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牛特旗读书协会十月读书总结

似水流年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起于唐五代，兴于宋。本月由陈二虎老师继续带领我们以诗词为载体，与古人共舞。

辛弃疾出生时，家乡早已经沦陷，成了金国领地。辛疾疾幼年丧父，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辛赞是一位颇有民族意识的人，“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中语）1160年，年仅22岁的辛弃疾，率两千多人在家乡起义，并加入到耿京领导的义军中。

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京接受了辛弃疾“决策南向”的建议，决定奉表归宋。但就在辛弃疾与贾瑞去建康接洽联合抗金事宜时，耿京却被叛徒张安国所杀，并率部投降了金人。辛弃疾在返回途中闻讯后，既痛心又愤怒，他率五十人的轻骑，冲进有五万守军的金营（往往这类数据都有水份），生擒张安国，并号召金营中的耿京旧部万余人反正，昼夜不停地驰奔南宋。这一惊人壮举，使“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辛弃疾是怀着强烈的报国雄心、恢复壮志南奔宋廷的，然而现实却不是他向往或者说想向的那样。在南渡后的十年间，他只是做过江阴签判、建康通判、司农寺主簿一类与军国大计相去甚远的小官，其雄才大略无法施展，壮志雄心也不能实现。其间，他曾于乾道元年（1165）向朝廷献《美芹十论》，纵论敌我形势、战争性质和民心向背，提出了断绝岁币、移都金陵、聚兵守淮、屯田备粮、驾驭将卒和进军计划等问题，具体规划收复中原的方法和措施。

乾道六年（1170），他又向宰相虞允文献《九议》，针对抗金斗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选才任人、长期作战、敌我短长、攻守战术、离间敌军、虚张声势、富国强兵、相机迁都、团结内部等九个问题，为朝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北伐计划。但这些极具现实意义与实际操作性的建议，却没有得到朝廷与执政者的积极回应。

一腔热情和满腹韬略受到了冷落，让辛弃疾十分痛心，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无限感慨:“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平戎策”换得“种树书”，这无可奈何的自嘲郁积着多少沉重的英雄失路的浩叹。

从乾道八年（1172）起，辛弃疾历任滁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湖南安抚使、江西安抚使等职，在任期间，处事果敢、雷厉风行，显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但好景不长，朝廷言官们便弹劾他“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攻击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指责他“凭陵上司”，辛弃疾由是落职。他回无可奈何地回到江西上饶带湖家中，开始了二十年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

辛弃疾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或词人，而是一个勇于事功、行在兼济的英雄。陈亮说他是“真虎”，姜夔说他是“前身诸葛”，他则时常以廉颇、李广、孙权、谢安、刘裕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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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因叔伯兄弟之间排行第七，人称柳七。又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后世又称柳屯田。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他出生在一个儒宦世家。祖父柳崇，以儒学著名，曾以母老为由而不肯出仕。父亲柳宜，曾任南唐的监察御史，入宋后做过沂州费县令，后仕至工部侍郎。叔父柳宣、柳寘、柳宏等，也都曾名登仕版。柳氏三兄弟柳三复、柳三接、柳三变以文名号称“柳氏三绝”。关于柳永的生卒年，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但基本认同的是，他主要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二朝，文学创作活动又主要集中在宋仁宗朝。

柳永在仕途上曾做过不懈的努力，可总事与愿违，祸端也总是因为填词。曾经有人很赏识柳永的才华，向皇上推荐他。可是由于他“喜作小词，薄于操行”，名声不太好，所以当皇上听说被举荐之人是填词的柳三变时，一句“且去填词”就将他打发了。柳永“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率。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他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不幸也是因为他“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而被黜落。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会改京官，乃以无行黜之。

柳永想献词投机出仕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被仁宗视作是“无行”，罢黜自是难免。柳永心有不甘，便去找宰相晏殊，结果又讨了个没趣。

在柳永词中，都市生活是十分重要的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不仅是宋仁宗朝太平气象的“实录”，也是柳永世俗人生享乐的“自供”。仕途路阻，让柳永陶然于风流快活中，这是“文人末路”，今试解析一下。

首先是享受女性（主要是青楼女子）的体贴与风情。柳永的仕途被堵塞后，他好像一下参透了名利关，“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恁是、点检笙歌，访寻绮罗消得”;“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崛，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这些词句明显带有失意文人的牢骚，可能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发的愤激语，不能完全体现其真实心理。但从柳永的词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官场失意而情场得意的风流浪子的才子词人形象。

柳永因填词而不容于士大夫文化圈，却在青楼文化圈中找到了知音:“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罗烨《醉翁谈录》中说:柳永客居汴京时，“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在都市世俗生活享乐中，少年、美人与醇酒三者是如影随形的，柳永不就常常“因酒沉迷，被花萦绊”吗？美酒是少年欢娱的媒介，是纵情使性的助力剂。享受美酒，与享受美人一样，也是柳永风流快活的都市生活的内容之一。

柳永无论是享受美人美酒，还是享受节日狂欢，都充满了庸俗的市井气，是其世俗人生意趣的具体表现。不过，这种世俗人生意趣主要反映的是他“未名未禄”时“经岁迁延”于汴京“绮陌红楼”中的生活。等他“释褐”入仕后，年岁已老，“游宦成羁旅”，虽然仍念念不忘以前的风流韵事，写了不少怀旧之词，但风情不复从前，“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这其实是“不仕”让他的生活，成了“文人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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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是晏殊的七儿子，人称“小晏”。他虽出身宦门，却仕途蹇仄，只做过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一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笃于深情的贵介公子，冯煦称之为“古之伤心人也”，黄庭坚则称“其痴亦自绝人”，并概括其平生“四痴”云:“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在男女恋情方面晏几道就表现出这种“痴情”来。即使是对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一旦发生了爱情，他也绝不会始乱终弃，而是一往情深地眷恋着“伊人”:“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他有一篇《乐府补亡自序》，《乐府补亡》即《小山词》，深情款款地道出了创作的由衷。下面给老师们发一部分。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为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男女两情相悦是人类最朴素、最本能的情感之一，浓郁深挚，缠绵悱恻。但两情相悦却不一定就能长相厮守，由于种种外在（也有内在）因素的抑制，一时的分离或一世的暌违，都令“当事人”痛苦不堪，引发无尽的相思之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相思”情感的蕴涵是单一而明确的，基本不出男女之情，当然也有以相思手法来抒写思乡、怀古、感念故国之情的。在宋词中，有大量的“男子而作闺音”的相思之作，近乎于代言体。这些相思词假托女子之口，抒发离愁别怨，是传统的思妇怨妇闺怨主题的延续。这个主题，在每个词人的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除了晏几道，苏轼、陆游、欧阳修等都有千古绝唱的相思词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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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伤春”与“悲秋”是一个重要的且源远流长的表现主题。在宋词中，这一主题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集中。

在词人笔下，春秋两季“几乎变成了最易引‘忧郁症’和感染伤风咳嗽的季节。而若把眼光扩展开去，则我们更不难发现:在那春光明媚、秋色浩荡的两季里。词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在生病——生的是‘佳人伤春’和‘才士悲秋’的‘季节病’。”（杨海明《唐宋词中流行的“季节病——谈词中“佳人伤春”和“才士悲秋”》）

简说（本想把“伤春”与“悲秋”用两期分享，因时间关系，合二为一）宋代词人的“伤春”情绪。宋词中的“伤春”主题大致分两个方面。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代，针对性较强，而后者则是特定情景中某种意绪的流露，朦胧含糊，带有不确定性，或者说具有一般性，表现的是种种类型化的情感。

“落花+伤春”的时间意识有时是宋词的基调，以这一抒情模式为基础，可以生发出对事业、人生、爱情等方方面面的种种悲感。但在看重人生享乐的宋人那里，如何延长生命的长度是十分重要的。

晏殊写有一首《踏莎行》:

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 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叶嘉莹先生评说此词道:“可能会有人认为，晏殊这里无非是表现了一种伤春的情绪，欣赏起来，于现实并无怎样重大深远的意义。当然，我们这里欣赏晏殊的词，并非是要大家同去伤春落泪，而是在晏殊的伤春情绪中，实在是有一种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的慨叹和惋惜存在，而且更在极幽微的情思的叙写中，流露出了很深挚又很高远的一份追寻向往的心意。这种情意，虽然表面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伤春怀人之情而已，但是隐然间却可以使读者的心灵感情感受到一种提升的作用。这种言外的引人感发联想的作用，正是词这种韵文所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特质和成就。”（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

辛弃疾写过许多以春为题材的词作，其中流露出的“伤春”情绪，大都有所寄托，“伤春”实际上是“伤身世”、“伤国事”。

满江红·暮春

辛弃疾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暗随流水红粉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想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就从词本身看，很难判断辛弃疾的寓意。但就表现对象看，伤春怨离一类愁绪与忧国忧民这样的情怀并非毫无干系，其情感生成的心理机制是相通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忧患感，完全可能在无意识心理中转化到由自然景物的衰残和个人生活的不幸而引发的忧戚与悲秋一类情感中。从这首《满江红·暮春》所描写的春残花落的景象和所抒发的归家无期的愁苦中，我们就能深切感受到稼轩那种伤时忧世的情怀。

到了宋末元初，“伤春”意绪集中体现了南宋遗民词人强烈的家国意识与作为失落群体的特殊心态，哀感顽艳，悲痛欲绝。“春光兀自好，我却为春愁”，这是南宋遗民面对大好春光所特有的心理感受。

这种物理现象与心理感受的巨大反差，寄寓了遗民词人的不能自解的家破国亡之恨。辛弃疾的“伤春”，表现的是对南宋国势衰落的预感和忧虑，及壮志难伸的怨恨，那么，遗民词人刘辰翁的“伤春”，表现的却是宋王朝覆亡前后的严酷现实，反映的是“无枝可依”的遗民心态，比稼轩词更显得情辞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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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陈二虎，笔名红叶，蒙古族，赤峰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