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回忆之：感恩马伯妈

曙光在前

　　湖南省国营千山红农场是一九五八年由湖南省第四劳改农场撒走后改建而来的，一九六一年建立省属国营千山红农场，为湖南省农垦局管辖的十三个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在益阳地区就建有；大通湖、千山红、北洲子、金盆、茶盘洲五个大型国营农场，属正县级农垦国营企业。这些农场都是五六十年代通过人工围垦造田而建成的，主要经济作物以种植水稻、棉花为主兼淡水鱼水产养殖等，有八百里洞庭湖上“鱼米粮仓”的美称。一九六二年春，我的父亲从湖南省常德地区国营西洞庭农场，调到益阳地区国营千山红农场保卫科任科长兼派出所所长。

　　马伯妈本名叫马蜜珠（1924.07一2018.02）她的老头子张同刚（1922.11一1995.07）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马伯妈和她老头子都是出生在河北某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九四九年老头子随大军南下到湖南工作，马伯妈后来才从老家出来和老伴生活在一起的，俩老口一生养肓了五个儿女。为了这个家，马伯妈一生也没有走出家门去谋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是任劳任怨地守在家里相夫教子照顾老人。因为终年劳累，不到五十岁就落下了一身的病，最后是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真的是辛苦了一辈子。因为没有一份正式的工资收入，到了晚年就靠老头出世以后单位上发的一点点少得可怜地抚恤金生活，马伯妈的几个儿女都先后成了家，因为受市场经济改革的影响，几个孩子也都先后下岗了成了困难户，他们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孝敬母亲，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经历过了的人才会体会得到。 每次和老人聊天，我都会被老人开朗的性格所折服，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老人并没被眼前的困难所困扰，而是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生活，满脸笑着过好每一天，老人也曾经不止一次的 跟我讲，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强了一百倍。老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左邻右舍都亲切地称老人为马奶奶。

　　一九六二年冬，马伯妈的老头子也从西洞庭农场调到千山红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兼场长。张伯伯是一位参加革命时间早，行政级别比较高的老干部（十三级）是一位对人和气，工作经验丰富，对党忠诚，经历过各种考验地优秀的老共产党员，为千山紅农场的初期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我的记忆里，当年我们一家和时任千山红农场武装部部长的单部长一家（山东人，也是南下干部，他的大儿子叫福生，比我小一岁）以及张书记马伯妈一家的关系都是特别的好，平常来往得也比较多，这大慨都是缘于几家都是北方人的缘故吧。听我母亲讲，我父亲一九五八年从部队转业到常德地区西洞庭农场工作时，就与张书记马伯妈他们一家认识了，只是我父亲比张书记马伯妈他们早一年，从西洞庭农场调到千山红农场工作。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母亲因为要回河北老家奔丧，母亲走时因为肚子里怀着我的小妹妹，手里抱着我的大妹妹，手上还牵着我的大弟弟，还带着一些行旅，一个人实在带不走那么多孩子，和我父亲商量后，决定就把我留在了家里由我父亲带着我。我母亲不放心我，担心我父亲照料我不好，走之前先后又找到福生的妈妈王阿姨和马伯妈她们，拜托她们有空关心照顾我一下。我父亲当时在农场派出所任所长，平常工作比较忙，经常到下面分场去办案，马伯妈她们都叫我母亲放心回去，有什么事情她们会照顾好我的。虽说我留在家里父亲边上班边带着我，但我过得一点也不舒服。那个年代交通和通讯都落后，只要农场里发生了案情，不管是早是晚或半夜三更父亲都会第一时间带头赶去侦破案件，如果在附近办案，案子也顺利当天就能回来，如果案子发生在下面分场案子办得也不顺利，那就一两天甚至一个礼拜也不见父亲回来。经常留下我一个人在家里吃住，场部里的一栋大房子一到下班了人基本上都走了，晚上留下来住宿的也没有住几个人。当时我和父亲住在总场大会议室里的一间原来用做放广播用的小房子里面，旁边也没有其他人住，离公共厕所也远，晚上一个人上次厕所都要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遇到刮风下雨闪电打雷的夜里，我就吓得要命（经常听说有人被雷打死的事情发生），只要一打炸雷我就把自己躲进被窝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把自己蒙得一身大汗了才伸出头来透口气。白天吃饭是去场部公共食堂用饭菜票买多少就吃多少，父亲如果外出办案时会留下饭票和菜票给我，有时说是第二天就回来，可是经常是一等两天三天不见父亲回来，饭菜票也沒有了，我人又小，又不敢去食堂找人家借饭票吃饭，或遇到学校放学回来晩了后，食堂下班了没有饭吃的情况经常发生。遇到星期六，星期天食堂里休息没有饭吃，家里也没有其它零食代替充饥，我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口里吐清水，不久身体就出现了毛病。

有一天我正坐在教室里上课，突然感到眼前一黑，晕倒在课桌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班主任彭老师亲自跑到场部里找到马伯妈把我背到总场医院找医生看病住院治疗的。因为当时通讯十分不便，找不到我父亲在哪里办案，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输液，等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偌大一个大病房里就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里面，一盏小电灯泡吊在病房中间显得阴森森的，我醒来后吓的不行，叫医生也没人答应，我自己就从病床上爬起来把输液针头拔掉了，起来后觉得头晕眼花全身冒得劲，一个人东倒西歪地朝家里跑去。回到家门口一看，一把铁锁还是我早上去读书锁后的摸样，我知道父亲还没有回来，食堂里早已关门下班了，家里也没有一点东西吃，肚子里一天都没有吃过一点东西饿得咕咕只叫，又冷又饿，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马伯妈要吃的。是马伯妈收留下了我，叫我吃了饭并告诉我，她一直在病房里陪着我，准备做好饭以后就给我送过去，我当时马伯妈一家人包括她姥爷再加我有九个人吃饭，三天后父亲才从外地办案回来把我接回去。我那时候本身个子又矮，加上营养不良经常生病，长得又黑又瘦加上头发也老长，脚上穿着一双父亲托人从上海带给我的一双红色塑料涼鞋，经常被不熟悉我的人当成了一个女孩子了。母亲那次回老家一住就住了六个多月，当我母亲从北方老家探亲回到千山红农场刚看到我时，一下子都没有把我认出来？马伯妈她们告诉我母亲，你要是再不回来你恐怕连你儿子也见不到了，母亲看我那个样子当时就哭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在千山红农场工作的各科室的领导大部分都是由南下干部担任，但 文革开始之后，在千山红农场工作的那一批北方干部基本上都被打倒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被所谓的“造反派”进行过人身攻击，在心灵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地伤害。特别是马伯妈的老头子张书记，作为当时千山红农场最大的“官”受到地伤害也是最大的，被天天批斗游大街，我曾亲眼看到了张书记被造反派毒打“吊边猪”，脖子上挂块打倒“走资派”张同刚的黑牌子，站在拖拉机车厢上面被拖到各个分场去批斗，一个身高魁梧一米八几的北方老干部，硬是被造反派打伤了腰，直立不起身来到最后被打成了残废。不久那批被打倒了的干部，大部分都被“下放”到各个分场的农业生产队去劳动改造去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马伯妈的老头子被农场造反派以千山红农场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了，我的父亲也以“保皇派”的罪名被罢了官，马伯妈一家被下放去了千山红农场一分场一队，我们一家也被下到了一分场三队。第二年八月我父亲和张书记又一起被农场革委会安排去了地区“五七”干校劳动（说是五七干校，其实是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学习反省）十一月底的一天下午，张书记请假回来拿一些厚一点的衣服的同时，又托人给我们家里带信要我母亲也给我父亲带几件厚点的衣服给我父亲。因为张书记第二天早上就要返回地区干校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当天晚上就把我父亲要的衣服送到张书记他们家里去。因为眼看天色已经晚了，母亲把带给我父亲的衣服包好后，叫我立刻动身把衣服送到马伯妈家里去，并嘱咐我晚上不要回来了，就睡在马伯妈家里。我们两家虽说只隔一个队，但两家之间相距有五六里路远，我们家住在大堤上，马伯妈家住在垸子中间，而且途中还要经过一个叫“老腰港”的地方（老腰港那地方发生过“牛角眼”里淹死过一个十几岁一个后生子的事）当地人只要一讲起“老腰港”哪个地方，都说那里闹“鬼”，晚上都不敢去哪个地方。那天晚上我也是硬着头皮往那里走的，当年我只有十一二岁，虽说在路上没有碰到了“鬼”，但在经过那个路段时，真的是被那里的各种动物的鸣叫声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心里总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一样的？不停地回过头去看后面，越走天越黑，越走心越慌。最后几里路我是一口气跑着到的马伯妈的家里。到了马伯妈家里时，马伯妈看到我满头大汗，心痛地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呀？你怎么也不叫你上你弟弟陪你一起来，俩个人在路上也好做个伴呢？我告诉马伯妈弟弟不在家，我当天晚上就睡在马伯妈家里，第二天早上才回去。

　　一九七三年二月张书记的问题得到了平反，不久就被调到了地区水电局当副局长（1973.03一1978.06）后调任地区气象局任党委书记局长。我的父亲也是那个时候调出了千山红农场，被地区组织部安排到了地区水利局下属的一个正科级单位，担任管理所所长之职。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经过下放三年的劳动锻炼后，也招工去了地区水利系统一个下属单位工作。那个时候因为年轻不懂事，家庭经济也不宽裕，也没有时间去探望马伯妈，直到二千零几年，我条件好了一些以后，才想起去看望老人。第一次走进马伯妈在益阳的家里时，我被老人家里的生活条件所震撼了，我没有想到一个南下老干部，一个当过正处级单位的一把手领导的家里除了一台旧彩电和一台旧洗衣机之外，就再也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了，就连家具也是老古董了，两把单人沙发又破又旧人一坐下去就陷进去好深。老人住的地方还是几十年前，老头子在世时单位分在一楼的一套六十来个平方的老房子又旧又暗，我问马伯妈怎么也不把房子重新粉刷一下？老人却说能住就行了。从那以后我不管多忙，每年至少都要去抽个时间去看望一次马伯妈。向老人问个好，走时多少拿一点零用钱给老人买东西吃，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马伯妈，以感谢老人当年的救命之恩，老人也把我当亲人看待，我每次去看老人时，老人都高兴得像个孩子，虽说家里条件不好，但还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坐在我的身旁问寒问暖，一副慈祥的双眼久久地望着我不愿离开，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在老人心怀宽阔，使我很受感动。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就住在益阳我的小妹家里养老，距离马伯妈家里住的地方也只有三四里地之远，两位老人也还走动相互看望。有一次我到益阳出差，抽时间还和我小妹与母亲一起去看望了马伯妈，中午我做东请俩位老人一起还在益阳康复路街上一个叫“北方水饺”的店里吃了一歺水饺。（当时我还照了一些照片，只可惜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马伯妈一生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但她却有一双勤劳的双手和一颗善良的心。

　　二零一八年二月的一天，我去看望马伯妈时，老人已经得了重病躺在了床上，她的几个儿女也守护在她的身边照顾她，她们悄悄地告诉我，老人的病情巳经佷严重了。当时马伯妈躺在里屋的病床上休息，听到我在客厅里说话的声音后连忙叫我，见我进来从被窝里伸出一双干枯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的告诉我说她快不行了，我连忙安慰老人，叫她安心养病慢慢会好起来的，老人一直抓着我的手久久都不愿意放开，嘴里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生怕我离开了她。老人对我关爱有佳，真的叫我刻骨铭心，看到老人病重的样子我也心如刀绞。老人百年之后，我一直守护在老人身旁尽一点孝心，直到送老人上山。就是现在我一个人也经常跑去老人的墓地里，去看望一下老人，给老人烧柱香磕个头，以表达对老人的思念之心。

常言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我生命的记忆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慈祥善良的马伯妈。

　　愿我敬爱的马伯妈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