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同，时有云州和云中郡之称。会昌五年（845），置大同军节度使，是“大同”作为行（军）政区划名称之始，一直沿用至今。<br> 10世纪初，契丹人崛起于松漠之间，趁唐末战乱，建立辽国，日渐强盛，进逼中原。五代时，辽册立后晋石敬瑭为“儿皇帝”，割取“燕云十六州”，大同属辽。辽、宋和西夏鼎足而峙，大同成为辽之西京。女真金朝代辽，西京依旧；蒙古元朝改大同路。<br> 辽金大同，陪都重地，经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经营，大同成为中国第二次民族大融合重要舞台，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京风貌。奇构凌云的应县木塔和宏丽壮美的华严寺，至今屹立，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繁荣与佛教盛行。经过考古发掘，沉睡千年的铜器、金银器、瓷器、绘画、雕塑不断重新面世，别具韵致的西京风华日渐清晰：春水秋山，茶酒诗射，胡风浓郁，汉制隐约。骄悍与儒雅交织，写下了中华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br> 石雕护法力士像，唐（618年－907年）。<div> 唐代云州，一度为云中郡，为边地重镇，有大同军城常设，时有烽警。永淳元年(682)曾为东突厥默啜所破，州县俱废，天宝年间复置。安史之乱，时局动荡，兵戈不息，常浴战火。唐末五代，云州几度易手，战事惨烈。最终沙陀人李克用以大同为基地，进而盘踞晋阳，称雄藩镇，奠定后唐王朝。近世以来，大同唐代遗存多有发现，大量的墓志、石刻、铜饰相继面世。特别是种类繁多的铜镜，精巧富丽，流光溢彩。盛唐气象在这战乱频繁的边城，丝毫不减颜色。<br></div> 武青墓志，唐贞元九年（785年—805年），大同振华南街唐墓出土。 李像恩墓志铭并序，唐（618年－907年），大同市机车厂出土。 梁秀墓志铭，唐（618年－907年），大同御河东沙场出土。 鎏金錾花花口银碗，唐（618年－907年）。口径21.2，底径12，高5.8cm；银质，葵口，圆底，通体鎏金，器内底饰一周花瓣纹和联珠纹，中央捶揲双鸟纹，四周錾刻花卉纹；器内壁錾刻四组形状相同的团花，葵口处饰四组小团花，上方錾刻双鸟纹；口沿处饰一周云纹。器物雕刻精湛，构图精美，是唐代艺术珍品。 银铛，唐（618年－907年）。 菱形对鸟纹铜镜（上、中右、下右），瑞兽葡萄纹铜镜（中左、下左），唐（618年－907年）。 三彩执壶，唐（618年－907年）。 白釉执壶，唐（618年－907年）。 青釉执壶，唐（618年－907年）。 大同，200余年辽金陪都，既为辽金的军事重镇，亦是两朝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还是佛教盛传的地区。在这里，豪放的草原风格与深邃的华夏文明接洽成型，造就了西京文化的独特蕴涵。大同辽金建筑就是这种独特文化的代表作：气慨雄壮的华严寺大殿，结构高峻的应县释迦木塔，建筑技艺至今令人惊叹。那些朴实雄宏的飞檐硕拱，装饰华丽的琉璃鸱吻，巧构精雕的天宫楼阁，都无不体现草原民族对晚唐遗风的传承和光大。 应县释迦舍利塔模型。 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模型。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顶黄绿釉琉璃鸱吻，辽（916—1125年）。高281，宽130，厚48cm；螭吻，又名鸱尾、鸱吻，传说为龙之第九子，鱼形龙。相传在南北朝时，由印度“竭鱼”随佛教传入。放置在屋脊两头，作消灾灭火的功效。这件大螭吻，高达281厘米，釉色斑斓，保存良好，做工精细，气魄摄人，令人叹为观止。 兽面纹瓦当（右），辽（916—1125年），大同市善化寺遗存。辽代兽面纹瓦当造型极为丰富，以虎、狮为主要题材，兽面面部神态狰狞，突出描绘嘴部和眼部，嘴大而宽，呈弦月形，外缘常饰一圈联珠纹或凸弦纹。<br> 兽面纹瓦当（左），金（1115年-1234年），大同市华严寺遗存。金代兽面纹瓦当的形象相对于辽代更加生动活泼，兽面面部高凸，浓眉小眼，嘴部由弦乐式演变为弯月形盉扁“U”形，兽面造型抽象，表情多样。<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