，养了一年的猪要宰杀，房子要粉刷清扫，烧火劈材要备足，蒸包子，摊煎饼，做豆腐，烙粘火勺，准备好新年正月里好吃的东西。多数人家还要选一根又直又长的松木杆，绑上新釆来的翠绿的松树枝，把自制的风笋安在最上头，再挂上红灯笼，竖立在大门前。过年的几天，大人们互相串门拜年，喝酒聊天；小孩子更是欢天喜地，穿着新衣服，兜里装着糖果和“压岁钱”，跑到小伙伴们面前显摆，或者点上鞭炮扔向对方，玩着“打炮仗”的游戏……

　　我有几个春节是在部队里过的，最有印象的当数1975年在灾区过的春节。那年春节的前几天，辽宁海城营口突然发生强烈地震。第二天我就随连队从大连沙河口开赴营口大石桥，执行抗震救灾运输保障任务。记得初夕晚上会餐，炊事班做了4个菜，其中有两个菜是指挥部送来的军用罐头—红烧肉和青鱼。我们住在帐篷里，吃饭也是几个人算一桌围坐在地铺上。不记得吃没吃饺子。那时候还没有“速冻饺子”。老兵们白天开车给灾民送春节慰问品，劳累了一天，会完餐之后倒在铺上就呼呼大睡。我当时是刚下连的新兵，被指导员选上当文书兼通讯员，白天负责连部的勤杂工作，晩上还要烧炉子为大家取暖，所以初夕之夜我坐在煤炉旁，一边添煤一边想家，几乎一夜没合眼。初一早上战友们出车走了，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一波一波的来部队慰问，来连队蹲点的团首长和值班的连领导忙着接待，我也跟着跑前跑后，忙到午饭和晚饭都没有吃好。这个春节对我和战友来说，虽然过的不浪漫甚至有点苦涩，但也让我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给我的人生涂上了一层抹不去的色彩。

　　还记得我入伍后第一次探家，正赶上1977年的春节。走进离开三年的家门，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正在给一件旧衣服打补丁，面相苍老了不少。家里家外乃至整个村子，几乎感受不到春节的气氛。我父亲当了多年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他告诉我，这几年尽搞运动，粮食歉收，还得吃“返销粮”，生产队分不到钱还"倒挂"。家里也没猪可杀，只买点肉对付过个年。这与我探家前的春节预想大相径庭。尽管这个春节因为“四人帮”垮台而举国欢庆，我家人也因为过年团聚而倍感温暖，但在物质生活方面，却是我记忆中过的最差的一个春节。

我后来感知到，上世纪70年代的头几年，正是国家处于多年动乱之后恶果显现的困难时期，官方定义的“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真实不假。拿当时的农村来说，“割尾巴”使农民养家畜种自留地的副业受到极大限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破四旧”不许祭祖上坟烧纸，春节不能写对联、贴福字，挂灯笼；扑克、麻将也被禁止生产售卖……，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过春节哪还有什么意思！

这之后到现在的四十多年，政治开明，经济开放，国人把春节过的心花怒放，千姿百态。这是后话，无须赘言。

所以我认为，1977年的春节，应该是国民生活的一个分水岭，是国运由衰而盛的一个历史节点。

　　在我异乡飘泊的大半生中，无论是在军营服役还是转地方工作，每到春节，我基本都和大多数人一样，领着老婆孩子，带上几样年货，匆匆往几百里外的老家赶，跟父母和家人美美地过年。在我心里，春节是亲人团聚的时刻，是享受亲情的最温暖的时光，也是对老人表达孝顺的最佳时机。

2024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个例外，也很难忘。年前我的年迈的母亲撒手人寰，追随已于10年前过世的父亲而去。至此，我的双亲不在，家的感觉也随之消散。所以这个春节我没有像往年那样奔赴老家，而是在自己的“小家”悄然度过。三十晚上我眼睛瞅着春晚屏幕，脑子里却闪现着陪老人过年的热闹的画面。那几天我总是心神不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有种心无处安放的感觉。

　　年终岁尾，我劝我自己：不必感叹年来年去时光飞逝，不要惆怅岁月留痕韶华不在，而要珍惜眼前和当下，认真地和家人过好每一次春节。

毕竟，春节是温馨的欢悦的，生活是甜蜜的美好的。

2025年1月8日 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