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占尽优势的国军为何三年多就被共军消灭？

山中古木

如果时间回到1945-1946年，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当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画像，就是蒋介石画像，数以万计的群众在广场上欢呼如潮。那时，四万万国人中，有多少人会想到几年后，国民党政权会垮台，或会相信兵强马壮的国民党军队会败于缺枪少弹的共产党军队？

在1947年6月，蒋介石面对中外人士，骄傲地表示：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解放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

然而，历史却狠狠地给了这位刚愎自用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两年多，国军就战败逃亡台湾。

历史证明：现实永远是复杂的，谁能看得清？！谁也不能肯定地说，能预测未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因眼前的现实看不清，未来的前景看不明，社会充满了无数的变数，这样的人类社会才会丰富多彩，这样，人生哲学才变得有意义。

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部队装备好，官兵文化高，工资待遇好，就一定能打胜仗？！这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如果这个方法能成立的话，历史上农民起义就不可能成功的。揭竿而起的农民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文化程度，物资保障，个人工资待遇都远远不如有编制有工资的政府军，却可以把政府军打得满地找牙，节节败退。根本原因何在呢？！就是千百年来，军事界的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政治界名言。民能载舟，也能覆舟。可惜的是，道理都是挂在嘴上，能看清现实情况却不容易。蒋介石在发动内战时就是，抗战结束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并没有看清楚国军已经日薄西山的真实状况，陶醉在国军物质强大的表象之中。1948年1月的公开谈话中，依然重申，“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

实际上，早在战争初期，蒋介石就发现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尤其是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

另一个是“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

因此，他一再要求各路军队，务必要精诚团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原因很简单，“倘若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可见，蒋介石也是发现了国军的人出了问题。如

1948年1月，他在公开谈话中表示，国军的大多数军官“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

他还指出，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基层军官，大部分都在“打糊涂仗”，“既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也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技能。”

对于高级将领，他的批评更是不留情面：

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如果照你们（泛指高级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从批评的角度看，蒋介石批评得不可谓不尖锐，可惜有个屁用呢？！他只是满足于口头说说，批评谴责一下，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比如铁腕反腐，抓一批，杀一批，而是试图和稀泥过关，结果必然灭亡于军纪严明的共军之手。从这个角度看，蒋介石对于贪官污吏过于仁慈。因此，在历史翻案之后，劳苦大众的话语权变小，既得利益者们会再次赞美他，就可以理解了！

蒋介石还注意到，国军基层士兵的日常训练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是最基本的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项目的练习也大多数糊弄了事。其结果就是，“（国军）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更令蒋介石感到愤怒的是，各级军官不仅一直对麾下的士兵不闻不问，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克扣军饷，甚至很难找到一支“有充足的衣食及良好的医药条件的部队”。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他一度发出了“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的感慨。

出于缓和部队气氛与鼓舞士气的双重需要，他多次要求“高级军官要与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但并未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实际上，国军各级军官不仅虚报兵员、偷吃空饷，还对中央发布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1949年1月21日，国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引咎辞职，退居到了位于浙江溪口的老家“休养生息”。他仔细地思考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核心原因：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以及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一句话，国民党军事败于腐败的政治。

政治腐败亡国，千古历史定律，这是不需要很高智商的人们就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敢于铁腕反腐的领袖却寥寥无几，因为这需要大智大勇，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甚至冲破层层愚昧的阻碍。更为荒唐的，历史真相是铁腕反腐时，不仅是遍布官场的贪官污吏们会强烈抵抗，阴奉阳违也好，耍尽手段破坏改革也好，不甘于束手就擒，更可怕的是利益受损的很多民众也会反对。他们很容易被正在被清理的既得利益群体误导，或既得利益群体拼命地折腾下面的民众，让民众苦不堪言，群起反对，民众反而成了改革的障碍。历史上许多改革夭折就是这个原因，比如赫赫有名的王安石改革。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 ‘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1644年，清兵入关后，黄宗羲积极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隐居，屡拒清朝廷征召。主要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意思是说，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总结为“黄宗羲定律”，语出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全国废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在我国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

工业税呢？！其他领域呢？是不是每改革一次，表面看减轻了负担，很快负担就更重一次呢？！历史为啥会提供智慧呢？就是因为你殚精竭虑地思考出了的高明方法，历史上早就运用过，只是人们都忘记了。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喜欢遗忘，尽管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但是每天在眼前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谁还管过去的教训呢？！看看在镜头前痛苦流泣深刻反省的贪官污吏们，哪个文化水平低，收入待遇差，还是智力不足呢？！忘记历史，才是社会真实的常态。

那么，当时蒋介石有没有可能挽救国军败亡的希望呢？对贪官污吏杀的太少了，是国军败亡的根本原因，后人一定也高度警戒。当时，蒋介石唯一的希望就是铁腕反腐，该抓就抓，好不手软，该杀就杀，绝不留情。没有这一条，根本不可能挽救国军的命运。至于不疼不痒地看似深刻实际上毫无用处的批评指责，都是用来搞笑的。历史只记得你干了些什么，根本不管你写些什么，说些什么，因为那都是屁话，都是垃圾文字。你的行动，才是真正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只有弱智的人，才捧为至宝，把那些废话，死文字当成好东西，行动才是大智大勇者所为。

蒋介石对贪官污吏杀的太少太少，灭亡是必然的了。被后代既得利益群体们痛骂的对贪官污吏（都是有文化的，掌握话语权的）好不手软的朱元璋杀出了大明仅三百年的江山。还有清朝雍正皇帝也不是仁慈之主，杀伐果断。那个奇怪的崇祯却面对满朝贪官污吏束手对策，没有挥舞起杀戮的屠刀，只能接受亡国命运。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帝国灭亡。崇祯皇帝羞愤难抑，最终吊死煤山之上。崇祯帝上吊之前，甚至还写下了史上著名的遗言，继而引发数百年的无边争论：“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既然诸臣不对，那就全砍了，不就行了吗？！可惜，书生气十足，就知道嘴上喊喊，写一写没有用处的死文字。

坏东西这么多，不杀行吗？尽管他们翻案后可能会留下骂名，但换来几百年江山也是值得的。杀吧，杀吧，历史证明，对贪官污吏让步，必然接受灭亡的命运，真正有作为的帝王，都是没有退路的。比得就是意志，意志就是最大的智慧。

老朱啊！历史没有真相，只有解读。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地解读。每到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铁腕反腐的明太祖。社会风气稍微好一点，能填饱肚子的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你手段过于狠毒了一些，为啥杀那么多呢？！真实的社会到底是什么，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