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共大， 周乔建

筱棣

汽车行驶在去彭泽共大的乡间公路上……

二00七年后我已两次重返彭泽共大，这是第三次踏上去共大的路途，同行的还有几位同学。

其实，从一九七二毕业到二00七年，其间三十五年，我从未重返共大。甚至有一次到了与共大近在咫尺的太平街，我也没有去共大看看的念头，我想也许是因为在最渴望接受知识滋润的年龄时被无穷的劳动、批判、斗争而荒废，因此留下心底的怨气，不愿去碰这道心中的伤疤……

然而，岁月的流水会冲刷人心中的不平。

去共大的头天晚上，杜兴隆同学请我及同学们吃饭，席间王勇同学问我：“乔建，你为什么这几年回来都要去彭泽，你在彭泽还有什么人吗？”这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呀，我在彭泽没有任何亲人，为啥近年每次回九江都有一种强烈去彭泽看看、去共大、去和团（我下放的地方）走走的想法？我想是岁月改变了我，当进入花甲之年，回头看看过去的人生之路，会对人生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认识。现在，当我再回忆起共大的生活，已全然没有怨恨和懊恼，有的是对在那种艰苦而又欢乐的青春时代的回味及思考：前途的迷惘、未来的向往，现实贫困的煎熬，为眼前片刻滿足的欢愉，……更多的是对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的留恋。共大的岁月似乎成了心中一处软软的痛，触动它，会有几分酸楚，也有几分甜蜜，还有几分欢愉……想绕开又想走近，这也许是我喜欢重返共大的缘由吧。

汽车离共大越来越近了。

“这条路变了，它是沿着古楼山边走的，不是原来的路。”阮金根同学说。哦，怪不得，还是金根心细。我来过两次，一直觉得奇怪，在我印象中过了太平桥向右拐到共大，可现在是向左拐才能到共大。岁月不但改变了人的容颜，也改变了地理，原来的道路已经改道了。

宋卫国自诩路熟，载着张棣华、占大健、李仁龙在前面开路，我载着金根在后面，当我开到依稀印象中的共大门口时，他们已经开过了，哈哈，到了门口都不识还说路熟，我同金根取笑他们。

不过，也不能怪他们，世事沧桑，走进校园，共大已经面目全非，我们曾经生活学习的痕迹荡然无存。前几年我同金根、大建、汉春、重庆等同学来过，还隐隐能看到共大残存的痕迹，我们曾上课的教室虽已破烂不堪，但整个轮廓还在，原来的教师办公室还有半截废墟留在原址，我们甚至还到校园后面找到了当年农工大刘家住的宿舍……现在已全部不见踪迹。

棣华毕业后一直未回过共大，震撼最大，不停说：“这应是原来的食堂，这应是原来教师办公室……”可什么也找不到了。

是呀，食堂、教室、办公室、操场……当年虽然是十分简陋，可都是我们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它们见证过我们不谙世事的顽皮，也见证过我们的欢乐和哀伤，还有青春的烦恼。

彭泽共大虽叫学校，可既无校门也没有围墙，校园正面对着太平河前的土路，一面当年流行的语录墙权当校门，墙上是风靡一时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语录墙两边各有一排横向的平房，一排是女生宿舍，一排是男生宿舍。绕过语录墙，后面就是操场，隔着操场与语录墙相对的一列平房是教工办公室兼宿舍，操场左右两排纵向的平房分别是学生教室和学生宿舍，再往前去则是学校的食堂，食堂后面的山坡上几间平房是教工或农工的宿舍。

共大的所谓食堂，其实就是兼做开会礼堂的象一间大仓库似的房子，食堂一头连着厨房，另一头隔了几间小房间，分别用作教工宿舍和校广播站。

食堂进门处的一间小房子是作值班室用的。那时我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轮到值班。所谓值班就是晚上不睡觉，抱着梭镖，提着盏马灯在校园中定时巡逻，以防止所谓的阶级敌人破坏。唉，想起来都好笑，穷乡僻壤中有什么值得破坏呢？值班一般是一个老师带着两个学生，我记得轮到我值班时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带队的是林学排的李冬生老师，同学是谁我已记不起来了。乡村的冬夜十分寒冷，北风呼啸，吹得脸上像刀割一样。我们提着发散微弱亮光的马灯，在黑漆漆的校园中，抖抖瑟瑟地四处巡逻，心中难免有几分害怕，恨不得几步赶紧巡完，回到值班室的火盆旁暖和冻僵的手脚。其实，我并不是对值班感兴趣，而是因为值班到下半夜，我们可以到食堂的厨房里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饱餐一顿。要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肚子没有油水，经常是饥肠辘辘，有时半夜会被饿醒。平时吃饭得控制自己，一旦吃超了定量，月底就会有几天饿肚子。我们都是半大的小伙子，是食欲最强的时候，可经常吃不饱，那滋味太难受了。可以放开肚皮饱餐一顿，虽然只是浇了几滴油的白水煮面条，对我们来说可是美味佳肴呀！值班虽然寒冷、瞌睡、恐惧，也有几分孤寂，但都抵挡不住能吃一顿不花钱的饱饭的诱惑。

食堂门外有一口水井，水井旁边是我们唯一可以在学校消费的地方——小卖部。这口水井是全校师生饮水之源，所有的吃用水都靠这口井，白天工人用水桶在井里汲水，供大家使用，晚上则把木桶收藏起来。

刚进共大时，我们都从家里带了暖水瓶，学校每天下午有固定时间供应开水。记得负责烧开水的是一个姓乐的湖口人，有时下午没课我们会很早去开水房打发时间，这时乐师傅总是笑容可掬地说一口湖口腔：“嘿（开）许（水）还冒嘿（开）。”我班潘传佑同学学乐师傅的话学得特别像，他每次学都让我笑的肚子疼。

到后来，由于保管不善，也有个别同学恶作剧，男生寝室的暖水瓶基本碎光了。这一到晚上就惨了，因为食堂伙食很差，经常吃腌制的咸菜，到晚上口特别干渴，暖水瓶没了，也就没有储水，同学便滿校园找水喝，开始都是上老师家去求水，但是这么多学生天天来要水喝，老师家开水有限，应付不过来，所以有的老师便不再给学生提供开水，印象中对学生态度和睦、有求必应的有二位教工，一位就是共大校医饶医生（周哲人夫人），还有一位是姓舒的中年女教师，据说原是市委党校的老师，她单身一人带着个小男孩。虽说一口开水微不足道，可在那个岁月，她们能将我们当成无人照管的孩子，给我们关心爱护，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温暖。

就众多学生而言，老师家的储水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到了校园的水井，可是一到晚上，井边汲水的桶子便被收了起来，我们多次在井旁望井兴叹，水近在咫尺却到不了嘴中。不知是那位天才同学突发奇想，从寝室拿来茶缸，用捆被子的绳子将茶缸绑住，投放于井中，这就是我们创造的汲水桶。从此，这个办法迅速推广，我们再不因晚上口渴而犯愁了。号然从井中汲取的是未经煮开的生水，我们都饮如甘露，也没听说有同学为此闹肚子，可见，当年的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

水井旁的小卖部也是同学们喜欢聚的地方，共大是学校其实也是文化的沙漠，到了晚上没有任何可以娱乐之处，小卖部毕竟还有灯火，还有尽管稀少仍对我们有诱惑力的商品，即使买不起，看看也可解眼馋。我印象中卖的是一种“红灯”牌的香烟，家中汇款到时，我们会买着偷偷的吸。小卖部的售货员是共大教师方洋的妻子，一个长相还算俊俏，但脾气十分火爆的小妇人，据说原来是棉船公社的一位妇女主任，按现在的说法应叫女汉子。也许由于共大环境太差，导致心情不好，经常会听到她和方洋老师吵架的信息。方洋老师是学数学的，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老师，不过那时候才华是没用的。听说文革后方老师调到彭泽县任水电局长，不知他的妻子脾气是否还是那样火爆。我们经常是在小卖部门口看看柜架里的商品，看看来来去去购物的同学，无聊的打发时光，一直蹭到小卖部关门才回寝室睡觉。

食堂与男生宿舍相距大约80米，其中有一条向北通往学校农田的路，路旁是共大的厕所，可能因为卫生原因，厕所与宿舍距离有点远。虽然地处偏僻农村，但厕所建得还是有点城市化，起码同我们九江市内的厕所规格差不多，在太平乡下就算很洋气。但也有不足，一是离宿舍太远，晚上黑咕隆咚的，如不是几位同学邀在一起，打着电筒，没人敢去（离女生宿舍就更远了，不知当时女生晚上是怎么解决问题）。当然也有好处，经常有男生为了不让老师发现，躲在厕所里抽烟（也有被抓住的，殷志伟同学就被周哲人主任抓住过）。还有一个大缺陷，厕所的粪坑是朝北面的，而且为了取粪方便，不上盖。冬天上厕所就糟糕了，平旷的田野里北风呼啸而来，粪坑便成了吸风口，北风呼呼的往里灌，再从前面蹲坑口钻出来，象刀子割在屁股上，蹲在厕所还来不及方便，冻得人拉上裤子就要逃，不是特别坚强的臀部，估计无法坚持下来。

有一年寒假结束，我回到学校时早了点，大多同学还没回来，我一人在教室看书，听见外间有老师大声召集同学，以为有什么好事，赶紧跑出去，谁知是召集我们早到的男生去厕所后面的粪坑，将坑口盖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一边搬水泥板，一边想老师肯定是冻坏了，否则不会猴急的找人干这事。

共大全称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几个字中，能突出表现其性质的是“劳动”！因为我们在共大的主要任务是劳动，而且是一种没有任何人效益的劳动。什么锄草、插秧、剪枝都干过，但我不记得收获了什么，说得不好听就是消磨时间，浪费青春。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上课，其他班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我们林学排也上过几节林业课。我记得上林业课有一位老师叫袁牧，浙江人，是江西共大总校毕业的，人很老实，口也木讷。有次课间休息时聊天，他给我们讲嫁接，说有的地方在实验将水稻与芦苇嫁接（想来好笑，水稻要的是稻穗，芦苇长的是杆，若真嫁接成功，水稻变成芦苇粗的杆子不是麻烦吗），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芦苇二字，可写下芦字后忘了苇字怎么写，手拿粉笔久久落不下去。我正好站在他身边，捡起粉笔头写了一个大大的“苇”，只见他滿脸尴尬，半天没吱声。现在想来，也是当年年少气盛，其实思绪突然短路，一时想不起很熟悉的字或人名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次上课，袁老师给我们讲林木保护，为了阻止野猪破坏幼林，要猎杀野猪，追杀野猪时要抄近路进行拦截，下课后班上同学围着袁老师不知提什么要求，老师可能正好有事，挤开同学往教室外走。我赶紧从两张椅子后跳到前面拉住他，嘴里还念叨着“我抄近路”，本来是无心之语，可这时张棣华哈哈大笑起来，并坏坏地用手指着我，袁老师顿时便面露愠色，我猛地想起，这是刚才上课时讲的打野猪的方法，真是不好意思，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开溜了。

现在，所有留下过我们轨迹的建筑全没了，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未完工的两层楼房，未安装好门窗的墙上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窟窿，墙面坑坑洼洼，灰白的水泥在烈日暴晒下分外刺眼。滿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废弃的景象。

荒废的校园中竞还住着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是共大的农工，因学校撤消无处可去，只能滞留在此赖以安身。经询问得知，我们毕业后，共大几经更名，历经滄桑，最后将校园卖给了一个老板建工厂，可仅仅盖起了厂房的毛坯，老板便不见踪影，从此再也无人问津，这位老农工帮其看守工地的工资也没了着落。

从农工的口中，也得知我们印象中老师的去向，前面提到的方洋老师做了水电局长，林学排的梁国贤老师做了县林业局长，李冬生老师做了县工会主席，农机排的唐毓林老师在彭泽县中，农学排的周国甫老师做了乐观乡的乡长……这些老师都应该早已退休，想到他们能离开这穷乡僻壤，找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让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也愿原彭泽共大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安度晚年。

夕阳渐渐西下，余晖为空旷的原野涂上一层萧瑟的暗红，我们驱车离开了共大，离开了太平，离开了曾经羁绊我们青春的乡村，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我们还会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