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文化

司马策风诗文

司马策风 

“古希腊”帕特农神庙

号称三千年前修建的帕特农神庙，漏出钢筋水泥

　　爱国与文化

司马策风

国家的最小单位不是领土也不是人口，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人口和领土会变化甚至是消亡，而只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历史上的以色列甚至在将近两千年时间里没有具体的国土，但是他们因为犹太教而凝聚在一起，直到1948年在美国和联合国的帮助下重新立国。中国本身在历史上先后被蒙古和满族人的军事征服而建立了元朝和满清王朝，但是因为中华文化强大，这两个有武功而无文化的民族最后反而被汉文化同化，形成今天中国海纳百川的文化。

中国鼎盛的代表是西汉、唐朝和北宋（甚至前明和前清）。这时的中国，无论科技经济文化等中和国力都是世界的超强，远远胜于现今美国和他国的差距，至少领先欧洲六百年到一千年左右。 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中国强极而走向衰弱，而欧美又迅速地由弱变强？为何西方只用了短短四到五百年时间就超越了拥有五千年优秀灿烂文化的中国？甚至，一个中国曾经的跟屁虫的小国日本，居然能打败无论人口和土地都是他数十倍，而且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被学习效仿的老师——中国。

中国近代一百年屈辱挨打的历史让多少仁人志士们痛定思痛，反复思考。

文化，只有文化，才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文化犹如电脑软件，当然是掌控电脑（国家民族走向）的司令部。这是出国后，多年反复思索和比较了东西方文化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和不少有识之士交流后，几乎无一反对，甚至得到大多数的肯定甚至同感。

从近现代（自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取得工业革命成功以来，西方以其坚船利炮逐个征服和殖民了尚在农耕文明中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并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和舆论霸权，有组织有系统的编造塑造了西方高大上的文明形象，而自从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打败满清中国后，中国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的悲惨境地，几千年的文化自信威风扫地，对西方刻意编造的西方文明历史，几乎完全失去了辨别能力，几乎完全相信了西方编造的近乎神话的叙事。西方编造的世界文明历史叙事如下：

世界上共有四大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而且前三个文明都比中华文明更加悠久和灿烂（有意踩踏中华文明），而古希腊文明，直接继承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并且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就诞生了极其灿烂的以民主科学为基础底座的古希腊文明，比如：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了公平公开竞争和监督的精神文化，比赛是在观众（带表舆论监督）和裁判（代表法制）的观看和监控下进行；希腊首都雅典的首席执政官，由元老院（社会各界精英组成，相当于今天欧美的参众两院），通过投票选出年轻有为者出任，凡是年满十八岁的男性自由公民，就有权利投票选举官员，这是最初民主选举的雏形。加上欧洲“平等自由博爱”的宗教文化思想，又极大的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诞生了近代欧美主流文化中，三权鼎立、公平竞争、相互监督制约、尊重人权的文化。古希腊文明直接点燃了近代欧洲工业文明，进而超越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仍然在农业文明低速徘徊的四大文明古国。

然而，随著一批又一批有良知的欧洲学者和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考证和常识性逻辑推理，以及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除了中华文明以外的所谓三大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都是欧洲殖民者用强盗的思维和手法所为；没有的东西可以满世界抢劫，没有文明历史就进行伪造。

真实的世界文明史只有一个真相。越来越多欧美中专家论证：

所谓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耶稣会与共济会合作有意伪造传播。

有意思的是：所谓古埃及金字塔，在1798年拿破仑征服埃及之前，埃及人从来没看见过这个大金字塔，也没人听说过。实事是：拿破仑征服埃及的远征军中，带了几百名科学家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和画家。在拿破仑大军到来后，军队将这片沙漠包围禁止外人进入，三年后，这一片沙漠就出现了大金字塔，并从金字塔中的坟墓中，发掘出大量豪华

　　古埃及大金字塔

号称五千年前金字塔，露出近现代红砖

世界顶级材料专家、法国人约瑟夫.戴维多维茨，鉴定结果：埃及大金字塔石材，是人造石——混凝土材料——欧洲在17世纪成熟的技术

珍贵的“古埃及文物”（这些“文物”后来被证明是后人伪造），并且将这些文物倒卖大部分，大发其财。现在，这些从大金字塔中挖掘出来的“古埃及文物”，都陈列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内，被无数仰慕者追捧和赞美。

为什么后来出现一个怪现象：凡是参与过大金字塔考古工作的专家不久都会莫名其妙死掉？因为，这些专家一旦揭露大金字塔内的这些“古埃及文物”都是伪造的，那些世界著名博物馆内价值连城的“古埃及文物”，不就是一个彻底笑话和骗局吗？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唯利是图资本家和商人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谓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埃及的金字塔，经过世界上最顶级的材料科学家，法国的戴维多维茨和美国的巴索姆教授鉴定后，明确宣布大金字塔是“假石头”是人造石。

即大金字塔的修建，是在现场浇铸而成，绝不是西方伪史描述的从某处山上开采后，在通过尼罗河运来的。根据可靠记载，这种人工合成混凝土的技术，欧洲人在17世纪已经成熟。现在金字塔逐渐破败，有不少地方已经露出人造混凝土的实证。

所谓苏美尔文明（派生了巴比伦文明）的泥板书就更是一个笑话：欧洲人称此泥板书是公元前四千多年前的文物（距今天五千到六千多年），但是，这些泥板从潮湿的泥土中午挖出来居然还崭新如初，几千个字还清晰可见，这不是侮辱大众的智商吗？大家都知道，即使是经过一千度以上高温烧制的坚硬的陶器或者瓷器，在泥土下埋葬几千年后，通常都腐蚀得残缺破败了，何况仅仅是普通泥土制作的松软易碎的泥板，不要说在潮湿泥土中埋葬5000年，即使500年早就破烂了，难道不是吗？这是基本常识，还要多高的智商吗？

印度以诗代史，并无史家撰写的可靠历史，甚至在研究本国历史时，还得从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去寻找有关本国的史料记载。古印度只是几千个散装小部落的集合体名词，上千种方言，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体，并非一个国家。今天所谓的梵文，并非古印度的文字，而是古尼泊尔的文字，那时的尼泊尔，在文化和行政上基本属于古中国的小番邦。

所谓古印度文明，主要就是指哈拉怕和摩亨佐——达罗两座遗址。这两座遗址，其实是一位英国殖民官约翰.马歇尔（1876-1958）带头创造的。这个所谓的文明，只有数都数得过来几道墙基，游客都看得出来全是用全新红砖修建的。这个约翰.马歇尔并不简单，他在1898年到1901年，跟著造假考古大师伊文斯参与了克里特岛的考古，在1902年来到印度，被英国驻印度总督任命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1923年，他去塔克西拉发觉佛教遗址，是根据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关于印度的记载来考古，一直干到1918年，也没啥成果。1920年，他独立门户，一出手就“发现”了伟大的“古印度哈拉怕文明”。

   所谓出土的5000年前巴比伦泥板书

　　再说那些古希腊三圣的伟大著作，西方人声称：古希腊三圣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在三千多年以前创作了长达一千多万字的百科全书似的著作，当时是写在羊皮纸上，这些著作后来突然失传了，然后在一千年后突然在埃及的尼罗河支流南边160公里处，从一个垃圾堆中发现，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在莎草纸上，发现者是英国人Bernard Pyne Grenfell（1908 年，在他完成十年挖掘工作后成为牛津大学的纸莎草学教授）具体发现的年代是：1897 年-1907年，一共十年间，他们发现了约50万张莎草纸。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不是连续挖掘，而是每年冬天才去挖掘。在他们之后，是意大利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挖掘中也没有发现其他纸莎草。（注：意大利人从1910年开始挖掘）这些莎草纸基本没有做过C14检测，因为据说是被污染了，测的年代并不准确。当然，据说也对垃圾堆出土的新约做过C-14检测，其结果无法查对。

这种神话般的传说至少犯了十个以上的常识性的逻辑错误：第一，西方人声称亚里士多德活了不到六十岁，如果他从14岁15岁就开始写作，每天不吃不喝写作四十几年，也不可能写出一千多万文字。第二，他写作的不是小说，而是包含了历史、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那是百科全书，即使是一个超级天才，他可能在一个学科或者三四个学科达到巅峰，但是要成为一个全科专家那是不可能的。第三，要写出一千多万字，需要一百多万张小羊皮，当时一个小小希腊城邦有这么多小羊吗？即使有那要花多少钱？他有那么多钱吗？第四，羊皮是动物皮，几十年就会被微生物分解腐蚀，用什么办法能保存上千年呢？第五，书写用的什么墨水？字迹能保存上千年吗？第六，古希腊当时有文字吗？什么文字？有古希腊文字证据吗？第七，既然是古希腊圣贤著作，为何没有希腊人知道，没有古希腊文著作传世？第八，阿拉伯人为什么发了这样大的善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也没有什么书籍记载传世，反而花了登天的气力来帮助别的民族传承文化？第九，莎草纸并不是纸张，只是一种水草晒干后编织成如同凉席，可以书写文字，但是莎草纸含有大量淀粉和糖分，极其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和虫蛀，莎草纸在潮湿土壤中能保存几年呢？第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即使存在，为何在古希腊突然消失一千多年后，突然在埃及尼罗河流地界发现？

有西方和中国的文化考古专家考证：实际上所谓古希腊的古建筑和遗址群，都是在18世纪新建的。

德国和英国，这两个远离地中海的北方蛮族，自认是雅利安人种，需要一个体面的祖宗，去希腊认自己的祖宗。1734年德国和英国共建哥廷根大学，设计制造“古希腊文明”，这是制造“古希腊文明”的大本营。1764年，德国人温克尔曼最早提出“古希腊艺术”的概念，在文化上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古希腊。法国人和俄国人也参与了创造“古希腊”。但是，希腊人自己搞的共和国派系斗争乱糟糟的，列强决定自己出马，不玩共和国，1832年将希腊转为王国，让一个17岁的德国毛头小伙、巴伐利亚的王子奥托来当希腊国王。

奥托上任后，一心要恢复“古希腊”的荣光，委托学者曼提奥斯、科拉伊斯创造出一种“纯希腊语”，作为希腊官方语言，于1883年强行推广。这种生造语言，老百姓根本不懂也不喜欢，直到1976年，这种人造希腊语被民众抛弃了。国王奥托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于1834年主持开工仪式，动手“修缮”帕特农神庙和卫城以及一些露天剧场等。实际上就是完全新造的。前不久，一些游客用相机拍摄到所谓古希腊的帕特农圣庙横梁破落处露出了钢筋水泥，这张谎话遮羞布已经被时间的魔手揭开了。

希腊当代作家尼科斯.迪穆曾经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以前讲阿尔巴尼亚语，称自己是罗马人。但是，温克尔曼、歌德、雨果、德拉克罗瓦一个劲告诉我们：‘不对，你们是希腊人，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嫡系后裔。’这导致今天的后果，如果一个贫穷弱小的民族要承担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它将永无生机。”

有趣的是，一位希腊女婿的德国商人施里曼，可以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著名古希腊考古学家。他是西方19世纪最富有的“学者”。某一天，他突然对古希腊考古产生浓厚兴趣，他根据《荷马史诗》（包含《伊利亚特》和《臭德赛》）——这部来历不明的神话中的故事发生地来进行考古，就是为一个不存在的神话故事要找到在现实中的发生地。他事先伪造好一些文物，然后埋葬在某个地方，再找一队人去挖掘，并且指鹿为马的说，这就是《荷马史诗》中莫某故事发生的地址，然后将挖出来的文物向世界各国宣传售卖，并因此而大发横财。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尔.伍德的《追寻特洛伊》一书中揭露：“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财宝本身就是施里曼伪造，又自己埋在泥土之下”。事实上，施里曼有前科有能力有动机。那个年代，整个德国文化都在狂热的认祖古希腊，找到古希腊遗址，既是一种荣耀，还可以造假文物赚大钱。

欧洲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和培根都质疑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是伪造。伏尔泰（18世纪）曾说，欧洲人在500年前（13世纪）都不会写字。连文字都没有如何著书立说？如何进行科技演算？没有文字，怎么能产生文明历史？

培根说：几乎所有欧洲的拼英文字，都是以中国文字为硬通货的。有证据显示：英语法语和德语为代表的欧洲拼音文字，都是在十六世纪后当中华文化大量传入欧洲后，根据中国文字的深刻思想内涵，开始大量发明各自国家的拼音文字。

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英国诗人戏剧家。有语言文字专家考证：莎翁在世时，当时的英语还处在非常粗鄙的古英语时代，词汇量仅仅八九千个，只够一般生活性的交流，根本无法进行高级复杂的哲学诗歌和戏剧级别的思想与创作，而莎翁著作统计出现的词汇量高达十万个以上，这只能等一两百年后，当英语词汇量大增十倍以上才可能创作出如此高级的文学艺术作品；有欧洲专家揭露：所谓莎翁著作，是在18世纪，由英国共济会组织一批人员集体创作托名于莎翁而已。

共济会：是由犹太资本家为主体共同体联盟，传说最初产生于中世纪，由下层石匠组成，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兄弟会。最早有关共济会的记载是1771年，当时英格兰的四个共济会小组组成英格兰共济会总会，并逐步散播到全世界，美国是重点。

        莎草纸书写的文字

　　15世纪前后的佛罗伦萨，好古成风，伪造古物成风。人文主义者伪造“古代手稿”，雕刻匠造假“古代雕塑”，都能卖个好价钱。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画家和雕塑家，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本人还是当时最为有名的“古希腊雕塑”伪造者之一。1490年，他才15岁时，就伪造了“沉睡的丘比特”，维基百科法语版说，米开朗基罗完成造假雕塑后，先在自己园子埋了一段时间，让它看起来像古物，之后挖出来，以200杜卡特金币的高价，卖给赞助人乔尔吉奥主教。2005年4月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讲师林恩卡特森在该校发表演讲，揭露：古希腊雕像“拉奥孔”，也是米开朗基罗伪造。所有今天我们在西方各地博物馆看到的古希腊雕塑，都是在“拉奥孔”之后才陆续被发现的（实际是伪造的）。

2018年12月23日，意大利中文网爆出“西方文物造假被证实，意大利博物馆拒收，捐赠人275万欧元打水漂”。事实是，意大利都灵圣保罗非盈利基金会，2004年花了巨款购买的古埃及莎草纸古卷，最近被证实是伪造的！

2002年，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孟席斯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认为郑和发现了美洲。2008年又出版一本《1434：一只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认为中国舰队曾经到过意大利，带去了大量书籍，直接影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学者。

孟席斯披露了一个最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元朝王祯的《农书》中的许多农器插图，直接出现在锡耶纳人——塔科拉（1382年-1453年）的书里。这些插图稍加改动又出现在一个画家迪.乔尔乔的书里，最后出现在达.芬奇的手稿里。孟席斯认为：达芬奇的许多机械设计图，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设计图“惊人的相似”，显然抄袭了中国古人的发明，达芬奇，只是将中国《农书》中的古籍插图用三维方式重新画了一遍，稍微做了一些改变。

孟席斯明确表示：达芬奇并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天才或“沙漠中的先知”，而是那个时代几代人集体发展的结果。他认为：“佛罗伦萨的数学家抄袭了中国人的著作——塔克拉.乔尔乔和阿尔贝蒂（1404-1472），从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中抄袭了数学、测量、透视法、和密码学知识；雷格蒙塔努斯从郭守敬的著作中抄袭了求证三角形的内容。”孟席斯支出，正式由于大量的中国古书籍流传到意大利，才使得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仿佛有如神助，一个个突然变成了无师自通的天才。

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通道，中国古书籍更早就可能在14世纪开始传入意大利，这些书籍不仅仅是农书，也包括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甚至还包括绘画。

欧洲和中国文化历史专家考证结果：中国文化和科技，从十三世界开始由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欧洲的西班牙、荷兰，再逐渐传到意大利和法国。其中，十七世界的荷兰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先后成为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并最早在欧洲大力宣讲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国文化和科技，当时欧洲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研究汉学的专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化和科技书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和后来的民主人权思想家卢梭。

当时，伏尔泰大声疾呼，落后愚昧的欧洲应该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最好全面彻底的“中国化”。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创立的“民主人权”思想，脱胎于孟子的“人本思想”，并做强化的推进发展，逐步形成当今欧美流行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观念。从十八世纪开始，欧洲的原始的“神性”思想，在得到中国宋代程颐程颢和朱熹的“理学”典籍思想的教化启蒙后，才开始了由“神性”转向“理性”思考，并催生了欧洲近代逻辑科学的诞生。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利兹承认：他发明的二进制，是受了中国道德经和阴阳哲学的启发；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对立统一理论，其实就是中国阴阳哲学的改

米开朗基罗伪造的“古希腊雕像”——拉奥孔

头换面而已；英国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也是参照中国的《农政全书》上的详细图纸进行逆向复制，甚至法国人在瓦特之前也做了类似拷贝复制，并一直不断和英国争执究竟谁是第一发明人？.......各种类似例证不胜枚举。

经过的欧美和中国文史专家考证：第一个伪造欧洲历史的人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宗教领袖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他的著名创举是：创造了一系列的古典概念：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波斯、腓尼基和犹太人历史。斯卡利杰人生的最后十年，是在荷兰度过的，在那里他完成了“（西方）世界历史伪造工程”的创业版。16世纪末到17世纪，荷兰是欧洲文化中心，也是“中古风和中国热”的中心。他在那里获得了很多中国书籍和资料，包括“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时间算法。斯卡利杰在大量阅读中国历史书籍后，模仿中国史学家的编年史，写作两本书《年代学宝典》和《时间校正篇》，承载其西方伪史体系，伪造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叙事，并且编造了以耶稣诞生年为公元元年。

英国神职学者马克.帕蒂森（1813-1884年），揭露说，作为“编年史之父”或者“科学编年史之父”，斯卡利杰把一系列随意猜想（神话传奇、虚构故事），变为了“固定理性的程序”。这就诞生了西方的历史和“普世历史编年”。斯卡利杰在《时间校正篇》（1583年作）对西方认知“古代编年史”，堪称是一场革命：不仅第一次把“希腊-罗马”有序化、合理化，而且还把“古埃及，古巴比伦”等，都纳入他编造设计的圣经框架的普世历史系统中。

最初，西方学者们都反对斯卡利杰编造的西方伪史，但是，随着西方列强通过殖民世界各国而逐渐强大，尤其是当列强们在十九世纪中叶打败了他们膜拜的中华帝国——当时的满清政府时，这时他们就需要一部给自己塑造“根红苗正”形象的欧洲伪史，一方面为了踩踏贬低其手下败将满清中国，一方面要掩盖他们曾经是中华帝国的狂热崇拜者和慕中犬的真实历史进程。

欧洲的科技文化发家史是如何被中华文化启蒙才开始发端的呢？

第一次，大约从公元前的两百年的中国西汉起（距今2200多年），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最远达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和伊朗，让中东部分国家第一次听说遥远东方有个强大的帝国，他们叫做“秦”，接下来，通过中亚五个斯坦，由阿拉伯商人传过去的华丽无比丝绸和陶瓷和一些科技文化书籍，他们才知道东方有个天堂般的富庶的中华帝国。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大军席卷欧洲各国，一直打到现在的欧洲的奥地利和中东的伊朗包括现在的莫斯科，并在这些地方建立政府进行了短则几十年长到几百年的统治，同时大量传播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和书籍；公元十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各地旅游，他惊叹的发现：中国任何一个中等城市，也比当时欧洲国家的首都更加繁华数倍，当时，中国的杭州人口几十万，大都（北京）人口也是九十万人口，而当时欧洲最大城市的罗马人口还不到十万。第三次，在中国的明末和清初，西方大量派出传教士到中国，并在中国朝廷任职高官，进入上书房，并掌管了中国的钦天监（天文台），其中著名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把大量的中国书籍，如明朝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的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等大量偷运回欧洲，当时欧洲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以基督教教会为根据地，聚集了大量教会教士、民间和政府学者，十七世纪的荷兰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就是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当时欧洲刚刚走出长达一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黑暗中世纪这个词汇，是欧洲人自己编造的用来掩盖自己贫穷落后的一块遮羞布），从此照进了强大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曙光。

但是，西方人的强盗逻辑是，你请他到你家吃了饭，他觉得味道很好，他以后就说你家的锅和灶以及厨具和大米都是他家的。学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与科技后，西方人将中国文化科技改头换面出版，把作者名字换成是编造的欧洲人的姓名，然后反过来向中国输入“欧洲原创”的文化科技，比如：西方虚构了古希腊数学，将中国的勾股定理，篡改为：古希腊的数学家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明明是中国人发明了

《农政全书》明朝徐光启所编著的百科全书

中国明朝，皇家出版全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

中国汉朝数学专著，作者：张苍、耿寿昌

农历和公历，他们说公历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以中国的十二星相，改为西方十二星座占星术；把中国汉朝张苍、耿寿昌所著数学专著《九章算数》、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改头换面成了西方的科技成果；将中国的几何学改名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著《几何原本》；北宋数学家贾宪的“贾宪三角”（杨辉三角），1642年出现在巴黎梅森学院成员帕斯卡的《算数三角形》论文中，改名为“帕斯卡三角”；将中国明朝王子朱载堉在1584年发明的十二平均律，说成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以中国诸子百家的著作语言为范本，改头换面为古希腊三圣的著作文字，看看所谓古希腊三圣的著作，和诸子百家语言达到何其惊人的相似程度。

西方人将中国文化科技著作开头换面为西洋人著作后，再把这些书冒充西方人的原创著作“出口转内销”反向对中国来“传经送宝”，这被称做所谓的“西学东渐”。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其中一位先锋人物。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学习中文后，认识了徐光启，并经过徐光启推荐进入明朝朝廷当官，他进入了明朝朝廷做官（另一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1619年来到明朝，后来还做到明朝的钦天监——天文台台长）。

在这个所谓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的著名人士有李之藻、徐光启、李善兰等好几人积极协助了利玛窦的这项工作，其中徐光启是最大一个文化卖国汉奸之一。这几位中国学者被利玛窦忽悠先后加入了天主教，然后被利玛窦控制，他们有意无意的帮助其造假，并获得利玛窦许诺的名利好处。同时，利玛窦也一直不停地将当时明朝先进的中国科技文化和书籍介绍搬运到欧洲。

实际上，欧洲各个国家对中华文化和科技的狂热崇拜和学习，直到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海军轻松打败了当时外强中干腐败的满清中国后，才开始中断。从此，拥有五千年悠久灿烂文化的中华帝国威风扫地，世界潮流就此改变方向，东学西渐变为西学东渐，中国反过来开始崇拜和学习欧美和日本，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们，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先后两次兴起留学欧美日的浪潮，去寻求强国救民的真理和方法，当时，否定中华文化学习西洋文化是最为时髦的潮流，大多数中国人难免不被强势的西方文化舆论霸权所震慑，对西方难免盲目崇拜，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不自信，甚至民国时的鲁迅郭沫若钱玄同瞿秋白等知名学者专家等，他们都对中华文化表示怀疑甚至反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拖累了中国在近现代的民主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民国时期，还保有中华文化自信的有识之士非常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学贯中西的北京大学的教授——辜鸿铭是一个例外，他坚信中华文明是世界最高等级的文明，远远优于仅仅几百年进化时间的西洋文明。今天再来看当时辜鸿铭先生的论断，是何其自信客观的文化比较，何其智慧超人的远见卓识。

从清朝末年，中国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被西方列强欺辱屠杀的殖民的历史，直到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率领强大人民军队，驱逐列强，打败日本，赶走蒋介石的腐败政府，在1949年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人再次开启了新时代的文明建设和民族自信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依然还落后贫穷，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审时度势，提出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中国由此开始了第三次学习欧美日的留学大潮。当时，面对中国与西方在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巨大的落差，大多数中国人仍然难免崇洋媚外，对自己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还是欠缺足够的自信。

西方文化，这里以欧洲文化为代表（美国文化只是欧洲文化转移到北美大陆和世界各国移民文化混合形成的一种拼盘文化），发展演化史时间很短，欧洲历史在公元十三世纪之前，即在中华文化传入欧洲之前，他们基本上还处在原始采摘农业和海洋游牧的海盗文化时代，那时候，欧洲基本上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主要还停留在口头语言交流的程度，即使有粗浅的不成熟的文字，也仅仅够一般性简单的生活交流，还远远没达到可以进行较为高级的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类的思考和表达的程度。那时候，欧洲的贵族和皇室基本上是文盲，可以想见民间百姓文化程度那又是何等不堪了。

考古学上，有孤证不立的规矩，但是西方人考古，经常是孤证一个，或者指鹿为马似的凭一张嘴就可随便下结论。西方人的两个考古方法都如同笑话或者更像是一个神话：第一，西方考古学家以不存在传说故事为蓝本来考古，比如：以纯属后人创作的伪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为依据，在现代希腊的土地上进行“指鹿为马”似考古；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西方居然在大学中开设了一门学科——圣经考古，就是把神话一般的圣经当做可靠依据，以圣经故事为线索，去世界各地做现场实地考古寻找文物遗址实证，这岂不是如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国大会上手举一本《圣经》说，这就是我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房地产证一样荒唐可笑吗？

西方在十六世纪前有什么文学艺术和科技著作吗？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著作，都是诞生于十六世纪以后（除了伪造的古希腊三圣的著作以外），包括他们引以为傲的建筑、绘画、雕塑，以及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成果等，都是大量吸收学习中古文化后，从16世纪到18世纪才开始发展。西方文化，除了他们编造的伪史文明之外，还剩下多少可信的真正值得骄傲自豪的古代文化？

所谓古印度文明见证遗址——哈拉怕和摩亨佐达罗，现代红砖累建

　　十八世纪，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文明，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掠夺富强以后，他们的海盗文化基因加上殖民文化，形成了他们的“丛林文化”思想法则。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就是：物竞天择。其本质就是“弱肉强食，强者通吃”的强盗文化。

西方文化，只追求目的和结果，不论使用工具方法的好坏，没有道德上的好与坏评判、高尚与低下区别，即使要在面子上讲一讲，那也通常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做做面子糊弄别人，并不会认真计较。西方文化，如他们的文字一样将字母和音节，按从左到右顺序排列组合，是单向线性思维，直来直去，不知道变通。

中国文化，七千年前伏羲就创造发明了八卦，距今3700年的甲骨文、7000年前后的贾湖刻符（初创文字）；公元前1122年的商朝末期（距今3000多年前），周文王演算八卦，并与其子周公先后合作撰写《周易》；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诞生的诸子百家，代表作为《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以及《诗经》、《楚辞》，汉朝时司马相如的汉赋，司马迁的《史记》；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和《宋词》，以及后来的元朝杂剧和明清的诸多小说等。中国各个时代科技发明创造，建筑、绘画、书法、音乐、园林、美食、民间戏剧，生活风俗方式传承变化等，都是传承有序，各种证据确凿。中国对各个时代的考古论证，都是不同地域不同作者古籍记载相互印证，各种文物实证、田野发掘遗址，是多证合一，其文化脉络的发展演变，线条清晰，有据可查，有证可依。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可靠的文化历史考证：中国的人类历史有一百万年，文化史至少一万年左右，文明史至少五千年到七千年左右。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融合儒释道，借鉴古今中外，我们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勇恕”、“温良谦恭让”，主张“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追求“天下大同”，总之是推崇“合和天下”，与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完全是一脉相承，这种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和平发展的方针，得到世界绝大数人民的赞同推举。

中国文化，既注重“道”，讲趋势、原理和规律，重视“天地人”和谐，也注重“德”，实践、方法和战术，就是讲究“知行合一”平衡发展的大智慧。

中国文化，既要追求高尚美好的目的结果，也注重在实施路径中对方法的使用时的好坏和德行操守。中国文化，是太极阴阳文化，如同中文字一样，将形声调意多个不同纬度综合考量，所以中国文化，是立体多维整体性思考，善于变通，绝不会一棵树上吊死。

总而言之：

西方文化类似象棋，注重吃子，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注重眼前胜利，欠缺长远战略考量。西方文化是资本主导的霸道文化、制衡文化、自我文化，接近狼性文化。

中国文化类似围棋，重在圈地，重吃子但更重通盘布局；计较眼前一城一地的得失，却更重视长远整体的战略胜利。中国文化是集权文化主导的王道文化、和合文化、忠孝文化，偏向羊性文化。

西方这种仅仅进化了四五百年的类似于动物似的低维度文化，和积淀了五千年以上的谦谦君子的高纬度的中华文化岂可同日而语？如果非要抬举他们的比较一下，就只能说“井蛙不可以海语，夏虫不可以冰语”。当然，西方对近现代的科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对现代工商业经济的推动发展，对现代绘画和雕塑技法创新，对现代音乐的开拓演进，对现代建筑设计的贡献等，也是功不可没，值得学习和借鉴。

西方在近现代之所以在科技和工商业方面取得高速发展和进步，主要因为经济利益驱动资本家和商人，在满世界疯狂攫取利润，从而加速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并非因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直接推动所为。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农抑商，古代中国的工业和商业并不受朝廷重视。当我们见识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工业商品后，我们知道了工商业对国家经济重要性，明白了科学技术对推动国家工商业的关键作用。我们在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基础上，又选择性的学习借鉴了西方文化中先进科技和管理，正在形成中国特色文化的模式，尤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以工业商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几年，取得了超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成绩，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文化模式是有高效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还会在不断改进提高中变得越来越好。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中性工具，不管是西方使用还是中国使用，都可以促进生产力，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富民强国，这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绝对关系。

中华文化，不妨借鉴一下西方文化中的.“制衡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实用价值，加一点狼性文化；西方文化，可以学习一下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与“忠孝文化”的高维智慧，多一些羊性文化。中华文化中的“合谐中庸”文化，才是宇宙之大道！

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基础，就是她的文化，是本民族流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的营养和信仰。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你会爱一个靠偷抢致富，主张弱肉强食，强者通吃，推崇“丛林法则”的西方强盗文化，还是发自内心自然地更爱一个靠勤奋智慧强大，主张睦邻友好，崇尚“和合天下”的中华君子文化呢？

其答案应该早就不言而喻了！

说到爱国，我想，有海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的人感受尤其深刻。身居海外的朋友们说，真是不出国门不知道什么是爱国，如同苏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所道出的哲理。

在中国时，爱国的感受比较抽象和空洞，欠缺亲身感受；出国后，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老外看着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谁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谨言慎行，担心自己不小心辱没了中国人的形象。

当中国驻南斯拉夫领事馆被炸，当中国的奥运年火炬被不怀好意甚至是恶意的阻挡和破坏时，哪个中国人不气愤和谴责；当中国的国旗和国歌在奥运会中一次次升起和奏响之时，当中国的航天员跨出太空行走第一步时，哪个中国人不自豪骄傲和激动，甚至包括台湾和加入了其他国家国籍的中国人。

每当我们想到近代一百多年屈辱挨打时中国文化被国人嫌弃抛弃被列强嘲笑抹黑之时，再看看二十一世纪今天中国重新走到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文化再次如日中天的照亮世界天空之时，我们怎能不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呢？

小到一个人，他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他的性格属性，而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大到一个国家，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以上悠久灿烂文化的大国，其庞大深厚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她多元复杂的文化性格，中国的文化性格既具有勤奋简朴、中庸调和、睦邻谦和的个性，同时也具有自立自尊、反省忍耐、发奋图强的性格，进而决定了中国起伏跌宕、分分合合，必然复兴强大的历史命运走向。

我们出国后，从西方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再从中华文化来看西方文化，两相比较，利弊长短，如何取舍，一目了然；我们出国后，中国人身份感受体验就切身入心了，对中国悠久灿烂文化和苦难命运，感悟深刻，因此，念家爱国，水乳交融。

爱国，不仅爱他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爱他的广阔美丽的山水土地，爱他聪明勤奋的人民，爱他的苦难和悲伤，更爱他的辉煌强大.......

这就是爱国，真正的爱国。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道路自信。

知耻后勇，卧薪胆尝。

鉴古知今，砺剑借洋。

家国同构，敬祖自强。

继往开来，补短取长。

和谐互利，同舟安康。

大道至简，日月同光。

2009，2，11 加拿大温哥华，2024年12月26日，改动较大于璧山融创0238

注解：

此文中，有关除中华文明之外的所谓“三大古文明”的文化考古辨析内容，大多参考引用自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教授所著的《言不必称希腊》和《光从中国来》两本专著，同时也参考了一些其他欧美和中国专家的论据和论证。在此致谢！

2017年，司马策风与画家诗人武辉夏，与江北嘴金融中心放鹤楼

司马策风，2009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住家附近散步

司马策风简介：

        生长重庆，后入加籍，北美中西方文化交流协会理事、加拿大大华笔会副会长、加拿大华人电视台特约时事评论员、加拿大“哈哈镜”喜剧团编导主演，重庆新诗学会会员、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曾任北美大型纸质诗刊《北美枫》编辑，加拿大《大华商报》文艺副刊编辑，先后任《汉诗》、《人之悠远》、《酷我.北美枫》等四家中外文艺网刊编辑。

       职业身份：前加拿大康福特国际连锁酒店高管、创意设计师、战略策划者、职业经理人。业余身份：作家诗人。

       已出版专著《阳光下的翅膀》、《司马策风抒情诗选》、《文化行吟》，即将出版《麻辣俏皮话》、《红枫雪梅》。

       现代诗《重庆火锅》，于2007年入选欧洲华人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乡恋》，2016年荣获第二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并入选《2018年重庆新诗日历》。

       小说《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获中国“银花杯”征文一等奖。

       小说《失落的胡须》荣获2018年“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艺术节年度二等奖。

      在海内外发表诗文作品百万字以上，有诗歌散文多篇入选中外各种诗歌散文选本。

    另著有工商、文娱策划书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