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点点（之三）

贾连城

三、青年最美好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是充满希望、梦想与活力的最佳年龄段，此时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敢想敢干，是最能创造成绩与奇迹的时候，青春美好，青春万岁，我把青春献给了我最钟爱的部队那充满激情的火热生活。

1、我穿上了绿军装

1970年的冬季征兵开始了，我是初中毕业生，可以报名，只因差几个月不满18周岁，被拒之门外，很是郁闷。我很想当兵，出去见见世面，接受新的考验和锻炼，就给三姑写了信，请求她想办法帮我实现梦想。12月初接姑姑来信，让我到天津66军找依瑞伦副军长，办理了入伍手续。1970年12月22日，我们一行15人从天津66军军机关驻地[现天津师范大学老校区，当时叫东风师范学院]出发，随197师军务科科长吴长林在天津站坐上了客车，来到了唐山古冶赵各庄589团营房，晚饭前分到了团直属队新兵连，开始了我25年的军人生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是一只建立时间不算很长，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它由少数红军骨干[八路军警卫团、红五军团13团、120师359旅雁北支队中的红军老战士]和冀晋地区的30多只地方游击队于1937年以后逐步升级组成。所以66军的中高级干部中山西雁北，河北保定籍贯的居多。1947年8组成晋察冀军区冀晋兵团[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后称华北军区一纵[司令员唐延杰，政委旷伏兆]，1949年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军长萧新槐，政委王紫峰]，归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管辖，直属中央军委领导。66军诞生在抗日烽火中，转战于华北平原上，创造了保[保定]北战役、张家口战役、石家庄战役、太原战役等诸多战绩。我所在的第589团[时任团长于乐平，后有单华山、郦仲文、王志孝，政委贾春祥]也是一只英勇善战，能攻能守，作风顽强的团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英雄、模范人物辈出。解放战争时期太原战役曾荣获兵团授予的太原“登城先锋”团荣誉称号。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作战，经过4次战役，一直打过“三八线”，为国家、军队争得了荣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作出了新的贡献，特别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驻地正处于震中，全团指战员积极顽强地进行自救，之后立即转入抢救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中，并在恢复重建新唐山中再立功勋，被军授予“抗震救灾先锋团”称号，中央军委给记集体二等功，政委贾春祥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能成为英雄团队的一员，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们团的营房坐落在一座不足百米高的小山坡阳面，紧靠进山的公路，房屋坐北朝南，由高至低排列整齐，是红砖墙、灰屋瓦、绿门窗的尖顶平房，房山用大石头堆砌的，不宽的灰渣路，路边两行侧柏，再往外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树，胸围有一抱粗，整个营房显得整洁、朴实，训练、生活进进出出都非常方便。原来是24军72师的师部，1969年24军北上承德后，我们团才从秦皇岛北戴河营房搬迁至此。

我们团的营房紧靠赵各庄煤矿，就是京剧舞台艺术电影《节振国》中主人公所在的煤矿，是属开滦矿务局管辖的一个百年老矿，清晚年由英国人主持开采，由于煤质优良，开采成本低廉，运输便利，所以远销海内外，声名显赫。煤矿工人朴实、直率、勤劳、勇敢，战斗力极强，大革命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大罢工，和日伪时期由节振国领导的工人抗日武装，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我团与赵各庄矿有着非常密切的军民关系，经常派出官兵支援矿上创高产的活动，我们在新兵连就几次下到千米井下挖煤，体验煤矿工人工作的艰苦，体会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光明、幸福的深刻含义。

熟悉部队生活的人们都知道，新兵训练是非常苦的。从一个学生、农民、工人到一个合格的军人之间没有鸿沟，但是有一定的距离。要经过严格、正规的训练，纠正以前的各种不良习惯，长期的教育、规范、养成，从政治素质、军事技术、一日生活都能严格执行部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自觉执行不走样，才可以叫合格。到部队的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军训生活，每天稍息、立正、齐步走，学歌、唱歌、喊口号，打背包、叠被子，站岗、值班、烧锅炉，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紧紧张张，基本没有空闲时间想其它的事。新兵最害怕的是夜间紧急集合，一吹紧急集合的哨或号，值班人员立即拉灭了电灯，屋里一片漆黑，全连乱成一团，穿错衣服的，丢了鞋袜的，打不上背包的，从床上掉下来的，花样翻新，洋相百出。经过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都象换了一个人，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身体胖了、壮了，饭量大增，我一顿能吃9个牛肉馅包子。学习了射击、投弹、队列、行军、野营等军营生活的诸多本领。穿上合身的绿军装，佩带了红领章、红帽徽，举止端庄，身姿挺拔，满面笑容，走路生风，别提多精神了，对着军容镜，不敢相信那里面就是自己。

我在学校学习过一些军事知识和常识，受过军训，基础较好，所以进入情况快，各项评比活动总是名列前矛。手榴弹一出手便是50多米，半自动步枪射击都是9环10环，队列动作标准，写表扬、批判稿件积极，唱歌、拉歌带头，做好事争先，早起打扫院子、冲洗厕所，吃完饭帮炊事班洗涮餐具、厨具，帮助战友学文化、写家信、整内务、下小操，开班务会积极发言，“天天读”念毛主席著作、读报纸，积极热情，属活跃分子，很得新兵连领导的重视。班长高永礼对我最好，经常偷偷的教我一些新知识、新技能和自己当兵几年的体会和诀窍，还把我推荐给75炮连的领导作为通信员的人选。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入伍后教育最多的是讲革命传统，请英雄人物讲成长足迹，请贫下中农忆旧社会受三座大山压迫的阶级苦，请惨遭日寇屠杀的丰润县潘家峪、滦县韩家哨幸存的村民讲民族恨，激发新兵的革命斗志。其次就是纪律教育，领导们再三强调，革命军人要遵守军委、各总部颁发的条令、条例，各项规定及注意事项，以坚决服从命令为天职，绝不允许有违抗命令的事情发生，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部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几十年来我时刻按照合格的革命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服从领导命令，听从各级指挥，先后变换了十几个工作岗位，基本都能服从大局，即便有些想法也是保留个人意见，先去执行命令，没有做过十分出格的事。

新兵连结束，我们下到了老连队[75炮连驻秦皇岛抚宁县留守营公社东河南村]，被分到一排二班。连队一共三个排，一排、二排是75毫米无后座力炮，三排是12、7毫米高射机枪。连长段明，指导员康宝坤，一排长张庆申[后来是谢明立]，二班长孙凤慧都是非常好的领导和大哥，他们朴实、善良、直率、坦诚，给予我很多的教育、指导、帮助。班里8个人分别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班长孙凤慧河北省邢台人，副班长李金生天津市塘沽人，老兵张兴洪、魏昌宝是江苏省常熟人、同年入伍李远友是安徽省凤台县人、唐立建是湖南省黔阳县人，王宝华天津市东郊区人。大家非常团结、和睦，象一家人里的亲兄弟，每天欢声笑语不断，互帮互爱，其乐融融。

连队是为团里搞小生产，在海边沙滩上种着几百亩水稻，劳动条件十分艰苦。第一天下水田干活是挖毛渠，3月初天气还很冷，海边的天气又一时三变，刚才还是大晴天，一转眼阴云密布，海上的小凉风一个劲的吹，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劳保用品很少，一个班只配两双雨靴，谁也不好意思穿，就在人们稍一迟疑之际，连长段明脱掉鞋子，卷起裤腿，拿把铁锹就跳进了水里[后来听说连长有严重的风湿病性关节炎]，甩开膀子大干起来。我们被连长的行为感动，也纷纷脱鞋下水。脚刚一沾水那叫一个凉，浑身直打颤，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还能勉强忍受，可谁知道水下是没有化透的冰，站在冰上脚底好像针扎似的钻心疼，渐渐的也就麻木没了知觉。一边劳动，还要唱歌、拉歌、喊口号，背诵毛主席语录，既比劳动进度，又要比歌声口号整齐、嘹亮，既是鼓舞士气又可抵御风寒。一天下来，我手上磨出了血泡，整个身子象散了架，疼痛难忍，小腿以下麻木的走路都不听使唤，收工还要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喊着响亮的口号跑好几里路回驻地。第二天早晨还要坚持“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而后是“天天练”[练习操炮]，然后跑步下地干活。一个多月的艰苦锻炼我咬牙坚持住了，慢慢适应了连队紧张的学习、训练、劳动的生活，并深深的爱上了火热的连队，直到现在我仍十分珍惜那段难忘的日子，特别感谢连队领导和战友们对我的教育、关心、帮助，他们那种和善、友好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萦绕。

4月初康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连里让我担任通信员兼司号员，到团部[197师柏各庄农场]参加司号员集训队，并对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定尽快学好本领，归队后为连队好好服务。开始训练还算顺利，后来出了毛病，我的嘴唇一沾铜号嘴就流血，团司令部司号长王树岩帮我检查原因，确认是门牙不正，不适合做司号员，建议连队换人。我即回连队继续劳动，后来卫生员赵勤上了工农兵大学，我就改行做了卫生员，到团卫生队接受培训[实际是在岗培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便留在了队里。凭本心说我开始并不喜欢卫生工作，认为当兵是出来接受锻炼的，就应该在基层连队吃苦，当个硬硬朗朗的兵，做个卫生兵，能有什么锻炼。可一想到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命令，自己不能讲任何条件，只能是服从。

卫生队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单位，无论干部战士文化水平都较高，资格老，个性强，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依我看每个人都很不简单。队长刘伯瑛，副队长徐明权，政指冯玉馨，以及军医、司药、检验员、司务长光干部就十几个人，两个卫生班，一个炊事班，比一个营都难领导。尽管住房简陋[是稻草盖顶，土坯垒墙的简易房]，设施、设备还算齐备，原来是师医院一个所的家当留给了我们。我在卫生一班，负责病房工作，每天给病号打针、输液、发药、量体温、熬草药、烧开水炉、打扫卫生，很是忙碌，干的也很认真、踏实。闲暇时就抱着“卫生员手册”认真阅读，和实际工作对号，总结经验教训，摸索着干，进步还算是比较快的。老的卫生员一般都经过半年的理论培训，考试合格才上岗，我一天培训都没参加，大着胆子就敢干，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属无知者无畏吧！由于没理论和实践基础，也曾出过一些小差错，一次三营通信员席德维因病住院，我给他打针，心一慌，手一抖，把针头折弯，重新换了针头才完成注射。也还有打错针、发错药的时候，好在没出大错，或及时纠正了，也属不幸中的万幸。

从小时起我就是一个不知胆小害怕的孩子，长大后也是蔫有准，有自己的主意，可刚到卫生队经历的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使我至今不忘，眼前不时浮现那种惨景。7月初的一天晚上，驻地尚庄子村来电话求救，于凤梧、关鸿枢等几位医生急忙坐团里吉普车赶去，一会把一个病人拉回来，在手术室展开急救。给病人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做了好半天心外按摩，不见效果，就做了开胸手术，几个医生轮流做直接心脏挤压，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抢救过来。看着躺在手术床上膀大腰圆、鲜血淋漓、一动不动的死人，听着院内大人、孩子的嚎哭，我的心就像很多只手在揪着，那个场面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一个1969年入伍的现役司机回家办喜事，晚上招待乡邻，新郎嫌电灯不够亮，想换一个瓦数大的灯泡，一不小心手指捅进灯口里，被电击后心脏停跳死亡。喜事变丧事，爹娘病倒，新媳妇哭死过去，一家人乱成一团，生离死别一场梦，让我也跟着难过了好长时间。从此知道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突然死亡带给亲人的痛苦有多深，知道了做为一个卫生工作者责任有多大，救助生命对社会、家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激发了我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争当优秀卫生工作者，能完成救死扶伤任务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3、 千里野营练为战

从入伍时的1970年底开始，到1975年底的几个冬季里，我们部队遵照毛主席“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的指示，加强战备，携带全部武器装备走出营房，进行野营训练。我团每年收完水稻便整装出发，驰骋千里，走遍唐山、秦皇岛地区的十几个县、区，熟悉战区的山川河流、地形地物、风土人情、社会人文环境，为反侵略战争做了足够的准备工作。野营途中练技术、练战术、练作风，住下后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广泛接触，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当地群众，受到他们的赞誉和拥护。通过拉练的形式，检验了部队的思想作风、战备观念和战斗力，又全面锻炼了部队，对恢复、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部队革命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也从中得到锻炼，受益匪浅。

开始几年我是卫生员，只是随部队行动，目标简单，目的单纯，一般不费什么脑子想问题，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尽量作好而已。每到一方驻地，我们除对内展开工作外，还开展对外门诊，义务救治当地百姓，每天的接诊量很大。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很多，缺医少药，有病无钱治，有钱没条件治。听说我们部队的医生到来，人们奔走相告，附近十里八村、几十里乃至上百里的病人都闻风赶来，他们相信部队的军医能治百病。每天把大家忙的团团转，有时午饭、晚饭都不能及时吃，晚间出诊是家常便饭，能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再苦再忙我们都十分情愿。1974年我当了司药，再拉练时工作就不一样了，事先要装好战备药箱，给各营、连配备好药械，带足规定的基数，还要准备出给老百姓治病的药械，生怕耽误医生们救治病人。

通过野营拉练我们深受教育，特别体会到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关怀与热爱，那份军民鱼水情感人至深。唐、秦地区的山里人生活很苦，常年劳作，勉强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粗粮布衣节余很少。可他们对人民解放军可热情了，腾出最好的房间，烧好热炕、洗脚水，拿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花生、瓜子、白薯干、栗子、核桃招待我们，夜里还给站岗放哨，总怕有一点闪失。我们则发扬老八路的优良传统，帮助地方训练民兵，帮生产队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给老乡家挑水、扫院子、看病、送药，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作了最好的准备工作。如我们在滦县张庄子公社庆庄子村一住就是一个月，与老乡们建立了深深的感情，部队回营房时他们半夜就起床送行，提着马灯给照路，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眼泪汪汪，目送队伍到天尽头。后来还有的老乡到营房看望我们，情意不断，坚持来往了好多年。

4、 林彪出事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政变失败，胁迫三叉机机组人员带领家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使世界震惊。自从“文革”开始，林彪即以当然的接班人自居，“九大”还将此内容写进了新党章，可谓空前绝后。他的出逃，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善良的人们怎能相信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党内2号人物，法定接班人，会发动政变，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由此造成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混乱与危害，极其深远。人们一时竟不知所措，怀疑、猜测、迷茫，虽经多次教育，传达中央文件，领袖们的讲话，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罪行，肃清影响，余毒仍然很深。特别是他长期主持军队工作，培植了一批党羽，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理论体系，与“四人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结成利益同盟，狼狈为奸，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同属人民的败类。

林彪逃跑的第二天，我们部队接到上级一级战备命令，从唐山柏各庄农场拉到丰南县小集、宋家营一带，不进民房，露宿果园、场院、路旁，小道消息乱传，人们议论纷纷，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师高炮营和我团五连进驻唐山机场，机枪、步枪、高射炮对准机场跑道和空军部队的营房，接到的是见飞机起飞就将其击落的命令。9、13事件前几天我与卫生队军医王家祥到二营搞卫生防疫试点，吃住在营部。二营长王志孝，教导员晋春生，卫生所刘医生、王医助热情的招待我们二人，给予很多工作上的方便，正准备回队里汇报，发生了突然事件。9月14日我们随部队一路急行军离开农场，路上遇到通信连的几位老乡，说是边境与苏联已经交了火，形势紧张，可能要打大仗。一听说要打仗，我的心里即紧张又兴奋，当兵不打仗，总当和平兵，没刺激、没意思，如果真有仗打，很有可能带来机遇，成就一番事业。过几天没有新情况，人们平静下来，依然议论纷纷、疑虑重重。我们在农村呆了一段时间就回了营房，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的学习教育整顿工作，挖出了一大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真是触目惊心，不可想象，我的思想深处受到极大的震动，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了。

传达上级文件搞的很神秘，先高级干部，后一般干部，再到普通士兵，一级一级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惟恐发生问题。就这样还出了很多洋相和笑话，有的不相信是事实，极力怀疑或否认。有的说怪话，认为林彪早就看他不是东西，而愤愤不平。有的憋不住劲与亲人或暂不该传达的人们泄密，挨了处分。我是个新兵，对社会了解不深，对政治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单纯幼稚。经过此次事件的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以后更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为以后漫长的军旅路程有了很好的思想铺垫。

5、 我错过了上学的机会

1973年初，团里接到师政治部干部科通知，给了两名工农兵大学的考生名额，要求组织好复习，准备考试，经各单位推荐，团里确定我和团军需助理员刘裕群为应考对象。我当时已是入伍第三年的老兵，卫生员的业务比较熟练，每天给病人输液、打针、熬药忙个不停，工作积极主动，上劲心很强，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当年入团，第二年入党，第三年当了卫生班长，可谓一帆风顺，上大学深造是我梦寐以求的心事。我们二人天天到营房附近的17中学找辅导老师，复习功课，初中课程为基础，高二、三年级的为重点。一听课，我可傻了眼，我是实实在在的高小毕业，初中学的那点东西很可怜，而且已忘了一半，复习初中的课还凑合能跟上，讲高中的课真是听不进，弄不懂，尤其是数、理、化，更好像在读天书。我想打退堂鼓，干部股的冀吉田股长、宋俊卿干事都鼓励我，不要怕困难，要咬牙坚持，数学、物理不行，语文可以多拿些分，况且往年招生都以单位推荐为主，不考文化课，或文化课只作参考。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认真复习了两个月，考试成绩还算理想，三张试卷评分两个中一个上，数学、物理是中，语文是上。张铁生一份白卷交上，“四人帮”趁机捣乱，把个招生考试弄个人仰马翻。另受医学院校名额所限，我没能如愿，师里将仅有的一个名额给了师医院的护士董元林，他读完学士读硕士，调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烧伤专业，后又读博士，到美国深造，现在大洋彼岸为国际友人服务。师里还有一个天津师范学院的名额，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想继续学医，就说来年再考吧，就这样错过了一个上学的极好机会。

6、 转折

1973年底发生了“黄帅”事件，北京市一个小学生黄帅按老师要求写日记，写了一些对老师不满的真话，挨了老师的批评，她给报社写信，又被“四人帮”利用，在全国宣扬黄帅的所谓“反潮流”精神，借以推行他们的阴谋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部队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军区一名叫刘绍敏的战士积极响应，说自己是没有正当手续的后门兵，要坚决与旧的法权观念决裂，要求立即复员，回到原来插队的农村，继续当一名新型农民。团里专门登记了我们这些后门兵，教育我们服从组织决定，做好继续留队和复员的两手准备。事情越闹越大，影响了部队的稳定，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即刻平息了一场就将掀起的风波。

1974年初我被卫生队领导安排到药房任调剂员，7月24日被团党委任命为卫生队司药，定为行政23级，工资52元，这个结果是我梦寐以求但不敢多想的。提干后我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干劲十足，想放设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全团两千多人的卫生保障工作很繁重，药械的采购、管理、发放很费脑筋，每年要提前编制采购计划，筹集经费[正常经费不够用]，上级不能配给的或配给不足的药械还要外采，要自制葡萄糖、盐水、注射用水等液体，压制防治流行病的中药片剂，每天从早忙到晚，也毫无怨言。队长徐明权是一个工作积极性高，特别想创新的领导，他把好多试验、试制新技术、新方法的工作交给我，一些临时的琐碎的杂事他也交给我去办，他说交给我放心。基层部队卫生经费不足是最大的难事，在我任司药的两年时间里，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弥补了较大的缺口。首先是找团里领导批给预算外经费，从团里生产结余、家属工厂收益中拨给。其次是自采、自制中草药片剂，用于防治流行病，自制大液体，一部份自己用，一部份售给附近农村卫生所。再次是到地方医药批发机构批发一些新药、特效药、紧缺药，零售给全团官兵[一般都是给家里病人购买]、家属，赚取批零差价。我千方百计找关系，搞到一批紧缺药，找天津医药公司领导批出“安宫牛黄丸”、“人参再造丸”、“大活络丹”、“牛黄清心丸”等，到华北制药厂买来新药“脉通”，到唐山、古冶医药公司批出整箱的“青霉素”、“链霉素”、“灰黄霉素”等，一些湖南、安徽籍的战士争相购买，寄回家中医治病人，能买到这些药，他们一个劲的感谢部队。到我离开卫生队时，药库里的药品基本上是满架的。

部队在军柏各庄农场执行生产任务，卫生勤务保障任务非常繁重，全团每人平均种4--5亩水田，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扭伤、挫伤、风湿病、皮肤病、腰肌劳损是常见病，肠炎、胃炎、痢疾、流感是季节性多发病，疟疾是特有人群偶发病。每天门诊病号排长队，有的想要病假，有的要求到师级以上医院就诊，个别的还提各种额外要求。有的确实是有病需要治疗，有的是想借看病休息一下，有的是借看病到市里办事，即报销车费又有补助，门诊医生很难区分。针对这些问题队里领导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是提高卫生工作人员业务技术水平，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原因、规律，制定治疗方案，购买比较有效的治疗药械。其次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抓好预防工作，对水源、厕所、伙房、蚊虫孳生地定期消毒，分发预防痢疾、肠炎、疟疾的药品。再有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利用一切手段，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对病号不但要治病，还要学会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身体上同时战胜病痛。门诊值班医生人员不足，徐队长授予我处方权，参加门诊值班，对我可是个锻炼的好时机。

7、 最难忘的1976年

人的一生几十年，总有那么几个关键年份印象深刻，值得你牢牢记住，经常回味不已，1976年即是我时刻牢记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国家遇到了无数的灾难和重大事件，3月8日吉林省发生了罕见的在空中爆炸的陨石雨，5月29日云南省西部发生两次7、3级以上地震，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老总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4月5日发生人民群众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倒行逆势的所谓“天安门事件”，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一件件都是惊天动地，影响巨大，永记史册之中，令人终身难忘。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人们惊呆了，茫然不知所措，三位开国伟人相继去世，是偶然巧合，还是必然规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就是事实，哭干了眼泪，也无力回天，对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出路在哪里忧心、疑虑重重。

76年三件大事发生时我都不在营房，4月发生“天安门事件”我正在北京、廊坊出差，与作训股的测绘员孟京平到过天安门广场，去反“四人帮”的策源地“曙光电机厂”听过演讲，4月7日回部队后被审查到了“四人帮”倒台时；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在北戴河[三姑一家从青海来内地疗养，我去探望，躲过大灾一场]，当天即赶回部队参加抗震救灾；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正在老家探望父母。铁路不通车，第二天我到天津东北角长途车站买票回唐山，售票员说：“没有票了”。我说：“我是现役军人，毛主席逝世了，部队可能有行动，我要立即赶回驻地”。她立即售给我一张站票，使我当天赶回部队。

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人们悲痛万分，特别是唐山人民，还没有从地震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失去了毛主席这个当家人，谁都不敢想象中国向何处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各个单位都设立了灵堂，摆放了主席的遗像，布满了挽幛花圈，大家轮流日夜守灵，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老人家的崇敬与怀念。“四人帮”的倒台，也是人们预料以外的大事件。

1976年4月部队进行缩编，从甲种编制变为乙种编制，按上级要求，各级班子要年轻化，每个连队至少要配一名25岁以下的干部，可难坏了干部部门的领导，搬着花名册数人头，我当时23岁，就被选中到三营机炮连任副指导员。那时我对卫生工作已没有了反感，一心一意想干好药房的工作，团里宣布了任职命令，大家都来祝贺，我可高兴不起来。自己找到团里贾政委，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政委给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我也就比较愉快的去上任了。589团三营是原198师594团一营整编过来的，是参加抗美援朝荣获“五音山大功营”称号的部队。机炮连作风扎实，干部朴实勤奋，骨干素质高，经过精简整编，领导班子团结，官兵士气高涨，学习、训练、管理都很拔尖，是一支过的硬的连队。连长张发荣，政指杨凤奎，副连长赵连合，除司务长孙培俊与我同年入伍外，三个排长都是老同志，8名干部中我的年龄最小[一排长陈文升竟大我7岁]。军龄短，没基层工作经验，还是新改行做政工干部，与其它同志处理好关系是我开展工作的前提。老同志们觉悟都很高，对我都比较关心，在连队工作的三年里，我们彼此关系融洽，团结和睦，亲如一家人。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工作，训练、管理、生产任务完成的出色，连队搞的很红火。我在大家的帮助、支持下，担起了自己的职责，协助指导员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负责宣传、报道、文化、青年工作，每天教唱歌、出版报、编排小节目，找人谈话，作思想工作，对配合完成连队中心任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副连长在团农场执行任务，我即把他的工作也兼起来，行政管理的检查卫生、伙食管理、养猪种菜都管，每天忙的团团转，很受锻炼，感觉很充实。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全连官兵抢先自救，而后又救出营部、团部多名官兵，还救助了来队家属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全连荣立集体三等功，三排长顾根元荣立二等功，政指杨凤奎荣立三等功，多人受到各级嘉奖，我也受到团通令嘉奖。地震后团里积极派出主要力量到市区抗震救灾，我带6班7个战士留守营房，入冬前建起了连队和营部的抗震棚。此后又执行了带领三排到滦县干河槽挖沙子，带领一排到团里抚宁县留守营朱建坨农场种水稻，与连队在营房烧红砖等任务。无论是单独带队外出，还是与连队主管在一起，我都能团结依靠广大官兵，集思广益，比较圆满地完成任务。特别是在团农场工作的1977年，和官兵同甘共苦、群策群力，努力钻研水稻生产和管理技术，加强部队教育管理，使得当年农业、副业双丰收。水稻亩产千斤，副业收入颇丰[养鸡、种菜、收蒲草，海上拉网捕鱼，河沟摸鱼、捉蟹]，伙食改善的好，年度结余都转回连队。广大官兵身强力壮，士气高昂，安全无事故发生，成绩比较突出，年终评奖一排立集体三等功，排长陈文生升等多人受到嘉奖和表扬，我也乐在其中。

8、 十年贾干事[之一]

1978年下半年我被师政治部干部科借调去落实政策，11月初与591团参谋栗义军到山西省大同市、河北省张家口市等地安排复员转业干部，圆满完成任务归来后即留干部科任任免干事。到机关工作，我可是新手，一切得从头学起。干部科长万恩美[后来是王殿选]，副科长王凤林，干事先后有肖俊山、何宝党、孙连新、戈仁祥、熊万玉、刘岐、徐国兴等。万科长是1951年入伍的老同志，湖北省洪湖县人，人长的精干，思想成熟、老练，做事认真、严谨、正派、公道，长期做部队干部工作，是优秀的政工干部和称职的干部工作者。他和其它老同志一起，手把手的教我做人、做事，从一点一滴做起，教我如何接听电话；如何接待来信、来访人员；如何收发信件；如何接受、执行首长的指示、命令；如何对上报告，对下行文；如何考察、识别、配备、使用、管理干部，使我尽快提高思想水平，熟悉干部业务，增长知识和提高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干部工作者。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都浸透着领导和同事们的心血与热情。

任免干事的工作，主要是下部队考察了解干部，掌握第一手资料，给领导使用、管理干部当好参谋和助手。应该具备大公无私，作风正派，任人唯贤，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坚持真理等基本素质。那几年时间，我和师领导、政治部领导、干部科里同事跑遍了全师的每一个角落，亲自考察、了解干部的德、才表现，特别是和师里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崔开旭首长下基层时间最长。崔副政委山东省胶东地区人，抗战时期入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为人耿直、厚道，工作认真、踏实，作风正派，不图虚名，文笔清新、流畅，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诚，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他一有时间，就带上我到基层连、营考察干部，认真听取每一个人的汇报，征求其上级领导和下级官兵的意见，综合整理材料，形成客观、准确的评价材料，以备使用。他一有空就与我讲自己的身世，讲战争年代的艰苦历程，讲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和宝贵的经验，坚定了政治信念与理想。

在师机关工作的几年里，是我在部队工作的最好时期，那时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热情高，干劲足，学习上进，工作踏实，要求自己严格，努力学习干部工作业务，研究干部管理的规律，在考察、使用、教育、管理各个环节应注意的倾向性问题，给科领导提供第一手材料。对全师干部的编制、岗位、超缺情况了如指掌，熟悉全师团、营干部和重点连队予提对象的简历、特长、优缺点，脾气、性格、出身、文化、身体、家庭状况等，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配好各级领导班子，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把那些忠于党的事业，政治上坚定，作风优良，军政素质好的干部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还要合理搭配，搞好新老搭配、强弱搭配、不同性格的搭配、机关工作和基层工作各有特长的搭配等，形成实际合力，才是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没有这种合理科学的搭配，随便组成一个班子，或认为只有强强配置即是好班子，主要领导搭配不当，内部不团结，形不成合力，出不了战斗力，绝不是好班子。

经过几年的锻炼我有了见识，增长了知识、才干，提高了办事能力，逐步的成熟起来，进步也很快。1979年机关干部定职，我是正连职干事，1983年5月定副营级，10月任干部科副科长。在这期间我结婚、安家、生女，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抚养孩子，为国尽忠，为家尽孝、尽责，成为了相对完人。

十年贾干事[之二]

1983年下半年我临时借调到66军政治部干部处工作，与军坦克团周宇明同志到津沪沿线部队院校办学历证明，先后到了“南京炮校”、“南京政治学院”、“南京通信学院”、上海“二医大”、江苏镇江“汽车管理学校”、徐州“高炮学校”、安徽蚌阜“坦克学校”、济南“军医学校”等部队院校，为部队学员办理了几百份学历证明，顺便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归队后便接到任职命令，调干部处任正营职任免干事。

军部可是个大机关，地处天津闹市区[和平区山东路1号，百货大楼、八一礼堂后面]，管辖部队多[196、197、198三个步兵师，坦克一师，高炮67师，坦克、高炮、地炮、舟桥四个独立团，106野战医院、仓库、教导队、直属营、连等7--8万人]，防区范围广[山海关、秦皇岛、唐山、滦县、遵化、玉田、蓟县、武清、青县、汉沽、塘沽、西青、天津市区都有团级以上单位驻防]，相当于一个集团军。到那里工作，自己感觉水平低，怕出丑，很是犯憷。另外我爱人在唐山工作，工作单位好，住房条件不错，再两地分居，很不方便，我和郭银福处长说了想法，他说任职已经会议研究通过，不好改变，我就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干部处人比较多，处长郭银福，副处长黄广祥、姚咸达、王洪胜，干事祁福泰、贾国臣、魏桥三、刘爱民、何光银、高水仲、都军、宋景林等人，转业办、招生办、老干办、计生办，还有临时帮忙、出差的，多时竟有20几人。在处里工作，每天接触的人多，辐射范围广，承担的责任大，我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总怕出差错，贻误大事。小心谨慎不是胆小怕事，平时小心，关键时刻还应敢作、敢为，有话要讲在当面，而且要讲真话，还要讲有证据的真话。不敢讲话是失职，不讲真话是不称职，讲话没有证据就敢讲是渎职。我和贾国臣两人共同负责任免工作，住一间宿舍，办公面对面，他在机关时间长，工作细致，业务熟练，我表示向他学习，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

做干部工作很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心、不唯上，只为实。十年里，我还是讲求这一原则的，别人说煤球是白的，我只坚持说是黑的，领导说的我也不认账，大不了我沉默死也不说话了，绝不随声附和。其实现在看来算是耿直也属愚昧，起码不算太聪明，不合时宜呀！但我就是这样做的。每次开会研究干部，我总是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盘端出，不管别人怎么看，坚持自己的意见，很是死脑筋。如一次军里要安排院校毕业学员，589团团长张宪德在军事学院学习成绩优秀，学院建议提拔使用。此时上级机关接到秦皇岛市转来的告状信，说他在地方“支左”期间有严重问题，属于“文革”中犯过错误的“三种人”，应清理出部队，交地方严肃处理。地方政府逼的紧，总部、军区机关压力大，军领导们犯了难，便派我和197师组织科的李文悦同志去调查。我们到了秦皇岛劳动技校，调查当事人，他们说“文革”初期该校学生打死过人，当时张宪德是“支左”干部，竟不管不问，应追究他的领导责任。我们又找到本人和其他知情人，查阅档案材料，查实张当时是在执行学生军训任务，不是“支左”，还没有介入学校的其它工作，没有权力过问学校运动问题，不应让他承担责任。归队后，我们如实形成调查报告，呈给领导作参考。

66军是1983年初扩编为准集团军的，新成分多，人员构成复杂，亟需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于是便由军政主要领导带队，组成几个考察小组，到坦克一师、高炮67师考察师团领导班子，我是成员之一。坦克一师是由东北野战军缴获国民党部队装备发展起来的，建立时间早，功勋卓著，英雄辈出，是全军坦克部队的鼻祖，各坦克部队、院校都是借其火种逐渐燎原的，号称“天下第一师”。部队装备好，人员素质高，士气高昂，训练成绩优良。因为过去直属军区领导，是总部的战略预备队，一开始还是代管，真正隶属66军后暴露出很多问题。管理关系不顺畅，政治、军事、后勤指挥脱钩，领导对领导，机关对机关互相都不熟悉，部队普遍傲气大，造成误会多，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高炮67师原来也是军区直属部队，整编过来也有两层皮的问题，关系一时理不顺，很影响军政训练、后勤保障等工作。我们下部队了解了大量的情况，回机关后整理出主要问题和矛盾焦点，提出解决的办法，给领导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

1984年10月至1985年8月我到杨村66军文化学习班补习文化，复习了初中课程，补习了高中数、理、化和语文课，其中我还穿插天津师范学院成人教育班的学习，85年8月由南仓中学颁发了高中文凭，86年10月有了天津师范的大专文凭，可圆了我多年的上学梦。在那几年的文化学习中，我仍是一个好学生，补习高中我是数学课代表，带头努力学习，帮助其他同学完成作业，打扫卫生，收缴、分发作业，认真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毕业考试成绩优秀。84年到86年的大专课程学习我也十分努力，毕业考试12门课平均71分，形式逻辑竟得了96分，被评为优秀学员。

十年贾干事[之三]

198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66军取消番号，机关和天津警备区合并，所属部队分别改编、缩编、取消番号。196师、坦克一师、舟桥85团归警备区领导，197师缩编为守备旅、军高炮团与24军高炮团组建高炮旅隶属24军，198师、地炮团取消番号，高炮67师归军区领导，军坦克团归27军领导，部队变动很大，每个人都在关注去、留问题。政治部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安排，文化学习班结束我即到天津警备区老干部办公室报到，继续做我的干事工作。老干部工作是新形势下干部工作的一项新内容，要做好就要认真摸索规律，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老干办主任张大叙，副主任王书堂、王英桂，干事先后有祁福泰、柯嘉林、李跃进、马耀杰、桑义钦、张星龙、张福寅、魏 等人，可谓阵容强大，人员整齐。

我和马耀杰干事负责干休所的管理工作，当时共有8个干休所，1、2、3干休所是老警备区的，4、5、6、7干休所是66军的，8休干是铁道兵的。特点是人数多[上千户]，范围广[来自全军各个大小单位]，居住分散[市内6区及各郊县都有]，级别高[有大区级、兵团级，光军级以上就100多人]，遗留问题多，制度不健全，经费缺口大，管理人员经验不足，要想管理好真不容易。好在从中央到地方，军队各级都非常重视老干部工作，宣传文件、首长讲话都在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警备区领导也非常重视，军政主要领导亲自抓，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对全区部队进行“尊老敬贤”的教育，整顿后进干休所，修订管理规定，调整管理人员，拨出大量的经费整修居住和办公用房，增加生活、医疗、文化娱乐等设施、设备，组织适合老年特点的各种活动，使他们能平安、幸福、快乐的度过晚年。警备区的老干部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成为军区、总部经常表彰的先进单位。上级进行先进干休所评比活动，有几个所都进了先进行列。

老干部工作非常具体、琐碎，涉及方方面面，都需要协调解决，很难处理的让他们都满意。老同志们工作了一辈子，突然休息了，没有别的事可想，就盯住了自己眼前的一些具体事上，只要有一点事就拿起电话叫老干办去人解决，或直接找上门来，有的还大吵大闹，甚至找领导告状。大到住房、待遇、职级、医疗等问题，小到坐车、娱乐、电话、住院等，院里脏了，房子裂了，管理人员态度生硬了，服务不到位了，都要反映到机关来，总之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象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来。开始我有些急躁，办公室领导看出问题，找我谈话，提醒我注意调整情绪，端正为老干部服务的态度，细致、耐心地做好工作。我才慢慢的静下心来，专心研究老干部工作的特点、规律、注意事项，把握了主动权，工作起来顺手了，管理工作走上正轨，得到领导的表扬。

老干部工作最初很难办的一项工作是处理丧事，有的家属深明大义很好处理，按规定办或一切从简，非常顺利。有的家属很难缠，提出许多条件，更有无理取闹的，甚至停尸闹丧，一停竟几个月，造成极坏的影响。我们就配合领导和各部门，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传政策规定，把好宽严关口，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闹丧的人家占到大便宜。按规定把老同志的丧事办圆满，体现党的关怀与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9、 我又当了八年“庄稼兵”

1988年3月，我又接到新的任命到天津警备区柏各庄农场报到，29日军需处席炳武处长，在“八一”盐场设宴送我和周长轩同志上任，使我们很受感动。农场在唐山东南方7、80华里处，距天津300多华里，劳动条件随说改善很多，但是相对讲还很艰苦，我曾经先后在那里战斗过四年时间，对那里的一切并不陌生，还是很有感情的。农场领导班子很好，是一个团结的班子，特别能战斗的班子，场长钱炳坤，政委卢仲福，副场长周长轩，生产处长刘文歧[后为徐景海]，后勤处长陈文志[后为管理处处长李安成]，我是政治处主任。他们都是老同志，政治上成熟，工作有经验、有干劲，能吃苦耐劳，很值得我学习。农场是1962年由当时隶属24军的197师等单位开垦的，占地20000多亩，后来划出了几千亩给高炮67师，有稻田10000亩，养殖[主要养鱼]水面1000亩，还有造纸厂、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等企业。经过一茬又一茬官兵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农场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农、工、副、渔全面发展，生产生活设施、设备逐步完善，效益逐年提高，连续多年被总后勤部评为“先进农场”，成为全军农场的一面旗帜，作为全军对外国军队开放的生产基地，还接待了许多上级领导视察指导工作，其中有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总后勤领导洪学智、赵南起、王克，周克玉、张彬等。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杨勇、秦基伟、李来柱、傅崇碧、郭伯雄等。外国军事代表团也纷纷来访，给予赞扬，其中有朝鲜、罗马尼亚、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大使或军事首脑。多年来还为军队、地方培养了无数的生产骨干、技术能手，他们在“军垦”得到艰苦的磨练，走到哪里都把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作风带到哪里，成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生力军。

农场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宣传、教育，保证广大官兵政治上不出问题。建设好领导班子，选拔、使用、管理好干部和骨干、党员队伍，做好组织上的保障。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搞好教育，健全制度，完善设施、设备，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做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政、军民团结，防止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我到农场后即配合政委狠抓了以上几项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逐渐看到了成效。领导班子非常团结，学习风气浓，干劲足，生产骨干配备整齐，官兵士气高涨，改善了军民关系，经营、管理有条不紊，年底取得好成绩。水稻平均亩产过1000斤，肉牛出口香港市场很受欢迎，瘦肉型猪市场旺销，供不应求，养鱼亩产也超1000斤，市场价不断攀升，农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农场生产最大的难题是兵员少，部队精简后只有196师、坦克一师能派出部队，还算将就，再后来就只有196师和舟桥85团的四个连队，10000多亩稻田由四个连队耕种，平均每人20亩左右，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艰苦自不必说，还要搞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作群众工作，更显人力不足。领导们为难，基层官兵有畏难情绪，逐渐产生了怨气，亟需做好思想工作，解决主要矛盾，圆满完成军农生产任务。我们先后做了几件稳定部队的工作：一是搞好思想教育，提高对军农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使大家能安心农场工作。二是确定农业分场的编制等级，稳定管理人员情绪，各农业分场编制为营级单位，配场长、协理员，最高可到正营职。三是改善住场部队的生产、生活条件，建了四栋生活设施、设备比较齐全的三层小楼，配套了文化、体育器材，餐厅、浴室、会议室、活动室、篮球、兵乓球、电视机、录相机一应俱全，极大地调动了官兵的劳动积极性。四是下大力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水平，花了几百万元购置了挖掘机、推土机、平地机、插秧机、拖拉机、装载机、翻斗汽车、打稻机、扬场机等大型农机具。后来还搞了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机械化收割、水稻烘干配套设备，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鼓舞了官兵的干劲，取得了连年丰收的好成绩。领导好部队教育广大官兵

农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做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农场周围都是农村，与老乡们直接打交道，社情比较复杂，很容易出现想不到的问题。当年开垦荒地时的土地手续不够完备，给我们的正常生产造成了很大的被动。纠纷经常发生，都由政治部门处理，对我是个极大的锻炼。几年时间我学会了如何与当地政府、各自然村的领导、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即要做好工作，又不能违反政策、原则，可长了见识和本事了。

1993年10月我担任了农场政委，和场长李安成做搭档，副场长刘玉坤、徐景海、沈书兰，生产处长魏志刚，管理处长杨龙章，政治处主任杨子清，农业技术推广站长刘文齐。如何团结一班人搞好全面工作，对我也是新课题。一班人年龄、入伍时间相仿，经历、性格、文化、特长各异，来自不同的单位，凑在一起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搞好团结。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在大会小会讲团结，围绕团结做工作，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酿成了浓厚的团结氛围，终于带出了一个团结战斗的好领导班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几位当年的战友同事还经常相聚，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怀念那艰苦但快乐的集体生活，深厚的情谊会伴随我们到终生。

　　我1970年12月入伍，1995年9月退役，军旅生涯25年，虽然没有经过战争考验，也算身经多种锻炼，立过功，受过奖，因公受过伤，1988年8月还被北京军区授予中校军衔，1993年10月授予上校军衔。从一个懵懂的小兵成长为解放军中级军官，是我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犹新，不时回忆军营、团队、战友，有无限能量释放，激情澎湃，永远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