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中国传统医学的大中医概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建青

金钥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起到了领航定向的重要作用。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种重大原创性论断，不但在民族团结、国家进步与发展、民族振兴、具有突出的中国特征、鲜明的时代特色、重大的价值意蕴，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振兴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大中医概念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华各民族文化虽然有其各自的特色，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包括传统医学文化在内的各民族传统医学文化，相互借鉴与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大中医概念，在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除了汉族外，尚有55个少数民族生活在祖国各地，大多数在祖国周边地带。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知识和经验，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约有20多个少数民族衍生出了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医药体系。因此，中医是中国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不仅仅是传统汉医学，还包括所有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都属于中华传统医学范畴，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归属大中医。目前国家认可的有20多个少数民族医药：如藏医、蒙医、维医、傣医、朝医、壮医、哈医、苗医、回医、彝医、瑶医、土家医、满医、畲医、羌医、侗医、仡医、黎医、布依医、白医、水医、纳西医、佤医、基诺医等。

其中前七位少数民族医学已经通过允许国家职业医师考试，其他少数民族医学由于各种条件因素，尚未批准各自民族传统医学职业医师考试，包括苗医学，虽然其苗药成药的销售量，已经居少数民族成药之首，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办了众多苗医医疗机构，但仍然未批准苗医职业医师开考，苗医职业医师只要获得中医职业资格，即可职业苗医。

　　二、传统医学起源与民族宗教文化

众所周知：医学是人类社会最具普世的领域，任何国家、地区、民族、宗教、人种和阶层，都不排斥并需要医学。而东西方各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曾经发源于各自的宗教哲学，之后逐渐发展为各自的医学哲学理论体系。

1. 传统汉医学

虽然源于昆仑文化的上古时期之神话传说，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伏羲、神农、黄帝，既是上古时代的各个部族首领，同样也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之祖，是传统汉医学的创始先贤，如“伏羲制九针”是在距今7000年左右，即用砭石、骨针等，治疗内外疾病，并奠定了人体经络针灸的基础。“神农尝百草”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时代，以尝百草的形式，开拓了医学的药学基础。“黄帝研医理”，即在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与岐伯，开始总结前贤们的医学经验，并以道教哲学教义，为汉医学注入了哲学理论，尤其是“阴阳五行”概念，成为了汉医学的核心理论。一直到如今，“道医”在道教文化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古代众多名医中，就有许多出身于“道士”。

在战国时期，汉医学逐渐与道教分离，逐步走上了自然哲学之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中，以道教哲学为理论纲要的有：苗医药、朝医药、壮医药、羌医药、土家医药等，都是以道教信仰和道教哲学为医药的理论基础。

　　2.传统西方医学

早期的传统西方医学，源自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医神阿斯勒克斯比厄斯，是太阳神宙斯的儿子，由于天生被赋予有救死扶伤之功力，被天神授予“医神”的称号，其妻女等家人，也从医于不同的专业。阿斯勒克斯比厄斯的蛇杖，至今成为现代西方医学的符号或标徽，尤其在西医医院现代急救医学中仍广泛使用。西方传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继承了古埃及与古巴比伦的医学遗产，总结了前贤的经验，创建了西方传统医学的“四体液病理”理论，尤其是医德思想，“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和治病程序三原则：“语言、药物、手术刀”，仍是现代医者践行的座右铭，包括许多古希腊的医学词汇仍然沿用至今。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将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部门，医学也由神职人员掌握，有病者都去寺院里集中，神职人员即为病人祈祷，也利用医药知识为他们看病，形成了所谓的“寺院医学”。这种现象成为医院和医学院校的雏形。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之后，大逐渐摆脱宗教神学对医学的束缚，医学随着资本主义兴起，逐步走向了医学实验科学之路。

　　3.传统伊斯兰阿拉伯医学

伊斯兰阿拉伯医学历史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密切相关，阿拉伯贝都因民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前，有其沙漠传统生活的民间原始医疗方法。在伊斯兰教传播后，《古兰经》和《圣训》中存在着对诊治疾病与保持健康的规定或预言，尤其是圣训与教法对人们健康与疾病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起居都有其相应的规范，也包括其他疾病的治疗，被后人系统整理并推崇为“先知医学”体系。

伊斯兰阿拉伯医学的进步与发展，是从接触周边各文明的医学知识开始的。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百年翻译运动和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实行统一阿拉伯语言文化政策，将阿拉伯语作为帝国官方通用语言、流通文字，加速了帝国阿拉伯语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同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个时期，由来自中国工匠传入的用草制作纸的技术，使用亚麻制成的“呼罗珊纸”，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事业的发展。各民族的医学知识在伊斯兰哲学的凝和作用下交流日益频繁，包括传统中医药学在内的，将萨珊波斯医学、叙利亚医学、古希腊医学和罗马医学、古印度医学等医学知识，在百年翻译运动的助力和王权的持续支持下，经融合、提炼，逐渐推动了伊斯兰阿拉伯医学的大发展。尤其是在中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医学的大集成者阿维森纳（依本西拿），他著的《医典》，代表了伊斯兰阿拉伯医学的最高成就，传入欧洲后作为医学教科书约600年左右，也成为当时世界上基于丰富临床经验的实用性强的综合性医学体系。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在回医药、维医药、哈医药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将伊斯兰哲学作为本民族传统医药的哲学理论。

　　4.传统藏医学

传统藏医药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而深厚的文化关联，藏医药学是目前传统医学中，唯一将自然哲学与宗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传统医学与人文体系。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医学的中心，肩负着藏医学的教育、医疗、制剂和研究的功能，寺院的医学教育也代表这一个地区藏医学理论与实践能力和水平。目前为止，在藏蒙地区的一些大寺院，都设有专门传授医药知识的“曼巴扎仓（藏医学院）。”而其高僧活佛大多对藏药学也有着较深的造诣，甚至有治疗疑难杂症的传世秘方，也通过师徒传承方式进行延续。藏医在诊病施治时，往往要有诸如念经、祷告等行为，在藏药的采集、炮制、制作过程中也同样有着严格按佛教仪规进行加持。因此，真正的藏药必须具备传承秘方、特殊炮制、超能加持三个条件。所以，传统藏医与藏传佛教是相通相融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以佛教哲学为理论纲要者、以藏医药为代表，尚有蒙医药、满医药、傣医药等。其医学哲学理论，指导临床辨病用药，立法组方，是承袭和发展佛教哲学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佛教哲学理论对本民族传统医学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三、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借鉴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求，既要深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要及时梳理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鲜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既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决定了中华民族相互交往、交融、交流的历史取向，从而决定了中国各民族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所谓宗教中国化，即宗教与中国当时社会的相适应，这也是历史上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规律。自古以来，“政主教从”使之成为政教关系的中国国情，在中国的本土教道教和藏传本教以外，能够成功在古代中国生根发展的外来佛教、伊斯兰教，都是采取了宗教核心教义不变，其他文化可以包容的本土原则，让自己的宗教文化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不断深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不断浸润。尤其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遵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包容和顺从原则，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而彻底中国化。但佛教根据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也在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宗派。如藏传佛教与本教相结合，形成五大宗派，尼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党派、格鲁派。汉传佛教也分为八大宗派：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

伊斯兰教同样遵循了这种原则，坚守“真主独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正的使者”为核心教义不变之外，包容其他中国文化，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思想家、著名伊斯兰教大学者王岱舆大阿訇，也是开启伊儒会通先河的实践家，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名著，其中的重要论述有：“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他强调，君主赐中国穆斯林以“田”与“业”，所以中国穆斯林必须要报君王以“忠”。他还提出，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君王，臣子不能违背君王的命令。其学说被后世的著名穆斯林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明清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马注、刘智等，使其思想和学风向前推进，尤其是刘智的《天方性理》，成为中国回医药学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在中国的穆斯林思想家和大学者们的教化下，遵循以伊斯兰（阿拉伯语）原意为“和平、顺从”的含义，多数时期是采取了服从政府、支持政府的做法，在政府支持下，不但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良好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10个穆斯林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同样通过古代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外来宗教文化还有很多，但由于其不能中国化，甚至与当时国家政权作对，则必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其中包括外来的拜火教、袄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本地也有巫教、萨满教等原始宗教，以及被政府打击取缔的白莲教、一贯道、法轮功等邪教。因此，任何宗教若不能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则难以生存与发展。

虽然历史上中国化和本土化使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生存与发展，但并非同化改宗，而同时在统一政府领导下，无论本土和外来宗教，都遵从“政主教从”的法则，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各自独特信仰而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新时代社会的宗教中国化，是在本质属性不变条件下的适应社会主流变化，主要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是政治上服从党和国家的统一管理；二是文化融合吸收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三是习俗上接纳与吸收当地社会传统习俗；四是观念上认同中华民族的中国大一统。

　　四、回医药学突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什么是回医药：

中国回医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之一，具有独特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学科体系。概括回医药的定义：一是回医药学是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二是回医药学是中国古代中西医结合（伊斯兰阿拉伯医学与中国传统汉医学相融合）的结晶；三是回医药学是传统伊斯兰阿拉伯医学彻底中国化的传统医学；四是回医药学是以真一元气、一元论阴阳、七行、四体液为自然哲学理论基础的医学体系；五是回医药学是以芳香类药物为组方特色的药疗体系；六是回医药学是汉回民族团结的重要成果显现；七是回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中重要而优秀的成员之一。

2.回医药的民族代表性

悠悠岁月，漫漫步履，回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走过风风雨雨与晴空丽日的千年以上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统称为“回”，伊斯兰教也称之为“回教”。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认定的十个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保安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因此，如今的回医药学包括有其共同特点的穆斯林民族，如回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这四个民族的共性是：一是信仰伊斯兰教；二是同样崇尚中华文明，尤其是接受儒家文化，把孔子也尊称为圣人；三是都使用汉文字，自然也离不开汉文化；四是把汉语作为母语。以上四种特征，是在中华大地上与汉民族历经千年左右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征。而回医药学正是代表了这四个回回族的传统医学体系。

这四个回回族共同体的民众，大多是历史上进入华夏大地的穆斯林后代及传人，从辉煌大唐及宋，到恢弘蒙元及明，由西亚、中亚、北非等信仰伊斯兰教的贡使、工匠、商贾、军人们都曾持续不断地沿着海上和陆地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入居华夏大地。若男多女少，便娶当地原住民族女子为妻，若与其他民族婚配，则实现只进不出的原则，即与任何民族婚配，只能随回入回，不得另信外教，并主张穆斯林早婚多生，并且对婚配结亲的亲友进行传教。同时，以极大的包容性，在真主独一这个原则不变原则下，接受本地文化，与当地各民族民众不断融合而壮大本民族族群。历经千年左右的沧桑变化，将伊斯兰文明紧紧地与中华文明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儒回”这种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穆斯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多民族融合与团结的文化基因下，也使伊斯兰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大家庭内，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伊斯兰阿拉伯医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汉医药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回医药学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大家庭即大中医概念优秀成员之一，回医药学成为让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和支持的桥梁，从而为中华民族医药学的发展贡献出巨大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力量一定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进步增添新的动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虽然其发展历史发展轨迹迴异，但在“大中医”概念下又相互依存、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当前，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正迎来历史发展的好机遇，强调“大中医”概念，对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不断巩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基础，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健康，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