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路上的名人贤达和他们的前尘往事

德润的天空

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始筑于1912年。就在1912年8月13日，法国一位著名音乐家Massener在巴黎去世，为纪念他，法租界公董局就将此路按译音命名为马斯南路。1943年更名为思南路。它周边包括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南有天主教圣伯多禄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市第二医科大学）和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东有法国学堂（今科学会堂）等著名地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上海法租界在霞飞路、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吕班路围成的区域以马斯南路为中心设计了上海第一片经过精心规划的住宅区，规定只允许建造西式房屋，必须有卫生和暖气等设备，不准设立甲类营业。该区域吸引了大批当时的军政要员、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名艺术家迁入，使该地区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居停和会聚地。
今天，我们走在这条马路上，依旧能看到那些名人贤达留下的点点滴滴历史遗迹，并激起去探究他们的前尘往事的欲望。 思南路36号建于1921年的欧式独立花园洋房，原为抗日爱国将领杨森的私人住宅。
杨森（1884—1977）四川广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贵州省主席。后将此房转手黄金荣，其两个小妾金素琴、金素文（梅兰芳挂名弟子）居于此。
思南路36号曾经是“民联”地下联络点。“民联”的全称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革命团体，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1943年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并于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由谭平山任总干事。民联在重庆成立后，委派吴艺五(1891—1976) 来上海筹建地下组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实施“白色恐怖”，大肆抓捕革命人士。为了便于开展地下斗争，思南路36号花园洋房被秘密发展成为民联上海地下联络点。民联地下组织在这里开会，商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9月“民联”作为党派代表单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新中国建立的筹备工作。1949年11月“民联”宣告结束活动，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解放后这里曾是卢湾区首届区委所在地。 41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原是三、四十年代金融界头面人物之一袁佐良的寓所。袁佐良是金城银行行长。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1936年时存款总额达1.8亿余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

上海文史研究馆1953年成立，原址永嘉路623号，1980年12月迁至此处。花园里有1953年第一任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前清进士张元济的胸像。首任馆长张元济是由毛泽东主席提名、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的。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校史随笔》等。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张元济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出版事业，以学者兼出版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尊丰碑。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他执掌后的商务印书馆影响了百年中国的进程，商务印书馆也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其开辟的教材风格也成为多年以后无数人怀念的范本。时至今日，张元济所倡导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即校长，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编译书籍数十种，並发行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同时致力于南洋公学特班的筹办，聘蔡元培任特班总教习，学生中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胡仁源等。集资筹办了《外交报》，作为我国第一份外交专门报纸，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沈雁冰（茅盾），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44号爱国将领卢汉旧居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龙云的表弟，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抗日爱国将领，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
卢汉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抗战胜利时他代表中国军方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他在解放战争中一次也没与共产党部队交锋，相反还破了蒋介石的美梦——企图利用卢汉为省长的云南山势险峻的地理优势和云南容易得到美国方面支援的有利条件在云南顽固坚守，等待美国支援的到来，做最后的顽抗。为此蒋介石在云南“整肃”，查封进步报刊、学校，逮捕进步人士。卢汉通过夫人将被捕名单传出，使他们迅速转移。在大搜捕中有数百人无辜被捕，毛人凤竟要判处400多人，卢汉以证据不足，利用多方关系进行周旋，终于解救了所有被捕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依托西南负隅反攻的企图。在蒋介石作最后打算守住云南企图决一死战时，1949年2月，卢汉通电全国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使国民党阴谋没能得逞。

卢汉后半生一直站在我们党的立场，并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还利用自己与台湾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为台湾回归作了大量的努力。

46号原法租界巡捕房 思南路45—95号在复兴中路以南，属于受保护的“有特色的花园住宅”，现在已经修建开发成《思南公馆》。内设有精品酒店、酒店式公寓、企业公馆和商业区，与淮海路沿线的百年经典建筑、名人故居交相辉映，成为上海市中心集人文、历史和时尚底蕴于一身，最具特色的风景。 思南公馆是在1999年9月，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街区保留保护改造的试点，对卢湾区第47、48街坊分东、西两块开发改造而成。思南公馆共有51幢历史建筑，涵盖了独立式花园洋房、联立式花园洋房、带内院独立式花园洋房、联排式建筑、外廊式建筑、新式里弄、花园里弄、现代公寓8种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类型。 1921年比利时人开办的义品地产公司在思南路东侧，建造了四排共23栋独立式西班牙花园住宅，单号门牌51—95号，后成为这个街区的主体，称作“义品村”。现在都入围思南公馆。 在义品村的第一批住客中，包括外国传教士、政府官员以及上海滩的各界名流贤达，独特的建筑风貌以及历史人物的驻足为思南路赋予了更多传奇色彩。 61号原是旧上海大律师薛笃弼寓所 薛笃弼（1890—1973），字子良，山西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毕业于山西政法学校。早年受孙中山爱国精神感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山西军政府学生军，参与维持社会秩序。从1914年起薛笃弼追随爱国将领冯玉祥转战大江南北，深得冯玉祥赏识，与西北军名将鹿钟麟并称为冯玉祥的“左右手”。在冯玉祥的推荐下，薛笃弼先后担任甘肃省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薛笃弼为官清廉，颇有政绩，从不摆官架子，一向与部下同甘共苦，用餐时与下属同饭菜、共进餐。薛笃弼每到一处，都力主戒烟禁赌，提倡兴办水利，返乡后还出资为村民打了两眼深井。薛笃弼不畏强权，疾恶如仇，敢斗敢拼为世人所称道。
在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后，1935年薛笃弼与国民党反动派分道扬镳，寓居上海，居住于思南路61号花园洋房，不再参与政治活动，是旧中国上海滩叱咤风云的著名大律师。1949年初李宗仁专程来上海看望薛笃弼，邀请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但被薛笃弼以厌倦政务为由婉辞。上海解放前夕，陈诚上门纠缠薛笃弼，要求其全家去台湾，但被薛笃弼以奉养年老体弱双亲为由婉拒。
新中国建立后，薛笃弼历任上海法学会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开幕式结束的聚餐上，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同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对薛笃弼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真是野有遗贤啊”，薛笃弼激动得连声感谢知遇之恩，表示愿为国事竭尽绵薄之力。
薛笃弼晚年常说，他大半生在国民党旧中国，后半生在共产党新中国，看到新中国新气象，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国家日益富强。他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无论是拍摄影视新闻，还是电台录音播放，他都认真准备，一丝不苟。他经常写文章，通过对台广播寄语客居台湾的军政故旧，介绍祖国大陆建设成就，宣传爱国一家亲，爱国不分先后。1973年薛笃弼在上海病逝。 思南路西侧70号曾经是李石曾，张静江旧居。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其父李鸿藻是晚清的清流派领袖。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文物学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私立南通大学首席校董。李石曾被称为中国留法第一人，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石曾在巴黎期间创设了一家著名的"豆腐公司"，他还在巴黎创设了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取名为中华饭店。 张静江（1877－1950），谱名增澄，又名人杰，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张静江早年经商，有着很厚的家底。曾在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旁开过一家专卖中国出口的茶叶、丝绸、金石、字画等的贸易公司。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张静江系中国近代政治家，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张静江有一侄子名张叔驯，是著名钱币文物收藏大家，在天平路40号有私宅，在湖南路105号上海交响乐团旧址也居住过。 73号周公馆，1946年~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中共代表团在思南路73号设立了上海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当时的门牌号码是马斯南路107号。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中央在上海设办事处，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地说：“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周公馆”之名即由此而来。大门上挂着的牌子上面写着中文“周公馆”，下面用英文书写着“周恩来将军官邸”。即便如此，这幢房子依然受到了严密监视，现在还能够看到对面的“监视窗”。

周恩来在这里工作、生活，也曾在此接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铁城及第三方面代表沈钧儒、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还举行过中外记者招待会。该建筑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周恩来在周公馆召开记者招待会
1947年3月5日，中共驻沪全体办事处人员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南京，3月7日，在董必武的率领下安全返回延安，周公馆的历史使命就此完成。由于周公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它从后来建成的思南公馆独立出来，也让我们得以看到义品村内老洋房原汁原味的风貌。 思南路81号，我国近代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曾朴的旧居。
这是曾朴中年时的照片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晚清文学家、翻译家。自幼笃好文学，曾在北京同文馆学习法文。1898年，曾朴在上海结识了曾在法国侨居多年的陈季同。在陈季同的指点下，曾朴在三四年内集中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以及许多法译的各国文学名著，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法国文学爱好者。1902年至1903年间，曾朴在上海经营丝业失败，他转战文化事业，与丁初我、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发行《小说林》杂志。在这期间，曾朴创作了晚清官场谴责小说《孽海花》。五四运动发生那年，从来没有去过法国的曾朴托人在欧洲购买了大批文学书籍，翻译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及前卫的文艺理论，且编译了法国文学史大纲。
曾朴在义品村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曾朴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这里和长子曾虚白一起办了份《真善美》杂志，上面有他翻译的法国小说。父子俩还在家里办了一个法国文化沙龙，里面聚集了当时上海滩最风流潇洒的一批文化人，邵洵美、郁达夫、陈望道等一批文人经常出入于此，他们抽烟、喝茶、吃水果，谈天说地，客厅里彻夜灯明。

曾朴后来回到家乡常熟，潜心园艺，游憩养病，直到1935年因病去世。

思南路87号是当年梅兰芳先生的寓所，现已开发成酒店，常人不能进去参观。
1932年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梅兰芳偕全家告别了北平缀玉轩故居，到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定居下来。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楼房前栽有不少花卉树木，中间是绿莹莹的草地，环境十分优雅。梅兰芳第一次演压大轴的新排戏《穆柯寨》就在上海，当年轰动上海滩。1914年，他再赴上海，45天以22万多张票被选为"伶界大王"。
在思南路居住期间，梅兰芳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戏。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罢歌罢舞，息影舞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此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梅兰芳当时已经蓄须八载了，他逢人就说自己老了，嗓子已经退化，今后不能再登台演出。他靠卖画典当为生，过着清苦隐居的生活。他也曾多次拒绝别人的高薪聘请唱戏，曾有一位戏馆老板对梅兰芳说，只要你出来演出，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梅兰芳婉言谢绝了。 梅兰芳在马斯南路寓所与家人及弟子合影
梅兰芳有三子一女：长子梅葆琛、次子梅绍武、女儿梅葆玥、三子梅葆玖，梅葆玖1934年就出生在思南路87号。

著名京剧老生李桂芬和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是师姐妹，是关系极好的闺蜜，李桂芬丈夫去世后就带着女儿卢燕搬到上海，长住在思南路梅家，卢燕还拜梅兰芳为义父。卢燕在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后来和母亲一起移居美国，成了著名的好莱坞华裔女影星。

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现在流传很广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就发生在思南路87号。当时，日本人想逼迫梅兰芳唱戏，可他为了不让日本人得逞，直接蓄起了胡子。后来，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又逼梅兰芳去南京公演，为了拒绝，他竟请医生为自己注射伤寒疫苗。那个医生知道梅兰芳对疫苗过敏不敢下手，但是梅兰芳说：“我抱定一个宗旨，就是不给日本人演出，哪怕死也毫无怨言。”冒死打了疫苗后，日本医生来为梅兰芳检查时，他竟已发烧到42摄氏度，险些丧命。
因为不唱戏，在那段时间里，梅兰芳把很多精力用于绘画和教学。他很喜欢画梅花，那时候他画的多是墨梅。1945年8月的一天，大约是从朋友或者电台听到日军打败仗的消息，梅兰芳很高兴，连夜画了一幅梅花图，并上了色，取名“春消息”。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春消息”成了胜利来临的消息。梅兰芳在思南路住宅立刻剃去了胡子，重新焕发艺术青春。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性格温和的梅兰芳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但实际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梅兰芳一向看得很准，态度也很坚决。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就是一例，新中国成立前他态度坚定地留在大陆也是一例。很多人想拉他去台湾，包括他的挚友兼智囊齐如山，但梅兰芳认准了不能去台湾，因此与齐如山分道扬镳。 梅氏家训——“德先于艺、国重于家”
梅兰芳正是如此，他首先是人民的艺术家，致力于把艺术奉献给人民。他就是这样用一生来践行“德先于艺、国重于家”的家训，他的艺术、他的人格才真正立住了，成为德艺双馨艺术家的代表。 程潜曾经居住在思南路89号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汉族，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民革成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积极参加反袁、护法 运动。历任广东大元帅府陆军次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等。七七事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曾指挥兰封会战等大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武汉行营主任。1948年6月出任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负责组建国民革命军第14、第102军。1949年8月4日，与陈明仁率第1兵团在长沙起义。
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1968年1月，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4月9日由于肺炎引起大量出血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周恩来立即到程家悼念。4月1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八宝山举行程潜追悼会。 思南路91号江西都督李烈钧旧居 李烈钧（1882—1946），原名李烈训，字协和，号侠黄，江西九江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日本期间在孙中山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江西省议会推选为江西都督，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阻击北洋军阀冯国璋部对武昌的进攻。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李烈钧响应孙中山号召，在江西发动“二次革命”，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义无反顾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与蔡锷、唐继尧等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期间，李烈钧一心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参加护法战争，坚定不移地讨伐北洋政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烈钧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期间，李烈钧率部参加北伐，彻底打败北洋军阀孙传芳，为推翻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立下汗马功劳。
1928年李烈钧从政坛引退下来，来到上海养病，居住于思南路91号洋房别墅，不再过问世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烈钧主张对日抗战，要求维系人心，一致御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李烈钧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坚定地说 “姓张（继）的怕，姓李（烈钧）的不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病重中的李烈钧坚持把7个儿子中的5个送上抗日前线，共赴国难，被誉为“辛亥元老，五子从戎”，他的爱国热情令人动容。“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李烈钧先后迁居昆明、重庆等地，主张国共合作，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日。1946年李烈钧在重庆病逝，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临吊唁。

李烈钧在孙中山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一生追随孙中山，鞍前马后为实现孙中山爱国精神而奋斗。孙中山称赞李烈钧是“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李烈钧是孙中山爱国精神最好的践行者。爱国将领冯玉祥评价李烈钧是“抗战军兴，虽身无重寄，而目睹国难，义愤填膺……对国对友对抗战，可谓中直无私，竭尽心力矣”。

思南路上的社会贤达实在太多了，不能一一道来，就此告一段落。
思南路上的这些先贤遗迹，曾经在战火与历史中破败，但又在城市的发展中获得新生。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花园都有一段传奇，有太多的尘封往事等待你我去探究发现。
作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这里不但花园洋房建筑经典，而且人文故事交相辉映。思南路的左邻右舍里还有：香山路9号孙中山故居、复兴中路517号冯玉祥故居、重庆南路163弄3号李济深公馆、复兴坊8号何香凝旧居、1号史良旧居等等，还有柳亚子、钱钟书、傅雷、马思聪、刘海粟、邹韬奋、黄自、曹聚仁等等旧居，它们和思南路共同保护、记载着辛亥革命以来百年政坛风云人物的政事变迁，以及知名作家艺术家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