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口罩

陕北后生王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窗外阳光明媚，本想在春节前参加冬泳活动，无奈1月3日天将擦黑，我从首都图书馆回到家就病了。嗓子痛、咳嗽、浑身无力……严重的上呼吸道感染。于是我一大碗接着一大碗疯狂地喝水，企图稀释细菌和病毒。一边像喝啤酒一样大口大口地喝水，一边回忆我在新年这几天的活动轨迹，要找寻得病的根源。

（本文配乐所用刘天华《病中吟》）

01

1月1日是2025年的第一天，儿子约我陪他去位于西单的钟书阁书店和图书大厦购买几本新书，从新年第一天就从购书、读书开始步入一个文化新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一同前往。

（西单图书大厦的二层有一个咖啡厅）

西单是商业繁忙的闹市地段，堵车和停车是两大问题，不便开车前往，骑车去又觉得室外温度太低，特别是晚上回家时会很冷，不得不改坐久违的公共交通地铁。

（西单图书大厦的三层有苏州松鹤楼的汤面，挑书挑累了，吃上一碗苏州汤面继续挑）

我们此次出行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所都忘记戴口罩了

（我们在钟书阁）

（本文作者在钟书阁挑选图书）

1月2日去游泳馆，换好泳装一进游泳馆，热浪扑面而来，如果说游泳馆和火焰山置换了，那是编科幻故事，充其量整个游泳馆有如芬兰的桑拿房，游泳的人已经脱的不能再脱了，我也不做准备活动了，迅速入水，有如进入梦幻世界，游泳池改温泉了？我游到对岸池边看了一下水中的温度计，差一点就到32度了！我只能像是接受康复理疗，放松游完1000米，走出了游泳馆，感觉外面那个冷呦……。

（本文作者在游泳馆）

1月3日中午参加了一个延安知青的聚会，在餐桌上怎么可能戴口罩？我这个号称“吃五味杂陈，独不食辣的资深吃货”竟然还吃了两道有辣椒的菜，味道不错，就是觉得嗓子眼热辣辣的，饭后继续骑自行车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又没有戴口罩，回家时帽子和借来的书都在包包里，一路骑自行车忘了戴帽子……，回到家里感觉到嗓子痛，咳嗽、发冷……，我是真的病了。

（陕北人的聚会）

我明明知道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我们怎么会犯如此低级错误呢？儿子年轻，抵抗力强，当然没事；我则是老卖年糕，不是这四个字，净想着过年吃年糕了，回民小吃店是老卖年糕，我应该是老迈年高，对于传染病的抵抗力明显不如年轻人，于是中招。

夜里一点半，儿子网上购药，两拨快递员分别送来“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测试机”和治疗甲流的特效药“磷酸奥司他韦胶囊”，谢天谢地，测试后结果是阴性，这才松了一口气，拿出压在箱子底的N95口罩，亡羊补牢，恢复从小戴口罩的好习惯。

（甲流测试为阴性）

02

我从开始记事的时候就有戴口罩的经历。我不算传统的老北京人，只是出生在北京，从小在北京长大。

“从南京到北京没见过驴屁股打补丁”，是我小时候戴着口罩上街，听到胡同里正宗老北京人的孩子嘲笑我戴口罩时说的话，话里透着一些老北京人对戴口罩的人的不屑与蔑视。胡同里的老人们也常说，“天子脚下啥没见过，咱北京爷们儿不戴口罩”，一幅我行我素的模样。还说，这是在论的（北京话：有理论根据的）。

（幼年时的本文作者）

那时候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基本都是住在四合院的平房里，一年四季都是生煤球炉子做饭，冬季烧硬煤块取暖。

用火柴点燃刨花、加入劈柴，添上煤球后，用拔火罐儿一拔，煤球燃烧时的煤烟就顺着拔火罐儿往上蹿，还带着一股刺鼻子的味道。

好用的拔火罐多是铸铁的，挺重的，底座大出烟口小，在院子中生火，立在炉子上多大的风也刮不倒。冬天，北京的西北风能卷走房顶上的半尺后的积雪，能刮走简易房的房顶，就是吹不动铸铁拔火罐。各家各户的拔火罐将煤灰和有害气体送上了首都的蓝天。

（铸铁拔火罐）

姥姥家在春、夏、秋三季，烧煤球做饭、烧开水，冬天烧硬煤，也叫大同块儿，就是山西大同运来的无烟煤。大同的硬煤块儿火力壮、耐烧，晚上，把火炉底下的火门儿关好，上边儿盖上个形状如小草帽的铸铁盖火，踏踏实实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了火都不会灭，打开火门，掀开盖火，眼看着火苗立刻蹭蹭地往上蹿。

（大同块硬煤）

大同块儿不冒烟，没有刺激性气味。可是一走出家门就不一样了，街上不少人家为了省钱，做饭取暖用的是廉价的烟煤，那些烧烟煤的炉子一点上火，呼呼地直冒黑烟，散发出一种刺鼻子的气味儿。这时候戴上口罩感觉会好一些，不过时间长了，口罩接近鼻孔的地方，沉积物会形成一小片黑色的癍迹。

那年月传染病可多呢，天花、白喉、百日咳、伤风感冒、猩红热…… “出门戴口罩，进门先洗手”，是我幼年时家中一条不成文的家规，爸爸、妈妈不但给全家人都准备了口罩，还给经常来家里的亲戚、朋友送口罩，那些口罩都是从可信度高的大药房买出来的全棉多层纱布口罩。

03

鼻涕和痰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产物，那年月，由于空气污染，患气管炎的人很多，特别是慢性气管炎，当时有一个病名叫“老慢支”就是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发展下去就是肺心病，是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病。凡是患有气管炎的人就有痰，痰中潜伏着大量的致病细菌，那时候一些人没有环保概念，卫生习惯也差，随地吐痰的现象无处不在。有人向地上吐完痰之后，还用脚上布鞋的鞋底在地面上反复搓，病菌会挥发的更快。

（当年北京城的冬天空气严重污染）

那年月，不少老北京人喉咙中总有吐不完的痰，每天早起推开屋门，先是深吸气，再倒气，用尽胸腹腔之力不停地咳嗽，再“咔、咔、咔”连续不停地吐上几口“鮮浓痰”（与先农坛只是同音，无任何必然联系），那才能算是“爽”了。随后漱漱口，用牙粉刷牙，再用刮舌板刮上一阵舌苔之后，才能洗脸吃早饭。可着北京城内四外九，再穷的北京人家也要有一个痰盂。

04

大户人家的痰盂一般都是黄铜的高脚痰盂（据说还有景泰蓝的，我没见过），一般高度不超过50CM，中间圆形鼓肚，上下两头呈喇叭型。紫禁城中的痰盂也和餐具一样由景德镇官窑烧制。普通人家就是用瓷质痰盂、铝制痰盂、还有搪瓷痰盂。1960年以后铝制和搪瓷痰盂，要凭政府发的票证或是工业品购买劵才能购买。一直到文革前，普通老百姓结婚送礼，首选就是搪瓷洗脸盆和痰盂，文革以后，改送伟大领袖的石膏像和红宝书。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的大厅里都摆放着痰盂。

（难得一见的雍正年斗彩花卉痰盂，清西陵的陪葬品）

05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电视剧中的情节，新加坡为来访的邓小平准备的痰盂）

邓小平同曾经说过自己有三个缺点“抽烟，喝酒，吐痰”。邓小平的痰盂举世闻名。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邓小平坐下的几乎每一个座椅旁，都会放置一个白色的痰盂。

导演吴子牛在邓小平家中见到过那只低矮的白色搪瓷痰盂。1978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李光耀政府特地为他准备了青花瓷的痰盂；1979年访美时，卡特政府特意订购一批黄铜痰盂，摆放在白宫的会客厅、走廊。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李光耀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个青花瓷的瓷痰盂摆在了邓小平的座位旁边。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电视剧剧照）

06

记忆中，从没看到姥姥随地吐痰，我姥姥常年坚持戴口罩，家里虽然有个痰盂，但总是干干净净的， “咳嗽久了，必伤肺”，这是姥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还很耐心地向周围的人作解释，“花上一毛六分钱买个口罩，灰尘和凉气就都吸不进来了，一冬天都不会咳嗽。这人要是不咳嗽，晚上睡觉也踏实。你要是咳嗽转肺炎了，吃上一片合霉素不得好几毛钱？打一针盘尼西林不得花上好几块钱？”

姥姥还有一个最重量的宣传材料，就是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口罩可以预防结核病。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期，结核病泛滥，特别是肺结核，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作“肺痨”。说起肺痨，北京人没有不怕的，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广泛使用链霉素和异烟肼（雷米封）这些特效药，肺结核的死亡率挺高。姥姥还说林黛玉就是得肺痨死的，她老人家觉得因为疾病改变命运，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不幸。因此，姥姥不但介绍戴口罩的好处，还送口罩给人家，文革前，和姥姥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养成了冬天戴口罩的好习惯，随地吐痰的也明显减少了。

07

中国吐痰第一人

要讲吐痰，有历史记载的“中国人民吐痰史”中，李鸿章是中国吐痰第一人。1895年3月，李鸿章一行前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在中日谈判长桌两侧的地毯上放着两个特大号痰盂，作为谈判首席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身旁各有一个。李鸿章酷爱抽水烟、吸旱烟，痰也特别多，他爱吐痰早已闻名世界，在他腰间佩戴的一个袋子里，甚至装了一个袖珍痰罐，便于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因此，日本特意为大清国谈判代表准备了痰盂，似乎是考虑到对等关系，所以在日本代表一侧也放置了规格形状一模一样的痰盂。

（李鸿章和痰盂合影）

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罗斯，沙皇一贯藐视咱们中国人，居然没给准备痰盂，结果李中堂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一口浓痰吐到了沙皇的地毯上，虽然甚是煞风景，也吐出了大清的国威，可惜令之前西方社会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荡然无存。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李鸿章身边备有一个很高的痰盂）

李鸿章确实是中国吐痰第一人，遗憾的是吉尼斯没有设此项世界纪录。他搞了一辈子洋务运动，一辈子没戴过口罩。

08

老北京人为什么不戴口罩？早年从姥姥那一代从大清朝过来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晚清时期，不少老北京人爱好吸鼻烟，戴上口罩自然是没办法吸鼻烟儿了，戴上口罩也没办法吸那锃光瓦亮的黄铜水烟袋里的水烟，戴上口罩同样不能抽翡翠嘴儿乌木杆的铜锅大烟袋了，没有那鼻烟烟末的刺激，很难打出惊天动地的喷嚏，也就没了那种能与“咔、咔”吐痰媲美的“爽”的感觉。

一些老北京人反感戴口罩，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老少爷们提笼架鸟出门遛弯时，常会自鸣得意地哼上几句，要是带上个口罩，嘴里哼哼着的“西皮二黄”和“单弦曲牌”过路人也听不见啊！女人们出门不戴口罩，想必是担心口罩粘走脸上的胭脂粉。

09

大清朝和北洋时期，中国人不识字的很多，女人中文盲的比例比男人更高。没有文化，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往往是人云亦云，不用脑子想问题。小时候，我就听说过北京城里有这样一则笑话：儿媳妇陪着婆婆上街，迎面走过来一个戴口罩的人，婆婆告诉儿媳妇“不敢乱嚼舌头根子（北京话：传闲话），你看这人就是乱嚼舌头根子，嘴上长疮了，到归了（北京话：最后）得买“一德堂”的膏药贴在嘴上，往外拔脓……”一种现代文明生活的传播、推进，确实很难。

不过说来也怪，京城的老百姓不待见口罩，可这口罩最初的发明恰恰是在京城的皇宫里。元朝时咱们北京这地方叫大都，是元帝国的首都，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录了在中国生活十七年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宫女和太监），皆用绢布（丝织物）蒙（遮盖）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用纤维制品过滤或隔绝呼出的气体，防止它扩散传播。这样蒙住口鼻的丝绸类制品，应该算是原始的口罩，只是后来这项发明让马可•波罗转了一道手，被欧洲人学了去。

1910年哈尔滨爆发鼠疫，时任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的伍连德医生发明了“伍氏口罩”，这种口罩成本低廉，仅用两层纱布，内置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毒。到了1911年，黑龙江省的鼠疫控制之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戴口罩，不过遭到了一些老北京人的蔑视，到了民国初期也是如此。

（伍连德大夫在哈尔滨的疫情爆发时，推广口罩用于预防）

老北京人不知道戴口罩的好处，不了解口罩的用途，接受口罩、使用口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内外，文明的进程阻力太大。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曹锟，谁当政时期都是如此，就是蒋委员长推行新生活运动，也没有戴口罩这一项。

10

新中国成立后搞了几次爱国卫生运动，麻雀几乎消灭绝迹，也没有把戴口罩列入爱国卫生运动中一项必须要落实的措施。在北京人的眼里，戴口罩只是医院大夫、护士和病人的事，当然照顾病人的家属也可以戴口罩，口罩似乎和一般健康人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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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冬天不是很冷，但对于红卫兵来说，从脚心一直凉到后脊梁，一个个都像霜打了似的，曾经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自认为战功卓著的红卫兵们，像烂鞋垫一样被无情地抛弃了。匆忙组建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被政治运动逐渐边缘化了的老红卫兵，在青春荷尔蒙的刺激下，成了性解放的带头人，开始在北京街头“拍婆子”，用现在的话叫“泡妞”，老北京话叫“嗅蜜”。与泡妞、嗅蜜不同的是，拍婆子是单刀直入，无需任何铺垫。

那些老红卫兵穿着军装，头戴羊剪绒皮帽子或棉军帽，戴上遮住半个脸的大口罩，仨一群俩一伙儿，也有五个、六个扎一堆儿的，在街上拦截单个的或者两、三个的女红卫兵，和人家交朋友，此时的女红卫兵被他们男红卫兵叫作“兵婆子”后来简称“婆子”。因为担心自己模样忒寒碜，他们就戴上口罩遮住半个脸，先搭上话再说，一旦得手就带上婆子找地方刷夜去。

一个老红卫兵对我的亲口描述，道出这时候口罩也有妙用。“领着兵婆子进大院门儿，戴着大口罩是最好的掩护，门卫认不出是谁，低着头别招惹人，上了一杆（流氓土话：一次性交）完了事儿，那兵婆子要走，但是找不着口罩了。我从被窝里把口罩找到，本来是拿口罩试试能不能见红的，结果没见着红，上面全是怂。那兵婆子一看口罩儿也不能戴了，围上拉毛围巾遮住半个脸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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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标配的装饰。

到了1968年的春节前后，戴口罩的人似乎更多了一些，北京城里的口罩销售特别好，戴的方式也多了一些。那时的口罩左右两边分别有一根上下贯通的长带子，下边两根系紧套在脖子上，上边两根挂到耳朵上，再从耳朵后面绕到下颌系紧。不戴的时候，就把口罩塞到棉袄前襟里，两条白色显眼的口罩带露在胸前，几乎成了那个年代青少年标配的装饰。而另一种时尚的系法，则是直接把口罩两边的带子一起系在头后边，和今天手术口罩的样子相差无几，全部是纯白色，不同的是需要清洗重复使用。

冬天太阳好的时候，我们师大院里的几个朋友，坐在东单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电影院门口，大家习惯管那个地方叫高台阶，观察路人中拍婆子的行为，其实也是无聊至极。因为不想让人觉察，我们就戴上口罩观察那些人的一举一动。

（我们一同去陕北插队的师大院里的孩子）

街上戴着口罩的女孩儿挺多，其实大多数不都是坏女孩，也不全是特别难看，也有不少漂亮的女孩儿。好人家的女孩戴着口罩上街，即便遇上一两个老红卫兵骚扰，也会尽快避开，更不会让那些人透过口罩看到自己的真容。

那些拍上了婆子的人，也是需要花上俩钱儿的。有钱，就会带着婆子去东风市场北门的东来顺，坐下来，摘了口罩，吃盘奶油炸糕。叶子（黑话：钱）不够活，就放下身段，不顾血统高贵，向社会底层流氓拜师学艺，开始“吃佛（要小偷的钱）、洗佛（抢小偷的钱）、自己佛（自己偷）、溜门（顺手牵羊）、撬锁……”为了拍婆子（也有人称砸圈子）双方最大限度释放荷尔蒙，必须掌握能来钱的全套技术活。这些个下作的事情，无论做哪一项，都必须戴上口罩，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长相。否则被“小脚侦缉队”记住了长相，容易被送入“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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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时局混乱，斗争成风，英雄主义当道，失势之后的老红卫兵与平民顽主也是相生相杀，时有冲突争斗，扰的社会不安。公检法被砸烂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群众专政”。

在谢富治提议下，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北京市体委管辖的北京体育运动大队（北京体育师范学院运动系）和国家体委训练局管辖的不同项目国家队部分专业运动员，以及北京体育学院革命师生组建了“北京市镇压流氓委员会”，共同打击社会上的流氓犯罪。由于缺少法律程序，那些流氓或被群众举报的可疑分子抓来之后，为了让他们交代罪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暴打一顿，再交代“罪行”。因为担心挨打的人日后报复，打人时先得带上口罩，蒙住小半个脸，口罩就成了脸罩。

而有的时候，戴不戴口罩还被赋予了严肃的政治内涵。黑帮、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在一些单位是不许戴口罩的，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那一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凡是被隔离审查的老师，一律不许戴口罩，据说是防止他们用口罩带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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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去延安插队，口罩是我们知青必带的日用品。从铜川去富县牛武公社的那一段行程，全部都是土路，一路上黄土弥漫。从早晨天还黑着坐上军用卡车出发，到下午三点多到公社，颠簸了七、八个小时，口罩都变成了黄色，取下来稍微抖抖，能抖下二两黄土，要没这口罩，这黄土还不都得吸到肺里头。

（前排左起第二，胸前挂着口罩的是本文作者）

村里的乡亲们看我们知青戴口罩，挺好奇，我们就给他们介绍口罩的功用，不少人听了一笑说道“有球用”。于是我在宣传戴口罩的好处时了解到，其实是他们手里没钱，买不起，再者供销社也不卖，有钱也买不到，卖口罩得下铜川或上西安才行。五年以后，当我要离开延安时，冬天里已经有一些婆姨试着戴口罩了。

（我们村的贫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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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转回北京，先在一个基层单位做了几年医生，每月发劳动保护用品还发两个口罩。后来调入体委只发运动服装和运动鞋，还有营养品，就不再发口罩了，渐渐就忘记了戴口罩的感觉了。

（享受国家发放运动衣和运动鞋，从此告别口罩的本文作者）

有一次去羽毛球馆看到国家羽毛球队在李永波总教练安排的训练中，要求运动员戴着口罩训练，不是馆内空气污染，是人为制造训练、比赛的缺氧环境，提高红细胞载氧能力。在李永波带领下，中国羽毛球队称霸国际羽坛很多年，小小口罩功不可没。我倒是多年没戴口罩，几乎忘了戴口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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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2003年，是我从体委来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工作的第九个年头，非典来袭，北京人才真正不得不戴上口罩，那时候的口罩还是纯棉纱布的口罩。

2月5日我和师旭平跟随公安部一个代表团出访德国，拍摄了《中国警察在汉堡》的专题片，11日回国。紧接着我去阿根廷参加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的会议（我是中国唯一带着国际体育组织官员职务从体委来到央视工作的）。回到国内时，已经有比较广泛的舆论，由广东传播的一种特殊肺炎已经袭来。2月12日中国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队的友谊比赛正常进行，看台上的球迷中有一些人是带着口罩看完整场比赛的。

回到《体育人间》栏目组，有关非典的信息越来越多了，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社会上口罩从供应吃紧升级为完全断货。中央电视台防病控病的运作总是走在社会前面，办公室、编辑机房、播音间、录音间、食堂、楼道、电梯、走廊……，统统由专人早晚消毒两遍。不但要求大家戴口罩，而且给每个员工发口罩、发消毒液、洗手液以及擦手的湿纸巾等。

台里唯一的健身房封闭了，为了锻炼身体，我专门买了一辆二八凤凰全链套自行车，每天早晨趁着大街上人少，空气好，骑着自行车来上班，很早就能到台里。进电视台大门儿的时候不能戴口罩，如果戴着口罩也要摘下来，请武警查验出入证上的照片，然后再迅速戴上口罩。办公楼前也有武警负责警卫，进去时还要拿出出入证，摘下口罩让人家看一眼，核实后再进入大楼。

我们的办公室在22层，电梯里大家都戴着口罩，没有人在电梯里说话、问候，只有熟人之间的点头示意。那些女主持人、女播音员更简单了，和你打招呼时，只能感觉到她们藏在大口罩后面微笑的脸，眨一眨眼、煽动的眼睫毛代替了点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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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忘记戴口罩了，走进电梯，被电梯里的监视器摄像头拍到，电梯就是不关门。上班时间是十点，八点钟以前没什么人来上班，想借一个口罩都没地方去借，只好靠着两条腿爬到22层楼。过了一段时间，我第二次没带口罩进入电梯，电梯依然不关门，没办法，我走出电梯，准备爬楼梯，忽然想起我儿子上学时忘戴红领巾 ，进校门被值日生记录班级姓名，要扣班上的“分”。他也是急中生智，拿了一个红色塑料袋往脖子上一系，混进校门。于是，我在一楼一间有复印机的房间找了一张A4白纸，用手撕成一个口罩形状，双手按着，让纸口罩紧紧贴在脸上，重新进入电梯，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监视器的摄像头，门终于关上了，把我送到了22层。还好，由于我来得早，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晚一点，会被其他人看到，说不定还会被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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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非典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总算是平息了。

正如老北京人说的“刚有窝头能吃饱了，就得有事！”没过多久，雾霾就来光顾北京城了，慢性支气管炎患病人数和比例明显提升，久违的痰盂又开始出售了。雾霾围城的时候，行人甚至宠物犬佩戴口罩已不再是新闻。有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北京大学校园内革命先驱李大钊以及校长蔡元培等先贤的雕像，也被戴上了口罩。环境的恶化让北京人有了防范的意识，大量新北京人的融入，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也带来行为观念以及文化的改变，老北京人不再拒绝戴口罩，口罩逐渐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必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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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非典SARS的2003年过去了17年，突然新冠肺炎来袭，北京人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重新戴上口罩，一时间，口罩这个又小又简单的日用品，竟然成了人们四处抢购的必需品。非典时期的口罩留了几个，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当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刀枪入库放马南山。再翻箱倒柜，溜溜找了大半天，连个口罩的影儿也没见着。让儿子又给买了几个新的口罩，还真挺不好买的，叫什么“N95”，看着怪怪的，有点儿像老北京人说的“狗熊”的嘴。

疫情的肆虐，上级让大家都宅在了家里，虽然大街上能见到的人很少，但几乎百分百带着口罩。口罩让我们身处喧嚣人间又仿佛遗世独立，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建起了一道隔离墙，带给我们安全感。口罩是防疫医学发展的产物，也记载着人类对抗疾病消解恐惧的历史。在新型冠状病毒变异体和甲流传播的当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受害者，再也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口罩是与病毒之间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北京人必须接受口罩

（带上口罩和防病毒眼镜的本文作者，太像一只大苍蝇了）

2025年开年第一天，我由于一时大意，造成呼吸道感染，痛下决心“出门必须戴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