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忆

张传桂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图为我们通信连女兵排在战备执班。后排带班者为一班长张淑英。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尽管那时农村最缺的就是书，可还是想方设法找书读。若不是有那点杂书、闲书作底子，我以初中的水平去读北大中文系，那还不知道有多苦。

进入大学后就更喜欢读书。可刚入学时北大最缺的也是书，图书馆的藏书不开放，新华书店里摆的尽是“三突出"。没办法，还得找书读。开始是悄悄找熟悉的老先生们借书看，后来在琉璃厂找到了一家古旧书店，进进出出，连买带看就是一年。再后来，学校开放图书馆，那真是有点时间就泡在里边，如饥似渴地又读了一年多的时间。

大学毕业回到部队后，自认为是个爱读书的读书人。搞的又是文字工作，加上那时除去几部老影片就没什么文化生活，读书简直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享乐。可惜的是，部队不是大学，好看的书、想读的书真可谓是奇缺、奇缺。那时也号召读书，但是只能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那时还时不时的发书，但发给的都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类的书。不可否认，人们需要理论，也离不开政治。但是，别说是一位爱读书的读书人，就是一位平常的文化人，或是没什么文化的人，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理论。若不然，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就连唱大鼓书的盲艺人都能挣得一碗饭吃。

　　毛泽东文艺论集。

　　没有书读，就找书读。 始皇焚书坑儒，都未能烧尽天下的书。只要留心在意，就可能找到好读的书。果然，有那么一天，我在直工处仓库里清理废旧物品时，发现墙角有一堆落满了灰尘的废旧印刷品。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堆废纸里可能会有好东西。这是因为，我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北大读书时，有一次去五院（中文系办公室）清扫房间，我在一个积尘老厚的旧书橱里，发现了几本积尘老厚的书。拿起其中一本用嘴吹去尘土，原来是一本北大中文系编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那书是1962年印的，用的是那种又黑又脆的劣等马粪纸。尽管纸张太差，但内容却很宝贵。当时，正开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程，授课老师心有余悸，教材写得很单薄。有我拣到的那本书做对照，真是获益多多。没想到，时隔数年之后，我又在直工处的仓库里重复了往昔的经历。我轻轻拂去那岁月的封尘，一份份、一页页地细心翻阅那些发黄变脆的旧文件、旧材料。突然，一份蜡刻油印的旧材料呈现在我的眼前，字迹有些渍糊的标题是：《金门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及教训》。我的心头一阵狂喜，强行忍住细读下去的欲念，继续往下翻。又是一份蜡刻油印的旧材料，又是一行有些渍糊的标题：《第五次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及教训》。

如果用"如获至宝"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可说是。并不过份，金门战役，是存于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问，一个悬念。在家时，就曾隐约听到过有关金门战役的传言。因为1945年和1947年两次大参军，我们村上及周围村上许多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们随解放大军一直打到福建，在解放金门的战斗中有人牺牲，有人失踪，也有人被俘。牺牲的当然是烈士，失踪的也享受烈士待遇。最慘的是那被俘后又放回来的，屁股上被烙铁烙有"俘虏"二字，不但部队不要，回家种地还要受改造。知道解放军攻打过金门，又知道国民党还占据着金门，在心里，在感情上，总觉得这是一个矛盾，一个疑问。

参军后，我一直想解开这个存于心中多年的疑问。我曾悄悄问过几位老兵，没想到他们反而对我的疑问产生了疑问：什么时候打过金门？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会事。可以说，当时部队中的绝大多数基层官兵，根本就不知道，我军还曾攻打过金门。终于，我可以解开存于心中多年的疑团了。仅仅标题中那"失利"两字，就足以撼人心魄，让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接下去，我看到的是一场血与火的恶战，是我28军及31军、29军各一部共9000余攻金部队大部牺牲其余被俘的惨烈事实，是对敌情掌握不准、缺乏气象知识、输送船只不足等教训。疑团解开了，我的心情却更加沉重。几页尘封的旧纸，在我胸中燃起了一股难忍的仇恨。作为一名军人，我心中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欲念，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战金门。

　　金门战役照片。

　　那份《第五次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及教训》，则让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我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的有关史实。其中，关于"礼拜公式"的提法印象很深。当时，由于美军的空中封锁，我军后勤补给十分困难，每次战役发起时，部队只能携带一个星期的弹药和粮草，美军称之为"礼拜公式"。第五次战役发起后，美军有计划地后撤，诱使我军深入。待到我军粮弹将尽时，美军突然实施猛烈反击和左右包抄，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尤以60军之180师，因未能突出重围而整师被歼。本来，天下没有常胜的将军，自古胜败被视为兵家常事。一时一地的失利，丝毫无损于我军的光辉形象。可是，在那个只准唱赞歌的年代里，象这类我军失利的战例被作为禁忌。不用说在正规场所不能讲，就是在私下也没人敢提。一支部队，不能真实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只知道过五关斩六将，不知道败走麦城，又怎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从战史战例中学习战争？我们这代人中，许多人是到了90年代，当兵都二十几年了，才知道有个金门惨败，有个五次战役失利。这，应该说是历史的悲剧。和许多同龄人相比，我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我喜欢读书，也喜欢找书。

　　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照片。

　　凡是喜欢读书的人，大概都曾有过千方百计找书看的体验。特别是在那个没有多少书可看的年代里，为了得到一本好书，有时可说是用尽了手段。我曾经有过多次"赖"的经历。所谓"赖"，就是借到好书后，看完赖着不还，想靠时间冲淡书主人的记忆，然后将那书留归自己。1969年初我们在屏南县支农时，住在县委招待所。因为周围没有住户，也就没地方借书。很巧，县委大院里的一个小男孩，常跑来趴在窗户上看我们操作无线电台。我灵机一动，让他回家拿本书来看，只要能拿书来，就让他进屋看看那电台。他听后高兴得要命，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一本书递到我手中。我一看那书名，就激动了老半天。那是一本《人猿泰山》，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繁体字，竖排版，纸张已经发暗，封面也已严重磨损，又脏又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类似神话、似传奇、似科幻而又真实感人的故事，那撼人心魄的非洲丛林，那被丛林中的猩猩养大的人猿泰山，那从现代城市文明社会走向人猿泰山的琴痕小姐，那文明社会的尘嚣与原始丛林的宁静之间的碰撞，让人读来连连叹息。我爱不释手地看了三遍，没有还，又让他拿来下册。又看了三遍，还是不想还。没想到，那小子记性特别好，见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就是不想还，便说他家里大人催着要。我眼看赖不过去，只好忍痛还掉了。

　　《人猿泰山》。

　　我还有过几次"拿"的经历。所谓"拿"，就是看到好书后不打招呼将书拿走。说得难听些，这也算是"偷"。小孩子偷瓜摸枣不算贼，读书人偷书也不应算是贼。1975年秋天，将军山大演习时，我随工兵营住在一户侨属家里。那是一幢五层楼，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于抗战之前。日本鬼子的飞机曾将一颗炸弹投中此楼，从楼顶穿透五层直落楼底，好在没有爆炸。我们进驻时，通天的炸弹窟窿依然如故。我住的那个房间靠近东家的伙房，去伙房打水时，发现碗橱顶上放着两本书。拿下来一看，上边有一层厚厚的灰尘，拂去灰尘一看，一本是《孟丽君》，仿纸，木印，线装。另一本没有封面，粗粗一翻，似是互相关连的三篇：《高空遇险》、《无名岛》、《荒岛上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书叫做《神秘岛》。这份意外的收获，真是叫我欣喜若狂，跑回房间将门一关，便一口气看到开饭。说来惭愧，我自认为是个读书人，也自认为读了不少的书，但从这位侨属家的厨房里"拿"走的这两本书，却又是我未曾看到过的。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孟丽君的故事虽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可也是流传颇广。至于那《神秘岛》，乃是《海底两万里》的续集，是西方早期影响极大的科幻小说。所以说，至今想起那艘海底旅行两万里的"鹦鹉螺"号，我还会对自己知识的浅薄生出几许无奈。

　　《神秘岛》。

　　《孟丽君》。

　　说话间，便到了1976年的10月。当时，我刚刚到任通信连副指导员还没几天。我是1976年初被任命为通信连副指导员的，因为在直工处报道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所以直到9月初才到职。"副连长萝卜大葱"，指的是副连长分管物质生活、后勤保障。"副指导员锣鼓叮咚"，指的是副指导员分管文化生活，宣传鼓动。通信连已经有副指导员，是我的战友王学飞，65年的老兵。我来以后，通信连政工干部便成了双副职。所以，我也就没有太多的事做。连指导员隋培民也是我的战友，66年的老兵，他为了发挥我的特长，让我分管连队的图书，而让王学飞继续分管锣鼓。

连里的图书，那真正称得上是"图书"，除去几本画报，就是一摞连环画册。喜欢读书的人，自然更加重视文化建设。恰巧，直工处的文化干事凌荣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特意拨给我一笔经费，并介绍我去福州新华书店内部批发部买书，说是那里有好书。没想到，我带着文书杨冬根跑到福州一看，虽然说是内部批发部，可除去《西沙之歌》之类糟蹋中国小说的"小说"之外，没有多少值得一读的书。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在通往连部的路上，迎面走来了一排长付红。她大老远就冲我笑，没有笑出声，却满脸都在笑。开始，我还以为她笑我出了什么洋相，可摸摸帽子、整整军装，一切正常。看我这般举动，她笑得更开心，紧几步迎上来悄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特大的好消息，江青他们四人帮被逮起来了。"

　　我们通信连的女兵们，前排右一为排长付红。

　　从此，可读的书渐渐多了起来。可是，要想找到真正的好书、新书，还得下番功夫。这是因为，冰河刚刚开冻，多年的禁锢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除。于是，在社会上，包括在部队里，便开始以传抄的方式，秘密的流传一种手抄本。自从“文革”开始以后，除去革命样板戏及《金光大道》等及少数文学作品以外，原有的文学作品几乎是都成了封资修的大毒草，要么焚毁，要么禁忌，这不让看，那不让读。但是再禁，也禁不了思想的碰撞和青春的躁动。这“手抄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出现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这“手抄本”就是不让在世面上卖、摆、传、发的书，用手抄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流传。那感觉有点象搞地下工作，一传一，还是单线联系，十分的隐密。

当时的“手抄本”，比较著名的有《第二次握手》(又名《归来》)、《一只绣花鞋》、《少女的心》等。尤其是《少女的心》，是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在某一天，我突然间接过朋友传过的一本神秘的“手抄本”，那就是《少女的心》。那是一位神秘的年轻女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内心世界的宝藏，记录下少女内心的悸动，以及这个世界给予她的痛苦、欢乐和希望。尽管时光已经流转了那么多年，但我敢肯定，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手抄本《少女的心》，会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珍贵的一部分。

我拿到“手抄本”以后，总是小心翼翼，分享对象极少，仅限于警卫连连长王福清。王福清是山东垦利人，1969年入伍。我从北大毕业回到部队以后，我们俩就成为了好朋友。为了将手抄本留下来，王福清让他们连的通信员王效义秘密抄写。王效义是山东寿光人，1975年入伍，聪明机灵，忠实可靠，写得一手好字，曾经跟我学习新闻报道，是我的徒弟加好友，是我和福清绝对信任的人。王福清后来转业到山东省公安厅滨海公安局，在经侦支队长（副县级）任上退休。王效义后来退伍去了胜利油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直干到胜利油田党校副校长（正处）退休。我们三人的友谊，保持至今。

　　“手抄本”《归来》，又名《第二次握手》。

“手抄本”《少女的心》片段。“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片段。

　　而出版界的人们，也准确的把握住了读书人的迫切需要。他们因应形势，想出了一式妙招，出"内部"书，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出来后，没事便大家公开读，有事便说是内部参考。我的同乡战友栾青松（潍坊人），和一批高干子弟玩得挺熟。通过他，我开始源源不断地读到新出的内部书：《战争风云》、《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回忆与思考》，等等。这一批反映二战的书，史料之丰富、翔实，气势之磅礴、恢宏，对我来说之新鲜、新奇，简直让人有点瞠目结舌的感觉。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过去对二战的了解，还不及十之一、二；或者说，诸多重大的，带有决定性的军事活动、政治活动，如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诺曼底登陆，等等，过去根本就不知道。当然，也就不知道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背景。我就知道苏联红军，知道斯大林，知道保尔、知道卓娅。对朱可夫元帅的军事奇才和为打败法西斯做出的卓越贡献，我竟都感到陌生。读史，是为了以史为鉴，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所了解到的二战历史，包括抗日战争的历史，是多么的不全面，或者说是多么的片面。不全面的历史，便不是真正的历史。以此传世，岂不误人子弟？

　　《第三帝国的兴亡》。

　　《战争风云》。

　　随着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随着禁锢的逐渐消除，我装进肚里的那些新鲜东西，便忍不住要往外倒一倒，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于是，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成了战士们常去的地方。一闲下来，便有人来缠着讲故事。我发现，战士们的知识是那么的贫乏，对历史，甚至是对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都一无所知，对什么都感到新奇。他们太单纯，纯得近乎白纸。面对他们，我萌生出同情之心，也萌生出一种责任，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将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不知道而又感兴趣的人，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回忆与思考》。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再往后，书就越来越多了。读书再也不用抄，不用找了，而是要细心的挑选了。对读书人来说，选书又是一件极大的乐趣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