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当会计

云淡风清

　　大队召开支部委员会，竟然通知了我。虽然几个月前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公社抓组织工作的卜指导员找我谈过话，谈了对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可个多小时就回家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今天突然让我参加支委会，确实出乎意料。我去了，支书首先宣布了公社党委决定，批准我加入了党的组织，任命我为石家塅大队支部委员兼大队会计和信用社会计。我暗自兴奋，高中时就曾多次向学校申请入党，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这天，是1976年元旦，这时，我刚满19岁。

　　当时的我，身体单薄，面表稚嫩，书生气犹浓。每到公社开会，挎着个流行的草绿色行军袋，确实很有学生模样，年老的同行见到我就喊“学生”。我虽年轻，但凭借已有两年生产队文书经验，业务上还算轻车熟路。特别知道一个好的“管家”，账目不能糊涂，要做到“四符”：账现相符、账实相符、账表相符、账账相符；做好了明白账，还要让社员心中有本账，这就要按月公布“四表”：收支明细表、往来明细表、实物明细表、出勤明细表。为了强化管理，我每月组织文书逐队检查。平不了账的，一同查找原因；不会记账的，手把手带教；张榜不全的，及时补上……这样一来，很快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财会队伍。

文书不同于一般管委，会算会写，又实权在握，必须大公无私、廉洁自律，社员才会信得过。每次开会我都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记得春茶结账时，一张200多元的收货单供销社没有收回，在当时这数目可相当诱人。茶场会计与我商量怎办，我毫不犹豫把它退还给了生资部。没有非份之想，后来的紧俏农资在我面前居然不那么紧俏了。

那时候，大队用工都是打回原队参与年终分配。我是会计、父亲是赤脚医生，父子俩的工分比队上同等劳力都高出很多。一年很少脱鞋袜，得工却很多，社员难免有想法。于是主动提出略高于队上同等劳力记工。在当时，减少工分意味着减少口粮，但平衡了社员心理，决算中的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当时的经济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队为基础的决算是一年中重要的财会工作。它关系到千家万户，会计工作者要有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观念；决算时要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年终决算时，我工作最忙：要了解征购任务是否完成；战备粮是否留足；再生产资金是否充盈，要严防分光吃光来年起白水缸的现象发生。同时还要帮新手办年终报表，和管委一起商定决算方案……

新屋弯文书水平有限，管委确定了决算方案，也很难把它分配到户。为了按时汇总上报，如豆的油灯，陪伴着我俩算算写写，好几晚，只有天空中那颗明亮的紫薇星目送我回家。

76年决算时，麻烦的事至今记忆犹新。𡧳兰队汇总工分时，发现“双抢”那个月的记工单不见了。记工员那没读过书的老娘说被她当发火纸烧了。管委不知所措，把我叫去处理。我去时，四十多名社员挤在茅草队屋里，有的站着；有的倚墙靠着；有的地上蹲着；有的箩筐上、打稻机上坐着，大家七嘴八舌，一口口热气不断往外冒。年关将至，决算不能因此耽搁。如果剔除这个月办分配，满勤的肯定不同意。事已至此，我便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来确定出勤天数。登记后首先把管委会喊到隔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一、男女同工同酬，不按底分折算；二、每个劳动日按农闲3倍记工；三、旱地劳动人员按中等劳力记工。统一管委思想后，再在社员会上通过，居然一致同意。由于社员顾全大局，才使决算顺畅进行。

　　

我任大队会计两年，工作得到过上级党委的认可。全公社财务管理现场会曾在我大队召开，本人两度评为财会系统先进个人，并在全公社党员、干部会上作典型发言。

身为支部委员，除了抓好分管工作，还有些额外事务。毛主席逝世后的追悼大会我记忆深刻。为了追悼会场的庄重，我亲自扯黑布买白纸，找人做袖纱扎白花，到学校写挽联设灵堂。1976年9月18日这天，千多社员参加了追悼大会。年轻的泪流满面，年老的放声痛哭，那场面令我这主持人为之动容。

那是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黑五类”还在专政之列。我虽有些保守但委派了的事还得应付应付。有人举报右派专员家里每晚油灯亮到深夜，说是在看黄色书籍。治安主任不识字，支书要我去查查。落得我跟专员看了一整天书。我没有借题发挥，专员平反后还到了我家致谢。

有惊无险的是在公社小房子里看守一个电站民工。他是我同学，罪名是偷了工地粮食。公社主任要我劝他交待问题。我到后，和同学打个招呼便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趁机上吊，幸亏及时发现才保性命。我对主任说看情况很可能是冤枉，建议放了。当时我救了他又说了情，现在我俩关系还不错。

……

当时的大队会计同现在村会计比，事务更杂，任务更重。后来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回顾那短暂的会计历程，感觉有得有失，有苦有乐，有付出有回报。我想这就是充满色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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