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14驰援赣州——血染的征程

鲁冰花茶园

血染的征程14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

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十三章

驰援赣州

经过数次资遣返乡，清除动摇分子及被认为不可靠人员的行动总算告一段落——基本达到苏区中央局领导们的要求，红五军团的整编工作终于进入正常状态：有条不紊地进行红军政治制度及组织建设，并抓紧时间进行以阶级分析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其时不要说红五军团的广大官兵，就连特支及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们也大都没有接受过党的系统教育，比如连何为苏维埃都搞不清楚。

因此，总政治部积极在红五军团发展党员——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以发展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主，同时有目标地发展董振堂、季振同等高级军官。

表面看发展董振堂入党不存在问题，除了他自己积极向党靠拢外，中共原二十六路军特支根据他在宁都起义时的突出表现，在特支（士兵支部）最后一次会议就已决定发展他入党，并上报总政治部及苏区中央局。

董振堂加入红军后，积极认真地学习党的知识及有关文件书籍等，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

为了表达自己坚决革命的决心，董振堂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献给党组织，毛泽东得知后劝他多少留下一些自用，但他坚定地表示：“现在革命了，这是我对党的一点心意。”（注1）

按照常理，原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在1931年10月就向党中央报告要发展董振堂入党，宁都兵暴他又义无反顾，可直到1932年的4月，董振堂才经何长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之相反，季振同的入党，反倒是顺风顺水。

据红五军团首任政委肖劲光回忆，他刚到部队的时候，季振同一方面欢迎，一方面又存有戒心，生怕被抓小辫子。因此肖劲光针对季振同的思想，在尊重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的基础上，将革命的道理由浅入深地讲给他听。

肖劲光有意识地同季振同谈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等历史，很快通过友好交往建立了相互信任，消除了他心中顾虑，树立了向往革命的信心。于是没过几天，季振同便主动向肖劲光，郑重提出入党的要求。

实事求是地说，其时的季振同对党的认识还很肤浅，基本上还是大少爷作风和旧军人思想，离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还是不够的。

然而肖劲光及刘伯坚等认为，从有利于红五军团整编的大局出发，发展季振同入党能影响黄中岳等一大批旧军官，而且对稳定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能起到很大作用，因此肖劲光等向中革军委进行了专门汇报。

1932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季振同为特殊党员，由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赵博生、董振堂及季振同等的协助配合下，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派过来的红军干部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红五军团各部很快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尤其在打破原建制实行混编工作，若无他们三人的积极做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打破旧军队时形成的帮派义气小团体——其时有不少军官不愿离开老部队，在他们的劝说下方得以解决。

除了政治课以外，部队还有军事课——着重学习训练山地作战、游击战等战略战术。这是因为红五军团过去一直在北方，作战地域大部分为平原地区，其主要作战模式又大都是正规的阵地，这支部队讲究擒拿格斗，最出名的是短兵相接时的大刀劈杀！他们缺乏的是山地作战经验，而闽赣苏区又到处是崇山峻岭，因此必须适应红军山地运动战的打法。

红五军团还在每个团级单位组建军人俱乐部，通过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使起义部队初步有了红军部队的样子。

没想到红五军团刚整（混）编完毕，就传来赣州战役进展不顺的消息，季振同立刻通过萧劲光，向中革军委提出奔赴前线参战的要求。

那么，赣州战役为何不顺？红军为什么要打赣州？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31年11月——周恩来在离开上海赶赴中央苏区的前夕，曾代表党中央起草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文，指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攻打土围、拔“白点”的行动，明确提出“首取赣州，迫吉安”的要求。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顾顺章和向忠发等人连续叛变后，临时中央在上海已很难立足，因而共产国际指示适当时机也要迁往苏区。故博古等人要求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一定要完成攻打赣州或吉安等城市任务。

周恩来抵达瑞金后，专门询问毛泽东，对攻打南昌等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周恩来，以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武器装备及军力，攻打像赣州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攻下来也守不住。

周恩来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在复电中却强硬表示：原决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1931年11月，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其时由于周恩来刚进入闽赣苏区，需要对有关情况进一步了解后才有利于开展工作，故委托毛泽东暂时继续主持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

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抚州及其周围驻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在吉安及其周围驻扎的是国民党军嫡系——陈诚的五个师，相比较而言，只有赣州的国民党守军较少，且同周边其他国民党军部队的联系不算密切。如此，会议便转而专门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

毛泽东对此提出异议，在发言中着重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闽粤两省的咽喉，肯定是敌军必守的坚城。而且赣州城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也没能打下。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还是久攻不克，所以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可毛泽东的这个意见，顿时惹恼了项英、任弼时等中央派来的大员们，一边斥责毛泽东拒不执行临时中央的决议，一边纷纷表示坚决要打！

项英、任弼时等之所以坚决要打赣州，除了要坚决执行临时中央提出的“革命在江西一省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方针之外，还有就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非但闽赣苏区有了很大发展，红军的正规部队（包括独立师）也发展到七万多人——仅主力部队红一、三、五军团就有五万多人！更何况其时赣州城的北、东、南三面，都已是红（苏）区和游击区，如同一颗含在嘴里的珠子。如果能拿下江西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赣州，就可在战略上控制通往闽、粤、湘的交通要道，并很快能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

其次，赣州虽位于赣江的左岸，但江水流经此处分为两条——东边主流的为贡水（江），西边的章水虽为支流，但依然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再就是其时共产国际已经下达指示，要上海的临时中央尽快迁往闽赣苏区。因此项英、顾作霖等从上面下来的大员，总觉得须给临时中央找个像样点儿的落脚处，届时总不能让中央机关各部门在乡下办公吧？！

　　其时闽赣苏区及赣州周边态势——图左侧中下红圈处为赣州

　　毛泽东之所以坚决反对，是因为红军曾在1930年3月至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七次攻打赣州城均无功而返。

其中一次是1930年3月16日，红军获悉敌金汉鼎的第十二师大部已调离，守卫赣州城的国民党军仅剩下一个多营的兵力。于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长途奔袭，企图一举拿下赣州城。但赶到城下时才发现，守城的国民党军实际为一个团。

按常理说，即便是这样，红四军的兵力依然占据很大的优势。可赣州的城墙高大而坚实，其时的红军既没有重炮、又无充足的炸药，只能从城池的西南两侧发起进攻，结果打了一天多也没能攻下，只好在援敌到来之前撤围而去。

而之前的其它六次，都是由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发起的，其中两次有成功的可能——城内部分守军发动起义，可通过里应外合取得成功，但终因起义的意图提前暴露而失败。

据说毛泽东为了扭转会上一边倒的倾向，曾提出调一个前方将领回来商量的建议，可没想到项英却强硬地告诉他说，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是支持打赣州的！对于这件事，史料记载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据时任总部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但被调来的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提出愿率所部包打。”（注2）

但彭德怀在其《自述》里的回忆在时间上则有所不同：“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精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注3）

毛泽东得知彭德怀的态度后只好作罢。其时苏区中央局共有八名委员，尽管朱德也对此时打赣州表示反对，但由于其他委员均表示坚决要打——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周恩来决定采纳多数人意见并上报临时中央。

1月9日，临时中央下达《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全然不顾赣州战役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急不可耐地宣告：“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注4）

并信心满满地声称：“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议程上面了。”（注5）

　　10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提出坚决夺取赣州，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的苏区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注6）

就在各部队忙于准备攻打赣州城之际，毛泽东于1932年1月中旬，最后一次以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名义，在瑞金的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闽赣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

因毛泽东讲话时没说到日本占领中国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及“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话，项英、任弼时等人当即便尖锐地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

毛泽东对此一言不发，会议陷入僵局，于是有人提出更换主持人。如此一来，毛泽东连主持会议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会后，心身疲惫的毛泽东向中央局提出休假养病，获准后便悻悻地到瑞金叶坪的东华山去养病。

此时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的处境，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在军中早已没有了实职——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职务，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只是军委委员而已。随着周恩来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只剩下有职无权的苏维埃执行主席。

根据史载，红三军团三个月前刚在会昌进行了整编：将红五军与红八军由四个小师，合编成三个师九个团的建制。红七军之前只剩下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建制团及军部直属特务连，勉强只有两千来人。整编时重新组建了第五十六团——由红三军团特务营及地方武装调来人员组成，将原第五十八团番号改为第五十七团，依然保留红七军的建制。

在随后攻打会昌城的战斗中，红三军团仅用两天便攻破城池！不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部队又得到进一步扩充。

到准备打赣州城时，红三军团有一万五千多兵力——可谓兵强马壮。可毕竟是向中央局打了包票，因此彭德怀做战役准备时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加紧搜集情报、仔细研究攻城策略及战术之外，还筹措了大量粮草辎重和武器弹药，并组织爆破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大概是受到部队准备攻打赣州城热火朝天气氛的感染，苏区中央局大员们也禁不住热血沸腾，信息爆棚地认为赣州城指日可下，便开始胜利后入城的准备工作——专门指令红三军团保卫局，组建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政治侦察队，破城后迅速侦破敌人的反动团体和特务组织，以确保苏区中央局领导和机关进入赣州城后的安全。

于是，红三军团保卫局对这支临时组建政治侦察队，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突击训练，中间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还亲自给上了三次课。训练结束之后，每名政治侦察员都配发一支短枪及一张盖有国家保卫局大印的政治侦察员证书，以及一张赣州市区街道的草图。

如前所述，赣州城地处章水和贡水交汇之处，三面环水——城的正北及东西两侧紧挨着水道，仅南面和西南面是陆地，可谓易守难攻，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据史籍记载，赣州城墙经历代修葺，尤其是北宋嘉佑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任赣州太守时，曾用铁加固城墙，故有“铁赣州”之称。

此外，赣州城地处要冲又是赣南最大的重镇，东接福建西部的三明市和龙岩市，南可至广东省梅州市、河源市、韶关市，西邻湖南省的郴州市——既有江西南大门之称，又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如果赣州被红军拿下，整个赣南基本落入红军之手！

所以尽管其时的赣州城虽孤悬苏区，像一叶在风雨飘摇的扁舟，国民党南昌行营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严令马崑所部必须死守并保证会及时救援。

　　从这张古图不难看出，只有城南及城西与陆地接壤，赣州城确实易守难攻。

　　说起防守赣州城敌三十四旅旅长马崑这个人挺有趣，虽是贵州人却是滇军出身，自跟随金汉鼎的第十二师进入江西剿共以来，从1929年10月起一直驻守赣州城。是以马崑不仅十分熟悉赣州城及其周边的地形，而且也晓得红军对赣州一直虎视眈眈——尽管红军攻打赣州的风声时紧时松，马崑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谋划如何能保住赣州城不失。考虑到手头的兵力有限，马崑决定固守内城——将城外的防御阵地破坏后撤兵入城，尽可能构建火力据点，同时构筑工事、挖掘坑道，做好一切能想到的作战准备。

根据史料记载，马崑采取的具体守城兵力部署大致为第六十七团负责建春门、东（百胜）门和小南门的防守，第六十八团负责南（镇南）门和西津门等处的防守，十七个大队的民团分别协同配合。

红军这边的部署则根据苏区中央局的相关指示，将攻击赣州的部队分成两支：一支为主作战军，另一为支作战军。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红四军组成主作战军，主要负责攻城及阻击援敌。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六个独立师为支作军，主要任务是以游击战争配合主作军的攻城的作战行动。

大概是因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也曾在会上表示反对攻打赣州，苏区中央局便将指挥攻打赣州城的任务，交给了前不久刚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

在参谋长邓萍的协助下，彭德怀做出攻城的具体部署是：红七军负责攻击东门；

红一师负责攻击西门；攻击南门的任务由红二师担负；红三师则越过章水，占据水西的制高点，用火力从河对岸控制赣州城的北门。

将红四军将所部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分别部署在南康、新城和杨梅寺地区，监视和阻击可能由南面增援赣州的粤军；

第十三师则部署在赣州以西的塘江及其以北地区，准备阻截由赣州西逃之敌。

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以游击战争配合主作军的作战行动。

具体的部署是：独二师和独三师在澄江桥和筠门岭一带游击并警戒；独四师进至广昌附近地区进行游击和警戒；独五师在赣州以北的万安附近，牵制敌第二十八师并控制赣江的水上交通；闽西独七师则在武平、永定一带游击并配合独二师和独三师的行动。一军团的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加上红十六军，担负牵制敌军和机动作战任务。

由此可知，中革军委起初就没有考虑过，将正在进行整编的红五军团投入攻打赣州城的作战。

　　从中革军委上述这个部署不难看出，红四军的重点阻援方向，是可能来自韶关方向的粤军。

而对北面吉安一带国民党军主力陈诚第十八军所部可能的增援，则基本疏于防范或没有考虑。

第十八军军部虽驻在赣州正北方的吉安，但其下属部队主要驻扎在泰和一带。而韶关一带的粤军，只有部分驻扎在南雄附近。

从地图上测量，南雄比泰和距离赣州的距离虽然要近些，但驻韶关的粤军总共有两个师、两个旅约十五、六个团，能北上增援的不可能是全部兵力，至多两个师两万多人。

而陈诚的十八军下辖的兵力要远超粤军——有五个师之多，而且仅第十一师就有九个团约三万兵力！所以韶关方向可能前来的援军并不可怕，真正有威胁的恰是来自吉安方向的援军。

也许是情报不明造成判断有误，也许是因有赣江和章水的天然屏障，中革军委将阻援重点，用于防备可能来自广东方向的援敌。可实践证明，造成红军攻打赣州战役失败的主要因素，恰恰是来自吉安的陈诚所部。

1932年1月下旬，在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多次催促下，红军攻打赣州之战终于拉开帷幕。

出发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一定要攻下赣州城，为中央准备一个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基地”的政治动员口号。随即红军攻打赣州的各部，开始踏上征程。据说，“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注7）

首先抵近赣州城的是红七军所部，2月3日夜间渡过贡水，首先占据赣州城外的制高点——天竺山及白云山。随后红三军团主力于4日白天，陆续进入赣州城周边的进攻发起地域。时至6日，红三军团攻城部队全部就位，并迅速开始从东门、南门和西门挖掘坑道。

　　可彭德怀没有想到，小小的赣州城着实难打！

2月13日和17日，红三军团两次组织爆破攻城，但由于敌军火力封锁严密，两次突击均未成功。

23日，红三军团发起总攻，南门和西门的攻击先后失败。主攻东门的红七军将东门附近的一段城墙炸塌后，虽一度攻上了城楼，但敌军立即组织兵力向城楼反扑，并以密集的火力封闭突破口，拼命阻止红军后续梯队入城。经数小时激战，主攻部队进攻受挫——大部分人员壮烈牺牲，不得不撤出战斗。

随即马崑命令将靠近东门的铁匠街全部拆毁，强迫居民连夜修筑了第二道堡垒。

当晚，万般无奈的彭德怀和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滕代远发电给中革军委：攻城希望很小。那么，红五军团是否被批准驰援前线？驰援的结果又如何呢？

注释：

注1：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70页。

注2：见《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89页。

注3：见《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80页。

注4：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8册（1932年）》，第36页。

注5：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8册（1932年）》，第42页。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第175页。

注7：见《毛泽东传》，“十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