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孟子和荀子（读史笔记12）

寸草心1

【亚圣孟子】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与孔子并称“孔孟”，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这也成为一时佳话。

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著《孟子》一书虽然只有7篇34000余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孟子不仅在哲学论理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了以“民本”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著《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定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伋，孔子之孙）之门人”。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全书虽非全是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

《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在南宋时由朱熹合称为“四书”，并成为历代儒学的重要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战国晚期赵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因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稷下学宫的主要思想家田骈已于齐襄王时故去，齐国需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子因此三次出任祭酒一职。后齐国有人诋毁荀子，于是便前往楚国，被春申君任命做了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县令。春申君去世后，荀子被免职，在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一直居住，直至去世。

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有着相当显著的贡献，所著《荀子》一书，又名《荀卿子》，集中体现了其学术主张和理论思想，强调“礼”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礼”不仅是一个人人生的最高准则，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其次，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首倡性恶论。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因此更加注重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荀子还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言“天行有常”，不信鬼神，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命题。对于荀子而言，宇宙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王霸统一。（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需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