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保洁

宋秋雨

张小满，女，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做白领，她的母亲春香，有一段也在深圳，做保洁。《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写的就是母亲，近三年来，在深圳从事保洁工作，还有她和小满，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故事。是“非虚构”的真实故事。

“非虚构”写作，是文学写作的一种类型。“非虚构”，顾名思义，就是“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它作为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越来越受到国内文学理论界，以及新闻研究界的关注。

说起写真实的、非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你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写母亲呢？是啊，母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诗人但丁曾说：“世上有一部永远都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情思，心灵的故乡。无论多大的作家，还是写作小白，都有写母亲的冲动。随便搜一搜，我们都可以搜到像冰心、老舍、贾平凹这些文学巨匠，都曾用深情款款、生花妙笔，来书写母亲的笔迹；而学习写作的小白，还真的可以从书写母亲开始。

在这世上，母爱，有千万种的模样，而每一种模样，都是一本“非虚构”，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足以把人感动到泪流满面。

小满母亲春香的故事，就是一篇感人的故事，这本书，是对平凡母亲形象的深情描绘，是对保洁工人这一职业群体的深刻致敬，更是对人性中坚韧与温情的一次深刻探索。

这本书荣获了2023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以及南方都市报“南都2023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在“微信读书”中，这本书的推荐值，达88.5%分，获“好评如潮”的点评。

我们包括今天的后面三天，就来品读这本书。

作者小满的母亲，回忆时间的方式很独特。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

她的记忆，是以家里人，比如小满、小满弟弟、小满她爸，还有就是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的。

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比如她说“我跟你爸结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还有比如“你出世那年。”“你弟弟出世那年。”……

越是久远的记忆，母亲的细节描述越清楚、越生动，但年份却越模糊。

小满的老家在陕西商洛，那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像是在世界的边缘，在大地的深处，那里的人，自认为是处在“底下”。

所以，在“底下”嘛，去哪儿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广州、上上海、上深圳。

另外，“底下”的工作机会很有限，小满母亲连续做了十年的那份工，断了就续不上了，县城找不到其他的工。

没工就没钱了。母亲的生命历程中，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小满姐弟俩。

要是有人说她整天就认钱，她会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不成? 钱这玩意，越多越好。”

可眼下找不到赚钱的出路了，一时间，母亲心里有点慌。她跟在深圳的小满打电话，每一次，小满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多一分。

“上深圳来吧！”小满给母亲这样一个大胆的建议。其实陕西的纬度，比最南方的深圳高多了，来深圳，是“南下”，但在母亲心里，深圳还是“上”。

但一开始，母亲是拒绝来深圳的，她担心会给女儿带来负担和麻烦，同时更担心的，是找不到工作，毕竟她来深圳的话，最重要的目的，是打工赚钱。

小满觉得她要给母亲壮壮胆，就说：“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是‘我怕个屁！’，现在我就在深圳，你怕个屁啊？”

于是，2020年，用母亲的话说，新冠疫情那年，母亲，还有父亲，果然下定决心，“上”深圳。

他们用了那年9月整一个月的时间，为这次南下行程做准备，其实更多的，是做心理建设。等想好了，终于决定要来了，也正好趁着国庆，小满他们都放假。

这一年，母亲五十二岁，父亲六十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第一次坐长途火车，来到1700公里之外的南方。

刚到深圳，母亲很自然地把所有她看到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她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

母亲也很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深圳不是一个“打工之城”吗，这些人怎么不用上班的呢？

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小满，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小满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的时候，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怎么办。

母亲来深圳，是要找工打的。她识字不多，又人地生疏，要找工嘛，就先从住的地方1公里范围内找起吧。但母亲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要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或者需要长时间站立或坐着的工，都不是很合适。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工了。

岗位方向确定后，小满就帮母亲在求职网上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小满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

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小满，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

小满带着母亲，去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找到一位女的经理。经理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她很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

经理就拿表格录入了母亲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合同一签，就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带母亲，算是上岗“培训”了。这样，母亲就正式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

她的工资是一月2500，每月准时进账她卡里。她的“保洁”工作，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的动作，和一系列的流程。

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两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在了最后。

10 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母亲回到商场的负一楼，那是她负责的保洁区域。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

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

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 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

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而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到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

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签到表里，她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

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

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生命，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

由于保洁员的流动性大，商场的人手不够。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的，而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

12月，超级商场进入节日时间。先是圣诞节，之后便是元旦了。尽管进出需要严严实实戴好口罩，人们还是涌向为节日举行仪式的商场。人们在期待，被疫情侵袭之后，能迎来一个好年头。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小满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是像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等等，而像小满这样的消费者，就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

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小满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小满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母亲在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前一天，辞去了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休养身体。她很开心，达成了自己的挣钱目标。每次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要让小满查查数目有没有错。

闲暇让母亲感到无聊，她终于开始认真审视这个由小满租来的月租6000元的房子，按照她在农村时的习俗，要在春节前洒扫庭院，迎接新年。

小满之所以租住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房东是认识的朋友。父母来了，房子里原本计划用作小满的书房的房间，便归他们使用。

当父母第一次跟着小满踏进家门，把他们带来的行李放在客厅的地板上时，客厅顿时就满了。很久之后，当她评价深圳“家”的“小”时，都会拿县城房子的“大”来对比：客厅都比你这整个房子大。深圳房子很小，却需要那么多钱。

母亲把在超级商场学到的保洁技巧用在了这个小房子里，清理了每一间屋子。母亲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

同在深圳的表哥和弟弟也来家里。厨房仍旧是母亲的，他们在母亲的指挥下打下手。菜一盘盘上，又一一被扫荡，其乐融融的氛围、油污碗碟自动消失的餐桌背后，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随时准备为子女奉献的妈妈，脸上被油烟熏出微汗的妈妈，手脚不停的妈妈。

小满问妈妈：“你真的喜欢做饭吗？”她妈说：“娘不给儿女做饭，给哪个做？猫都知道疼崽子。”

除夕夜，是一桌丰盛的晚餐，是一家人的团聚。母亲说：“挺好的，一家人都在一起，也免去了你们姐弟俩奔波。”

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小满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总是很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她说是轻松，是要加引号的。

虽然这些对话里，有些讨好小满的意味，但小满还是为母亲高兴。天底下做父母的，都是想讨好儿女的，而反过来，他们需要儿女为他们做什么呢，其实就是三个，哪三个字？我们明天再聊聊。

大家今天听到的，是不是就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呢？然而，如此平凡的“非虚构”的故事，作者为什么可以娓娓道来呢？

很多人，一说写“我的妈妈”，就会觉得妈妈太平凡了，没啥可写的。于是，有人就信马由缰，去虚构妈妈的一些感人事件。

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绝大多数的母亲，都不可能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她们就是平平凡凡的人，然而却是平凡显出伟大、朴素突现繁华，写“我的母亲”，越是非虚构，就越吸引人、越感动人。

因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更加渴望直面生活、直面时代、直面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真相。非虚构写作，就成为了一种时代写作的潮流。

而且，非虚构写作，已不再是专业人士、作家的专属，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投入到非虚构写作中来。张小满，她就是一个普通白领，而不是什么专业作家，但她笔下那些有质感的“写实”的文字，在互联网世界里，就具有了“穿透圈层”的力量。

其实，非虚构写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说它容易，是说“非虚构”，说白了就是要“写实”。写实就要写日常、写真情。日常的实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相对是容易的，也是重要的。因为非虚构类作品，真实是生命，真情是灵魂。

然而说它难，是因为越是最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最难的。写日常、写真实，看上去容易，但我们的文字创作，不能只是为写实而写实啊，对不对？我们要通过文字“表情达意”啊，这就有一个“写实”和“写意”的创作技巧问题。

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写意”呢？简单的说，是通过文字，去创造一种“意境”，一种“精神”。

很多人写自己的母亲，都会写妈妈如何辛劳，如何自我牺牲，这虽然是“写实”，但太单薄平淡，缺乏意境。

而《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就建立了多个层次，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不羁的、虽然字都不认识几个，但却能用双手撑起一片天的母亲形象，一句话，就是把母亲给“写活”了。

《我的母亲做保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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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母爱千万种，每一种，都令人泪流满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述《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昨天我们说到，写真实的、非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就很自然地想到写母亲。

是啊，因为在这世上，母爱，可能有千万种模样，而每一种模样，都是一本“非虚构”，每一个非虚构的真实故事，都会是有质感的，都会是感人的。我们今天继续聊，看看作者小满在书中，还说了什么感人的事。

小满的母亲出生于1968年春天，因为春天的缘故，她的名字也与春天紧密相关，叫“春香”。外婆连生了六个儿子后，又连生了三个女儿。九个兄弟姐妹，母亲排行第八，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母亲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几天就辍学了。

母亲曾无数次地，说起过她对放弃读书的后悔之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当母亲了解到，读书，原来是他们这一代人跨越阶层、改变命运最主要的途径的时候，她除了后悔，还有对命运不平等，感到深深的无助。

她和父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供子女读书，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小满和小她三岁的弟弟身上。

那时候，村支书曾问母亲：“春香，你大字不识几个，你家娃儿，咋那么会上学呢？”母亲说：“我就是不识字，才让娃儿上学呢！”父母将儿女一路从小学供到大学，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省城，最后在深圳谋得工作。

小满说，这一切，都有一种儿女替父母实现了理想的错觉。

小满早早离家求学、工作，自己选择爱人，选择生活的城市。母亲说的很多话，小满都只是表面上应答，但实际上，并没有听。

父母亲拼命做工，供小满读书，但小满学会的，似乎都是跟母亲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东西。小满的世界，离母亲越来越远，不再跟她母女连心、心心相印。

当小满选择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小满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小满一样，是“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是网络词语哈，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农村或小城镇的贫寒学子，埋头苦读、做题应试，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然后走到大城市的那群人。

母亲不喜欢，是因为“小镇做题家”，肯定没什么背景和社会资源啦，小满的爱人，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情。加上女儿嫁到这么远，也使母亲心里难受，她曾经无数次暗示小满：“远嫁的女儿，伤心的母亲”。

母亲伤心，还因为她觉得女儿不听话。每当小满与母亲起争执，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听话！到时候有你后悔的！天上会响雷的！”有时候，母亲会气呼呼地操起方言，说：“你连我针尖一点的话都没听，指甲盖一点的话都没听。”

哪怕小满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母亲还是经常批评她，连穿衣的风格，也要摇头、批评两句。

在深圳，小满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有时候会帮小满拆快递。从快递盒里拿出来的毛衣，像是小满的罪证一样被摊在沙发上。母亲拍照发给小满，也发给小满弟弟。她用微信语音轰炸，表达她的不满。

她不理解，为什么小满总是因为喜欢就去买一样的东西，不理解为什么买看起来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她觉得小满已经“衣满为患”了。她理直气壮地不认同，而小满理直气壮地穿。

母亲看不惯小满的花钱方式，认为小满大手大脚，不存钱。小满很生气地回怼了她，说她的逻辑，总是小满过得好了，是因为她供小满上了大学；小满过得不好，则是因为没有听她的话。

小满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起各自的母亲。小满带着一些抱怨，说她跟母亲分离多年后，又同住到一个屋檐下，感到种种的不适应。

小满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沟通。小满提到一个细节，说，每当她向母亲询问她生命中发生的大事，她总不能给出具体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讲述，比如躲计划生育，好恐怖；又比如跟父亲一起在矿山打工，很辛苦，等等，似乎在她过往的生命中，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全是痛苦。小满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真正原因。

朋友向小满提到一本叫《记忆的性别》的书，小满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这本书里有一金句，说“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意思是说，记忆并不一定是百分百的真相，随着叙述者的筛选和重新塑造，记忆，有可能已出现错乱。

小满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许就是书中所说的一种“被筛选过后的重塑”。从这本书的阅读中，小满并不是要去分辨母亲记忆，哪个是真相，哪个是荒谬。而是她意识到，无论如何，她应该尝试，好好去理解母亲，一个曾经历经磨难的、后来又与女儿分离多年的女性。

母亲经历了跟小满截然不同的人生。她成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饥饿的乌云，从未从头顶散去，以至于在心底，形成了阴影。

那个时候，全家一整年吃到的肉类，都来自母亲喂养了一年、到年底才会宰杀的猪。新鲜的猪肉只能吃到立春前后。没有冰箱，母亲会在天气变暖之前，把腌制好的猪肉炸出来，在家乡，这叫炼猪油。

炸好的猪肉泡在炼好的猪油里面，几大坛猪肉和猪油的混合物放在板楼上。每天炒菜时取一点，从春天吃到夏天，再吃到秋天，直到冬天的另一头年猪长大。

一头猪的肉和油，往往一年吃不完，就会留到第二年。等到把旧的吃完，新的又变成旧的了。回过头来，我们经常吃的都是不新鲜的猪肉。

夏天的时候，打开母亲封存的猪肉坛子，油腻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肚子里泛起涟漪，想要呕吐。有时候甚至会在坛口发现绿色的霉变绒毛。母亲用铲子刮掉霉菌，剩下依旧拿来食用。

小孩子无法阻止大人，唯一的抵抗就是不吃。这些油脂混合物，也是父亲每次出远门必带的物品。用矿泉水瓶子密封起来，每次做饭的时候挤一些出来，成为重要的能量来源。

母亲总说，外婆一辈子都没吃到一顿油脂丰富的饭，我们这样还算好的。儿时的村子里，不止我们一家如此。

物质上的匮乏，让人们无法舍弃任何一点油脂。人们往往把猪最好吃的部分留到最后，等食用时，肉早已远离了新鲜。这些看起来美味的肉块，经常一咬就掉渣，让人的舌头产生瘙痒感，难以下咽。

母亲自然能理解那时候的“匮乏”，却理解不了当今下一代人的“富裕”。

她对小满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养娃，要养两只猫？在她的观念里，猫是牲畜，是用来抓老鼠的。而深圳家里的两只猫，很少吃人类的食物，只吃猫粮和罐头，用的猫砂，也就是掩埋猫咪的粪便和尿液那玩意，也要花钱。母亲会问：“每年大几千块，干点什么别的不好？”

她对深圳的物价感到恐惧。她常用老家的标准来换算，最常用的换算物就是面粉。看到一盒牛肉的价钱，她就想到在老家，都能买40斤好面粉了，这丁点牛肉，一顿就吃完了，真划不来！

母亲坚决反对浪费，她不会放弃任何剩饭剩菜。她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6点半起床的她，常常没有时间做早饭。如果头天晚上的晚餐是米饭，她就把剩下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早上，用开水拌饭吃。

吃剩的饭菜，如果小满他们趁母亲不注意扔掉，她就会很生气。再后来，每次吃完饭，母亲都抢着收拾碗筷，以防止他们偷偷扔掉剩余，直到他们在这个领域失去主权。

母亲对价格异常敏感，常常拿自己买的菜，与小满买的对比。当小满从连锁超市买回猪肉、牛肉，不小心让她看到小票上的价格，她都会惊呼：“咋得了哇！你买的是龙肉吧！”

她的耳朵像兔子一样灵敏，眼睛像老鹰一样尖。在洗手间，在厨房，若是小满忘了关水龙头，她会在离小满几米远的地方大喊：“水龙头没关吧？”有时，她会在小满行动之前，忘记腿疾，健步如飞地冲进去关掉。

小满每天比她晚出门上班，有时候忘了关风扇，有时候忘了关洗手间的灯。母亲下班回来，看着转了一天的风扇，亮了一天的灯，她脱口而出的是：“瞎了，这女子又费了好几度电！”

小满们常因为“衣服”问题吵架，她在小满拿回装着衣服的快递时，总是皱紧眉头。在小满童年的时候，母亲很少给小满买衣服，一般只有过年时才有新衣服穿。关于小满是如何缠着她想要一件新衣服的故事，她能说出一箩筐。

她总给小满买大一号的衣服，因为她“算计”着可以多穿两年，于是小满一直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长大。而今小满特爱买衣服，可能也是一种对儿时匮乏的“复仇”。

母亲在深圳没有医保，看病就得全自费。因此，她就是有病也不肯去医院。

那天，小满接到电话，是母亲的经理，用母亲的手机打来的，说母亲突然肚子痛，需要赶快去医院。

小满赶去母亲上班的写字楼，带上她打的去医院。出租车开到半路，母亲说她好一些了，不去医院了。小满坚持要去。到了医院门口，她又退缩，自我欺骗，对小满说：“我的身体我知道，看了也没用。”

母亲对医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因为她说那里是“花钱不眨眼”的地方。可小满怎么能依着她呢？到医院先做检查，结果，母亲是尿道结石。医生建议先输液，吃药保守治疗，让她多跳跳，尿出来了，就不用做手术。

小满不敢告诉母亲这次进医院的花费，但她还是在一堆单据中看到了，并表现出震惊，说：“半个月白干了！”

小满并不理会母亲怎么说，那次之后，小满带父母去医院，做了一次全身体检。半个月后的体检报告显示，母亲除了尿道有炎症外，也有冠心病风险。此外，母亲的子宫里有一个躺了28年的节育环。

这是计划生育留下的产物。小满的母亲怀了六次孕，只留下了两个孩子。两次自然流产，失去的是两个女孩；两次被迫引产，被引掉的是两个男孩。

面对小满姐弟俩都远在深圳的现实，母亲不止一次带着懊悔的口气跟小满说，如果小满多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就不至于没有孩子留在身边，不至于想回老家回不去。

所以，小满对来自母亲“催生”的焦虑，是能理解的。她想，或许是因为母亲曾经失去了四个孩子，所以才希望小满和弟弟无论多难，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母亲常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

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

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她最担心的，是给儿女造成“拖累”。

她常跟小满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儿女。”她认为跟小满住在一起是“拖累”小满，因为小满要承担她一些生活上的花费。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不想拖累子女”已成为中国父母的真实写照。父母一辈子，愿意为子女掏心掏肺，而等他们老去，却深怕给子女带来哪怕是一点的“拖累”。他们有的，甚至还要拼命赚钱，来帮补子女。

一位云南来的徐阿姨，比小满母亲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

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她从没有想过老了需要子女尽孝养老，说不指望。

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2000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一位也是从云南来的保洁员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瘸一瘸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

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这位令他操心的大儿子，患有糖尿病，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老董说：“我没有办法。”

老董快六十了，也许过一段时间，环境公司就不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吧。”这是老董的无奈。

有两句诗句这样说：“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苍龙日暮时分还腾空行雨，老树在春深时节，还开出花来。天下有多少个徐阿姨、老董这样的父母，如日暮的苍龙、春深的老树，日行万步、不辞劳苦，他们为了啥？为了自己，同时更多的，是为了子女。

母爱也好、父爱也好，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神圣伟大，它只是父母，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付出中，深深浸透的一份“期许”，这份期许简单的只有三个字，那就是：“好好的”。他们所有的付出，只想换来的，是子女“好好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言的苦。然而，天下的母亲，都会说同一句话，就是：再累再苦，也别累了孩子、苦了孩子；天下母爱千万种，每一种，都令人泪流满面。

我的母亲做保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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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想写母亲，就不能只写母亲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述《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昨天我们聊到了“母爱”。

母爱，是这个世上最不必怀疑的东西，你生命中，假如只剩一人，也只有ta，愿意为你付出一生心血，这人一定是母亲。不过，母爱的姿态有千万种，有温柔体贴，有无微不至，也有埋怨唠叨，甚至有凶狠谩骂。

谁说母亲身上的标签，就只有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呢？谁说母亲必须是供书教学，必须贤妻良母、必须相夫教子呢？一旦提笔写母亲，首先是赞美，其次是赞美，最后还是赞美，如此简单化、扁平化、脸谱化地描写母亲，那就不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人学”，是探讨“人”的学问。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李浩曾说，文学是对人类生存的质询与审视，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道德评判和流于表面的歌颂和赞美。

我们之前曾介绍过那位捷克裔法国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他也曾告诫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他那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书，我们也讲述过，记得吧？小说看上去，好像是描写男欢女爱，但表达的却是一个深刻的哲理，那就是：生命中有太多的事，看似轻如鸿毛，但是那轻，轻得让人难以承受。

生活是多面孔的，我们要以“质询和审视”的态度，既关注生活的A面，也要将神经末梢，探向B面，乃至更多的侧面。

母亲生而为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脾气的立体存在，她的生命中，不但有难以承受之重，还有难以承受之轻，包括难以承受的孤独、困惑、迷茫、甚至愤怒、家暴，这一切，真的太复杂了。

因此，你要想写母亲，就不能只写母亲。要像《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小满那样，写母亲的“信仰”、写她的“算计”、还有，写她的“咬牙切齿”。

小满说她的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读书也需要钱。所以这样看来，母亲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挣钱”。要想尽办法，能挣则挣、能省则省，一块一角地挣、一分一毫地攒。

母亲坚信，挣钱是需要“算计”的。在母亲的语言里，算计，就是有计划、聪明、会安排地生活的意思。她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我最有算计！”她抱怨小满父亲最多的话是：“老头子一点算计都没有！”

母亲做的第一件有“算计”的事，是建议父亲在农闲时间，利用自己的手艺，赚取务农之外的收入。父亲的手艺，是制作蒸馒头用的木制蒸笼。腊月末，父亲会把这些蒸笼，打包挑在扁担上，到几十里外的城镇去卖。卖蒸笼的钱，父亲置换成年货挑回来。

1997年，他们把“算计”攒下的钱，用来装修房屋。对于全中国人来说，那一年的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对于小满父母而言，把土房子刷成白房子，则是最要紧的事。那年结束，母亲拥有了村里最敞亮的一栋房子。

钱能改变生活，看到这点的母亲，会紧紧抓住每一次可以挣钱的机会。

2000年那年，村里的人，像是集体做了一场一夜暴富的“春秋大梦”，母亲在那时，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工”。

事情缘于村里的一位很有威望的医生，他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懂行的人告诉他，是大理石，并且可能有一整片矿源。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来了一个河南的老板，他带来探测仪，用科学方法证明了整座山，都埋藏着大理石矿。

家乡“世外桃源”般的农耕生活，忽然就这样，被那个背着一麻袋人民币，说要来开采矿产的老板给打破了。原本都在村里老老实实务农的青壮劳动力，都加入到修路、筑房、开采的工程建设中。

每个人都觉得，携带着财富而来的老板，也会为自己带来财富。小满的父亲母亲，也在工地上，父亲一天挣20块，母亲一天挣15块。

然而，财富梦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矿产开采了一年多时间，矿质变差，大理石滞销，机器的轰隆声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机器被当废铁卖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到现在，那场“财富梦”遗留下的到处坍塌荒弃的痕迹，还依然可见。

在那次之后的二十多年外出务工的生涯里，父母的挣钱之路，总是跟那场“矿石开采梦”一样，被各种不可抗力中断。他们无法做长期规划，总是临时决定，被动选择，没有告别就突然出发，又突然归家。

小满念到初中后，母亲就断断续续地外出务工了。她把家里的牲畜和农田，托付给亲戚，而小满和弟弟，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很多年后，小满向母亲讲起，她每次搭车去学校时候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啊，不打工行吗？”

小满上大学之后，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父母就需要更辛苦地工作。其中有一年，母亲跟着父亲上了韩城煤矿，成为煤矿上的一名厨师。她还顺便开了个小商铺。

事实上，小满的母亲也是跟随父亲，才选择去了矿区，她没有更多的路径可选择。在恶劣的环境中，父母为小满和弟弟，攒够了下一学年的学费。

当跟小满讲起在煤矿的经历时，母亲还是那么地“咬牙切齿”怨恨父亲。她跟小满讲述这些“苦”，总是会对比现在的“甜”。她常常带着后悔的语气，说：“那时候还是太老实了啊！不够有算计！要知道深圳的钱这么好赚，她和父亲，就应该早点来。”

每一个母亲身上，都有父亲的影子。

因此，你要想写母亲，就不能只写母亲。要像小满那样，还要写父亲，从母亲对父亲的唠叨中，看到母亲的“强势”、还有她的“控制欲”，从而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

小满父亲读完高中，本可以当个民办教师，但因为家庭背景，教师的名额被剥夺了，只好当个农民。他一辈子辗转于各个工地打工，有时还带上母亲。在生活的艰辛磨砺下，母亲不得不一次次的认命。

母亲认命，但嘴不饶人。她有怨气、有情绪，于是，父亲就承担了她情绪的一个出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父亲变了一个人，越来越沉默。他基本放弃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任由母亲安排一切。

他们两人常常因为小事冷战。母亲生气的方式，是不跟父亲说话，无论父亲跟他说什么，她都不搭理，直到父亲跟她道歉，心里那口气才吐出来，氛围才会缓和。

有一天母亲又在生闷气，理由是父亲吃山药的时候，吐了渣在桌子上，她说父亲不该这么挑食。父亲回呛了一句，说：这关你什么事！于是，冷战就爆发了。

母亲吵架时，喜欢说一些极端的话。她记忆力特好，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都能往出倒，把很多的罪名，往父亲身上安。而父亲无力、也无心反抗。因为反抗，就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冷暴力。

父亲其实一辈子都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下。这里面有多少爱的成分？不知道。有时候，小满同情父亲，觉得他懦弱，但也同情母亲，觉得她更可怜，遇上的是一个跟她在思想和情绪上不能同频的男人，一辈子像在遭罪。

母亲常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早就离婚了。以前小满当她是玩笑，现在她会很认真地跟母亲说：“你要真想离，我支持你。”而这时的母亲，却沉默了。在小满七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确实曾经带着小满，要下河南，后来被父亲追了回来。那是她唯一一次在离婚上，准备做出行动。

而那次以后，母亲应该从没想过要和父亲真的分开。在她的观念里，有了孩子，死都不会离婚。很多时候，是母亲的嘴巴不饶人，但有时，如下着雨，第一个想起父亲没带伞，给他送伞的人是母亲。

母亲对父亲是这样，对小满也差不多。

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学会从容。家务活那一丁点的事，都可以令她不放心，常常对小满，唠叨个不停：什么拖把没有拧干啦，纸巾扯得太长，抹布没有叠方正，胡萝卜片切得太厚，菜品没有准备好就开火，等等等等。她总是快一步，从小满手里接过拖把，或者夺过菜刀，说：“你去工作吧，别干了；你放下，让我来！”

其实，母亲有很多爱小满的时刻。她总是心细如尘，满足小满的各种需求，尤其是当小满想吃什么的时候。小满爱吃包菜，冰箱里的包菜，就没有断过。每当小满说我饿了，母亲只要在场，总是动身最快的那一个。小满口腹之欲上的满足，都由母亲承包了。

母女是没少闹别扭的，而小满跟母亲求和的方式是，抱抱她，然后跟她说“对不起”。当母亲听到这三个字，大部分时候会羞怯地一笑。她听到“对不起”时的表情，跟听到小满对她说“谢谢老妈”时的表情一样。

每一个母亲都有软肋，都有真诚、耿直、而毫无保留的爱，而同时，又有孤独、脆弱，和难言的哀愁。

因此，你要想写母亲，就不能只写母亲。要像小满那样，写母亲的“脆弱”、写她的“泪水”、还有写她“内心的痛”。

母亲生命中，自认为的很多不快乐、不幸福，用她的话说，都是源于听了小满外婆的话，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

外婆是自杀的。从小到大，母亲每次和父亲吵架，当父亲占理一些，母亲明显要败阵的时候，她就会拿出她的杀手锏，狠狠地对父亲说：“是你把我娘气死了！”

一天下午，小满终于向母亲问出了那个问题：外婆为什么选择了自杀？

长久以来，外婆自杀这件事，在母亲那一辈亲人的语境里，就只有“她想不开，然后自杀了”这个含糊不清的解释。

那天小满的话刚出口，母亲的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不断奔涌而出。

一开始，母亲还是回避的姿态，说，事情都过去了，提也没用。但显然，记忆并没有放过她。她也需要向人倾诉。母亲记得外婆自杀前后的每一个细节。只是小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坐下来，认真地向她询问、聆听。

她本来手里还在剥着从外送平台上，新买回来的蚕豆，但不断涌出的泪水，让她的手，顾不上蚕豆，全拿来擤xǐng鼻涕了。那半个小时里，小满面对的是一个泪涕横流的母亲。小满只能不断地拥抱她，递纸巾给她。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

“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小满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

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长久以来，母亲都觉得，外婆是报复自己，用死亡惩罚她这个女儿。

这成为母亲心里的一根刺，生命里的重大创伤。她没有与自己的母亲好好告别，没有好好完成分离。她与外婆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即使外婆已是一个消逝的人。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已经快到外婆离世时的年纪，她梦到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

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

小满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小满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她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小满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小满的妈妈了。她总跟小满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小满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

年轻时的母亲，并不爱小满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

当母亲抱怨婚姻的无趣，抱怨怎么嫁了像小满父亲这样的人时，会顺带提一句，如果读了书，她应该能走出去，嫁给一个医生、老师或者商人。总之家庭条件会比小满父亲好很多，会比父亲更浪漫，更会疼人。

小满想，除了小满叛逃了她的“算计”之外，母亲当初极力反对她对另一半的选择的原因，有一大部分是担心小满会落入跟她一样“一生为生计奔波”的命运。

另外，小满的母亲没有念到书，这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小满考上大学，或许令母亲感到满足，对刻骨的遗憾有些弥补。更本质的是，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自己书念得高，走得远，本身就值得开心，这样，女儿就不必重复母亲的命运。

《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到这就结束了。书中有一篇“后记”，标题是：我想写一本妈妈也能读完的书。

说的是小满的妈妈已经四十年没拿过笔和书本了，几乎算个文盲。因为要看小满写的故事，妈妈开始阅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然后盲猜整句话的意思。

小满妈妈语感很好，慢慢地识字也越来越多。她会告诉小满，哪里写得不对，哪里还需要补充。小满听了妈妈的话，就认真做了修改，她尽量用妈妈也能读完这本书的要求去写整本书，比如保留了妈妈日常对话中的陕南方言，尽量用比较朴素的语句行文等。

小满最后说，她书里的妈妈，身上也有很多人妈妈的影子。希望每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多爱妈妈。

小满还说，她感到伴随着这本书的完成，她跟妈妈的连接更紧密了。此刻在听书的你，有没有动起笔来，书写妈妈的冲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