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根云（三）

延河农夫

　　我的父亲张根云（三）

一一献给父亲的百年祭

张忠义

父亲被大姐从青海“千里寻父”找回来后，第二年生下了我。在我两岁时，风靡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简称“社教”运动），没有正当职业，靠小商小贩养家糊口的父亲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远在甘肃的四爸和已调往西安的三爸都先后来信，让父亲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凭借双手劳动，自食其力。再也不要干哪些投机取巧、蝇头小利的小商小贩了。

因父亲得到的信息早，就主动报名下放，给全公社此项工作的順利开展带了个好头，得到公社丁志远书记和纪文达主任的充分肯定。两位领导商议：只要老张去，那个村子都可以，就是留在镇上蟠龙村也行。

就这样，父亲选择留在蟠龙村，准备将商品粮户口改为农村户口。

可到了晚上，同在镇上居住的五爸哭哭啼啼的跑到家里说道：“公社、居委会也要让他下放，村子是离蟠龙十余里的偏僻小村一一核挑坪村。你说我该怎办呢？”

望着五爸哭丧的脸，父亲沉思良久，长叹一声，说道：“那你留在镇上，我去乡下。”

殊不知，父亲这样一个草率的决定，害苦了我们兄弟姊妹。让我们偿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和屈辱的童年、少年。

我们长大懂事后，都对此事耿耿于怀，瞒怨父亲。父亲出于无奈，常常是傻傻的憨笑：“难道你们现在不好吗？苦水里泡大的孩子才有出息。”塘塞过去。

父亲对我来说很纠结，因为我从小就看不惯父亲的为人处事和做事风格。于是乎，吵嘴、争论伴随了我们几十年。

小时候，我很孤独。我们家下放的村里小伙伴们都不和我玩，骂我是“黑五类”分子的儿子。为了讨好小伙伴，我就回家翻箱倒柜，把父亲存留下来的一些珍珠、手链、小玩具等货物送给小朋友，让他们陪我玩耍，可他们拿了东西，玩上一会儿或不高兴时，又会骂我、欺负我。说什么“你父亲是蟠龙的‘四大硬’，是个恶人，做生意巧取豪夺，剥削压榨劳动人民；过街不下马欺压百姓。”常常让我气愤不已，欲哭无泪。

现在回想起，我当时送得礼物如果放在今天是很值钱的，那些珍珠项链、手链最起码是天然的，不是人工合成的。为了贪玩，竟然把一箱子的东西送了别人，让人懊悔不已。

由于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受得是红色传统教育，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听村民们总是讲父亲的坏话，听得多了，我也就信以为真，觉得父亲对不起劳动人民。

当时农村的生活比较苦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的脾气也变得异常烦躁，时不时的因为一句话，就对母亲发火辱骂，有时还会拳打脚踢。这又让我增添了对父亲的憎恶，看来大家说得一点不假。

还有就是每次逢集，他几乎都要去赶，不是买、就是卖。有时在上街买个小猪，说不定下街挣2块钱就又卖掉了。在那个重农轻商的年代，虽说懂得不是很多，但总觉得这空倒空卖，就是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复辟资本主义老路。让我对父亲反感又多了一层，有时候，十分希望父亲能够好好做个农民，听党的话，向农民群众学习，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社员。

特别是在上小学、初中时，由于父亲的原因，评红小兵我是最后一名，评红卫兵与我无缘，评三好学生更是想都别想，这让我很痛苦、很无奈。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离群索居、不爱说话的内向性格。

上高中时，我每天要走30多里路，早晨喝点稀饭，中午不吃饭，晚上回来吃点杂粮酸菜。生活异常艰苦，瘦骨嶙峋。常常站在供销社门前，望着对面我们家曾经住过的瓦房，默默流泪，百感交集。如果当初我家不离开，我们就不会上学走那么远的路、受那么多的苦。还有就是人们常说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源要比农村丰富的多，因为街上的孩子吃商品粮，最终都能有工作，便于相互帮忙。不像农村的伙伴，大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圪塔林里讨生活，当一辈子受苦受难的农民。

第一学期还没下来，与我同上高中的村上两名同学，先后辍学，回家务农了。其中一名同学是村支书的儿子，回村后，就随村上的建筑队去延安打工，在凤凰山下修建幼儿园（现已拆除，成了凤凰广场）。几个月时间就挣了260元钱。这让父亲很眼馋，也很动心。他就对我说：“人家三存（我同学、支书儿子的名字）几个月就挣了二百多块钱，干脆你也不要上了，我给工队说好了，你也去延安挣钱，挣下钱后，早点结婚，娶妻生子，好好过日子。”当我不同意后，他就想方整我，要我每天干完活后，才能学习。否则的话就要遭到父亲辱骂。好在母亲呵护我、关心我；大姐、大哥都已工作，二哥在村上当会计，都支持我好好上学，争取考出去。使得父亲没法干涉。

这也让我不由地想起，二哥上高中时，正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行推荐上学。村里一名主任说：“老张家劳力少，让儿子回来劳动受苦，不能老是出粮钱，沾贫下中农的光。”想不到，正准父亲下怀，就让二哥回村务农了。要知道当时稍为走动一下，上高中也是没问题的。如上完高中，也许也能考出去。二哥就不会在家庭平反后才去陶瓷厂当个工人了。

改革开放后，父亲又重操旧业，在村里办起了烟酒、百货小商品店，就是从城里批发市场把一些商品买回来后，加上个毛二八分再零售出去，赚点差价。

随后，又干起了老本行，把面粉加工后炸成麻花，也称油果。遇集时骑自行车到镇上去卖，刚好我们村离蟠龙、青化砭镇各有十多公里，一个星期就可以赶两个集。生意也红火热闹，一个月下来能挣个200元左右，相当于我当时四个月的工资。

每到腊月年关时，他就开始宰杀羊子，从乡下农村大量收羊，即就是买羊，买回来后，进行不停地宰杀，然后拿到镇上去卖。由于他对羊的斤数、肥瘦了如指掌，每只羊都可以嫌上几元钱和羊皮、头踢下水，利润相当客观。值得一提地是，他宰杀技术娴熟，刮过羊骨上一点肉都没有，骨头只能炖汤喝。因为，那时候的人还很穷，不敢大块吃肉，只买一点剔骨头羊肉，刨个饺子或者用小块羊肉，加上一些萝卜、粉条、豆腐之类的，就算是吃羊肉了。

有一次，我实在不忍心老父亲太辛苦，就随同老父亲来到青化砭镇上，帮助老父亲卖羊肉。这时，走过来一对油矿工作的年青夫妇，惊奇的问父亲：“你们家那有这么多羊呢？每次遇集，你都在这里卖羊肉。”也许，他就是最早的屠宰专业户。

父亲的生意红火热闹。于是，他又把传承家业的重担描向了小弟。后来在我们的坚决反对下，四弟没有中断学业，继续读书，考了电力学校，分配到大唐宝鸡电厂工作。

这就是我的老父亲，目光短浅，唯利是图，一辈子只会挣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还都沉浸在重农轻商的氛围中，小商小贩做生意的人仍属社会低层，被人瞧不起。

有一次，父亲来师范看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卖油条的妇女在灶房旁边兜售，一根油条是一两粮票、六分钱。常常被同学们围得水泄不通，进行疯抢，不到十分钟就会被抢光。

父亲看到后，就对我感叹道：“这么好的生意！干脆我也在旁边租个地方，办个小饭馆，保证挣钱。”我气愤的说道：“丢死人了，你要办，我就死给你看。”

父亲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时，学校开展了一次命题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父亲》。班里推荐我参加，可我思考多日，无从下笔，只得放弃。我多么希望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勤奋善良，吃苦耐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关心他人，与世无争，年年被评为劳模，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95年8月，母亲无疾而终。父亲就来到延安，在我们兄弟姊妹家中轮流居住，由于他爱说、瞎说，见风就是雨，有时还会到处炫耀，不可一世，让人觉得很丢人，却又毫无办法，无可奈何。第二年，他提出：“为了不影响你们的工作，我坚定找个老伴照顾，这样我们都省心省事。”起初，由于我们和母亲的感情比较深，都坚决反对。可是，父亲是个敢死嗑、不要命、不计后果的主，敢作敢为，并撂下狠话说：“你们谁反对，我就和你没完，操死你们。”说实话，我们虽说敢和父亲吵嘴顶撞，但父亲真正发火了，我们还是从心底里怕他的。

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在延安城里周边给他修坟墓。并且还后悔的说道：“早知道你母亲这么早离我而去，我早就应该进城了，你们都住着楼房，却让我们在农村受罪。”

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我和二哥叫上阴阳先生，在延安的周围山头上转了几天，选择了方塔水库对面半山上的果树地，背风向阳，门前是一潭清水，堪称风水宝地。就与生产队签定协议，付定金三千元。殊不知，当父亲看后，坚决反对，振振有词地说道：“我是进城来了，你们却把我安置在荒山野岭，岂不成了孤魂野鬼，这还不如蟠龙呢？纯粹是敷衍了事。”后来，那个地方变成了现在的“红街”。而我们却白白损失了三千元。

紧接着，我又动用了好多关系，在凤凰山市场沟去西沟的隧洞上边修了一个坟墓。这下他看了很满意，夸我们说：“我养了几个好儿子。”

可是到了父亲病危时，修好的坟墓已过去了十一年，原来种玉米、黄豆的梯田地，长成了茂密的树林，连人都走不进去，根本不能使用。否则，会造成毁林的后果。

不得已，只能另出高价，在高家园子后山上赶修了一个坟墓，算是了却了父亲的心愿。

父亲在最后的十余年里，每到年底，都要把我们在延安居住的子女叫到家里，拿出歪歪扭扭的帐本，给我们公布帐单：谁来了几次？拿了什么东西，给了多少钱？公布得十分清楚，让来得少的，给钱少的无地自容。

你别说，父亲这招特别有效，显得很公允，让我们每到年关时，兄弟姐妹们都以互相问候的名义试探你去了几次？给了多少钱？害怕那个尴尬的场面。

他的这套做法，让我们都争先恐后的前来孝顺，兄弟姐妹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家庭氛围很浓，其乐融融。

其实，父亲活得很明白，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天下的父母向穷儿、向傻儿。”也时不时的会了解我们各自的经济状况，接济一些光景不好的儿女。

2011年5月8日，父亲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

孙儿、外孙们戏称老父亲是：“活了八十八，亡在五月八，一生都在发发发！”

父亲辞世时，我正担任一个单位的小头头，前来悼唁的亲戚、朋友很多，花圈、挽帐摆满了整个院子，甚是风光热闹。特别是来了很多延安书画界的朋友，喝酒泼墨，书写了好多挽联、词赋。

我也即兴凑了两句：

耕耘一生常勤奋，

浑身硬气留人间。

耕耘是父亲名字根云的谐音，算是对父亲的总结概括。

　　为了全面细致的了解父亲，今年五月份，我再次来到德令哈（2017年曾去过一次），寻找父亲的足迹。当我查阅了父亲的档案后，让我惊呆了：原来父亲就因为偷卖85斤面粉、30斤掛面。其中65斤还是合伙三人出卖的。

另外和乡干部发生争执，乡干部训他说：“你这么不听话，由你的话，是不是还想单干了。”父亲说：“单干就单干，只是时候未到。”乡干部紧接着又问：“什么时候到了？”父亲就说了一句陕北俗语：“等到‘天蹋龙咳嗽，旱蛤蟆咬碗豆’的时候就到了”（其实这是一句比喻说不可能办到的事）。就因为这句俗语被打成“右派”，以反社会主义罪，被判刑15年，发配德令哈。后改判为一年半，实际服刑四年半。还看到了父亲的一张大奖状。

1979年5月2日，延安市人民法院以延市法刑字<79>第101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延安县人民法院（58）延法刑字第184号和五九年改判一年徒刑之刑事判决书，宣告张根云无罪，予以平反。可让人气愤的是，平反判决书仍然称得是“张犯”，不知是文书笔误，还是极左思维在做崇。并且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金。据父亲讲：“在平反时，人家领导说了，现在国家穷，就不给你赔偿金了。如果你要赔偿的话，就得以后再平。我赶紧说：我不要赔偿金，只要把孩子们的户口转了就行了。”

记得父亲平反的时候，我正上高中，刚改革开放，公社在中学校园的操场上唱大戏，繁华农村市场经济。父亲逼着公社书记说：“你们把我带走的时候，召开了公审大会。现在给我平反，也要公开进行，这几天正好唱戏人多，在会场上宣读一下法院的平反书就行了。〞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母亲临终前告诫我们：“你们的父亲有嘴无心，整日说张道李，打打杀杀，可是没有干过一件厉害的事。只知道辛苦挣钱，可又经不起別人夸他，三句好话能让他神魄颠倒，不知所措。他是个爱听好话的人，一辈子帮助了好多人。特别是给好多侄儿、外甥花钱娶媳妇，可没有一个人念他的好。原因就是不会说话，办了好事却又教训人家，最后往往是出力不讨好，落下好多瞒怨。其实，你父亲也是个苦命的人，厉害了一辈子，也受了一辈子的罪。我走后，你们一定要善待你们的父亲。”

看来还是相濡以沫的母亲了解父亲，也应了那句老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也是对年少轻狂父亲的一个报应。

曾记得我刚上师范时，父亲去煤矿开了个饭馆，都说：“这荒郊野外那有生意？”可父亲却说：“挖煤人苦重能挣钱，但也舍得花钱。”果然如此，生意特好。当我去看他时，他拿出一块手表给我，让我受宠若惊。要知道那时的学生是带不起手表的。

还有在我工作时遇到难题、挫折，父亲也会劝解，要我顺其自然，殷殷关怀，备感温馨。其实父亲还是瞒关心我的。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小家气十足，常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甚至经常和父亲为了一些小事争吵不休。更不能客观公正的对待父亲，父亲就是一个没文化的小老百姓，整日为吃喝而奔迫，你用儒家思想和道德高地来要求，岂不是太苛刻了吗？特别是当一切大白于天下之时，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肤浅幼稚。

综观父亲的一生：勤劳辛苦，精明能干，自私自利，强悍霸气。毕竟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只是为家人、生活奔迫了一生的人。但却活得通体透明，敢作敢为，不失自我，让人羡慕。

　　今年正好是父亲的百年诞辰，清明时节，我再一次来到父亲的坟前，父亲昔日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哽咽难语，泪流满面。

其实，父亲还是有好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父亲坚韧不拔，藐视苦难，不屈不挠就比我强。常回家与父亲下棋，父亲总要拼到最后，那怕只有一个小卒都不服输。妻子常常告诫我：你要好好学习老父亲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父亲凭双手、靠技术吃饭，养家糊口，不管走到那里，都可以很快立足，生存下去，而且会挣大钱、过好光景。我常常想：辛亏我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假如我下岗了，可能只会“照门房打杂扫院子，送外卖干苦力开出租”。虽说不之于饿死，但绝不会挣大钱，大福大贵。在生存能力方面，我是远远不及父亲的。

父亲一生不赌博，不赶酒场。有时候遇上村里和镇上熟人喝酒聚餐推托不过时，他喝上几杯酒后，总会放下一盒烟酬谢，不沾光也不受害。一辈子光明磊落，从不赊欠别人，也不连累儿女。即使到了老年，他就利用三、两千块钱给一些做生意的熟人放贷，用利息养活自己。用陕北土话说：就是刚骨了一辈子。

斯人已逝，青山不老。愿天堂的父亲能接受我迟到的祭奠！

忠义初写于 2024年4月5日

修改于2025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