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过眼》超现实主义画廊（二）萨尔瓦多 · 达利

马晓安

萨尔瓦多 · 达利 萨尔瓦多 · 达利——通俗易懂又不可思议，超越了超现实主义的界限达利用他超群的绘画能力，将自己内心深处沉睡的某种情结转化成画面呈现出来。他借助的错觉绘画、双重绘画等手法，上演了一幕幕“通俗易懂而又不可思议”的默剧。这些作品超越了超现实主义的范围，得到了大众的青睐，成为时代的宠儿。 谜一般的风景：达利在公众的想象中，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够象征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当属西班牙人萨尔瓦多 · 达利（1904—1989）。不仅是他的绘画还有他的写作、言辞、行为、外表、胡子，以及他公关的天赋，都使得 “超现实主义” 一词成为所有语言中的一个共同的名词，用以说明一种非理性的、色情的、疯狂的——并且时髦的一一艺术。达利的生活本身是彻头彻尾的超现实主义的，彻底到了看上去有些做作，这导致了一些人一一包括很多超现实主义者一一质疑他的德行，连同他在绘画上的成就。但最主要的依据必然是他的绘画本身，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技术上的才能、想象的力度，或者强烈的信念。 萨尔瓦多 · 达利《欲望的寓所》木板油彩和拼贴22×34.9㎝ 达利出生于巴塞罗那附近的菲格拉斯。与毕加索、米罗以及此前的建筑师高迪一样，他是丰富的加泰罗尼亚文化的产物。达利艺术图像中一个本质的部分，指向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真实或者想象的一些片段。早年时期的风景不断地在他的绘画中出现，这些作品的标志就是他秉性中的暴力一一迷狂、充满幻想、恐怖，以及极度的狂妄自大。达利在1921年入读马德里的圣費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之前，就接触到了意大利和法国艺术，以及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未来主义。他遵循的是常规学院式培训，逐渐高度地钟情于19世纪的学院派人物，以及像米勒、勃克林等艺术家，特别是具有细腻叙述性的画家埃内斯特 · 梅索尼埃。他在1920年代初期在现代绘画中发现了毕加索、德 · 基里科、卡拉和意大利形而上画派，他们的作品当年曾经发表于期刊《造型价值》。对达利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弗洛伊德，后者有关梦境和潜意识的著作似乎解答了达利从儿童时期即已饱受其苦的各种痛苦和色情幻想。从1925年至1927年间，他曾探索过几种不同的画风，并且常常同时用几种风格创作，其中包括毕加索和格里斯的立体主义、勒 · 柯布西耶和奥占芳的纯粹主义、毕加索的新古典主义，以及从 17世纪荷兰大师维米尔演变而来的精确的写实主义。 萨尔瓦多 · 达利《记忆的永恒》布面油画24.1×33㎝ 1929 年，达利曾经在巴黎参访数周，并通过他的好友米罗而结识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于次年曾一度移居法国首都 ( 不过他的主要居住地仍然是西班牙）,以便成为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正式成员。布勒东把这位充满活力的西班牙年轻人视作革新这个群体的一股力量，因为这个群体一直饱受没完没了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的苦恼（参阅左方框中的文字：巴塔耶《残酷的艺术实践》）。达利不久就与超现实主义作家保尔 · 艾吕雅的妻子加拉 · 艾吕雅深度地纠缠不清，后来于1934年娶她为妻。这期间他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绘画理论基础，被称为 “偏执在式的批评”：即是由视觉、梦境、记忆、心理和病理的扭曲等因素创造出来的一种梦幻真实。 萨尔瓦多 · 达利《就在圆锥变异到来之前的加拉与米勒的晚祷》木板油彩。23.8×18.7㎝ 达利发展了一种精确的细密画法的技巧，配合以一种不协调但很明亮的色彩。他精细的视幻画法技巧设计，是为了使他的梦境世界比所观察到的自然更加具有可感的真实感 ( 他称自己的绘画是 “手绘的梦境照片”）。他常常利用一些熟悉的物体作为创作的起点一一手表、昆虫、钢琴、电话、老印刷品或者照片，并赋于这些物体某种恋物癖的意味。他声称自己的主要图像是鲜血、糜烂物和排泄物。达利从常见的物体出发，设定一个形态变异的系列链，逐渐地或者突然地分解，并且把物体转变成一种噩梦的图像，而精确的技巧使之得以实现。他決心要像一个疯子那样作画——不是处于任其摆布的梦游症偶然状态，而是处于诱发性妄想症的疯狂状态。达利与路易斯 · 布努埃尔进行合作，转而制作电影，并制作了两部超现实主义的经典影片《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电影的媒介在创造分解、变形以及双重和四重图像方面具有无限可能性，而达利在这些效果的利用上可谓才华横溢。 萨尔瓦多 · 达利《有煮熟豆子的软体结构 : 内战的预感》1936年。布面油彩100×99㎝据说在1936 年的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半年，达利预感到了战争的爆发而创作了这幅作品。撕裂的人体便是内战的象征。 达利技巧娴熟地利用了写实主义精细入微的特点，把梦境给予实境化，这在他的一件小幅作品《欲望的寓所》中达到了完全成熟。这件作品实际上是一件拼贴，达利从一本书中剪下两个狮子头部的插图，然后贴在画中看似石头的物体上，由此创作了这件作品。这些奇奇怪怪的形式在荒寂的风景中投下黑暗的阴影，并且成为其他形象的背景，包括一群蚂蚁大军。在同年早些时候制作的《一条安达鲁狗》中，最为令人不安的形象之一就是一群蚂蚁从一只手上爬过。这群蚂蚁在达利后期的一件作品中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次是爬过一只怀表。在《欲望的寓所》中，他自己手绘的狮子头部化生出现在画面的左上部，以及画面顶部的一群人物当中。在他1942年的大部分为杜撰的自传《萨尔瓦多 · 达利的秘密生活》中，艺术家说他是在追求加拉期间创作这幅作品的（加拉当时与保尔 · 艾吕雅仍然维持着婚约）。对强烈性爱焦虑的体验，导致了他绘制了这件作品，画中“欲望总是由狮子头的恐怖形象来再现的”。 萨尔瓦多 · 达利《对米勒〈晚钟〉的古代学回想》约作于1934年。油彩/木板31.8×39.4㎝现存于圣彼得堡萨尔瓦多 · 达利美术馆幼年的达利对米勒的《晚钟》非常惧怕，他将女人画的比男人大，投射出内心的某种情结。 米勒《晚钟》 达利在他的著作《看得见的女人》中，这样写道： “通过大脑的妄想和主动的推进，将有可能（与自动主义和其他被动的状态同时）将迷乱状态系统化，从而有助于对现实的世界根本地失去信任。我相信这个时刻即将到来。”到了1930年,达利已经离开了德 · 基里科类型的形而上风景，转而走向他自己的暴力、血腥和腐烂的世界。他寻求在自己的艺术中创造一种具体的文献，用以记录如何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作画先是从大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形象开始，然后从一个联想到另一个联想，不停地复制各种狀害或者狂想的图像，犹如一个真正的妄想狂。他把自己的偏执狂式的批评方式定义为一种 “非理性知识的自然流露，它的基础就是对神志不清的现象进行阐释性批评的联想”。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者们一样，反对以形式的品质而非内容去界定艺术。他于 1931 年创作的《记忆的永恒》，就是对 20 世纪所有在抽象构成方面的实验的否定。作品的细密画法技巧（这幅画宽不过一英尺有余）, 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佛兰德艺术，而其苦涩的绿色和黄色也令人回想到19世纪的彩色石版画。画中的空间亦如唐吉作品中那样无穷无尽，其处理手法也是客观得面面俱到。这幅画的名气很大，一部分在于它把对可辨认物体——钟表一一的呈现，放在一个非寻常的语境之中，加上了一些非自然的特性，而且其尺幅比例也是出人意料。达利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迷恋于硬质与软质物体的形态学。在这幅画中，躺在地上的是一个侧面的大头（这个头部曾经出现在此前的儿幅画中 )，看上去似乎已经全无骨骼结构。软塌塌地垂在头部表面的，是与垂在附近的树枝和架子上相似的一块软软的怀表。达利把这些形式描述为 “无非是空间和时间中软软的、孤寂的、偏执狂式批评的卡芒贝尔奶酪” 。他是在一个晚上的晚餐之后画完这张画的，当时在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之后，他对着桌子上融化的卡芒贝尔奶酪沉思。然后他看了一眼画室中尚未画完的一张风景画，画中有海岸边的峭壁和一棵没有树枝的橄榄树，他头脑中就想到了用软软的钟表作为再现软体状态的一种手段。事物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图画中的这种变异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方面。 萨尔瓦多· 达利《那喀索斯的变形》1937年。油彩画布51.1×78.1㎝现存于伦敦泰特美术馆画中变成水仙的喀索斯，是遇到加拉后的达利自己。立着的膝盖和拿着蛋的手，形成一种双重图像。 达利在1930年代的绘画，游离于疯狂的幻想与一种不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静谧气氛之间。《就在圆锥变异怪物到来之前的加拉与米勒的晚祷》是疯狂幻想的一个例子。加拉坐在一个照明通亮的房间后面咧着大嘴笑着，就像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抓拍的形象。坐在房间前面的是一个神秘的男性，实际上是弗拉基米尔 · 列宁的肖像。在敞开的门廊上方，是米勒《晚祷》的印刷品，这幅画按照达利妄想的弗洛伊德式解读，成为关于掠夺式的女性性爱的景象。在敞开的房门旁边，一个魔鬼似的漫画人物（苏联作家马克西姆 · 高尔基）从阴影中出现，头上顶着一只大龙虾。至于为什么把熟悉的和幻影似的形象并置在一起，并没有任何理性的解释，但是其噩梦般的效果是无可否认的。达利于1936年，也就是西班牙内战的前夜，在巴黎绘制了《有煮熟豆子的软体结构：内战的预感》。这是一幅充满心理折磨和精神煎熬的恐怖画面。一个面部痛苦扭曲的硕大人物正在撕裂着什么，或者说撕裂着自己（艺术家自己说是 “一种自我勒杀的狂想”），而身体的其他部位与豆子似的排泄物零乱地散落在地上。尽管达利在画中表现了痛苦，但他对自己国家内战的反应与他对整个法西斯主义的反应一样，有他自己特有的私心（他曾经在1934 年就自己拒绝谴责希特勒一事，与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发生过剧烈的争吵）。 萨尔瓦多 · 达利《旋转的肖像》1952年。油彩画布65×54㎝达利倡导具有核裂变与失重感的 “原子绘画”，他描绘了一个分裂并漂浮着的加拉。这种通俗易懂的感觉是达利人气高涨的秘诀。 萨尔瓦多 · 达利，《记忆的永恒》1952—1954年，达利博物馆藏 1940 年，达利与很多超现实主义者一样移居美国，画了不少社会人物肖像，并且八面玲珑地扮演着超现实主义密探的角色。他的名声和广为接受的程度在他为剧院、珠宝和工艺品的设计上达到了顶峰。他的绘画生涯在1941年发生了转变。他声明自己決心要“变得古典”，要回归到拉斐尔的鼎盛文艺复兴时代，只不过他的绘画依然包含了大量的超现实主义形象。他和加拉于1948年在西班牙永久定居下来。 1950年以后，达利的主要作品都是致力于基督教的宗教艺术，极力赞颂基督与圣餐的神秘主題。 萨尔瓦多 · 达利《捕杀金枪鱼》1966年。布面油画 304×404cm。保罗·里卡德基金会《捕杀金枪鱼》是一件有趣的作品，以往达利的画多是以梦幻、荒诞的情节引起观众瞩目的，但是这件作品少了些虚构，多了些现实生活气息，它生动地展现出无节制地捕杀金枪鱼的场面。这件作品也向人们发出保护动物的呼唤。 【延展阅读】乔治 · 巴塔耶——摘自《残酷的艺术实践》（1949年） 哲学家乔治 · 巴塔耶，与安德烈 · 布勒东一道是赶现实主义的首要理论家。在1929 年前后，布勒东在政治上不妥协的态度，导致很多艺术家和作家以巴塔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替代性的超现实主义群体。 画家被人谴责说是去取悦于人。他根本不可能把一幅绘画转变成一件令人憎恶的物体。稻草人的目的是为了把鸟儿从稻草人树立的田地里吓跑，但是即使最为吓人的绘画也会吸引观众。现实中的折磨可能也是有趣的问题，但一般来说，折磨并不是目的。折磨的发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原则上讲，折磨的目的与稻草人的目的并没有多大区别；与艺术不同的是，它是为了诉诸视觉，以便让我们对它展示的恐惧产生厌恶。相反，绘画出来的折磨，并无意于改造我们。艺术从来不去担负法官的工作。当一件艺术原作的变体令人产生恐惧的时候，这种恐惧反而变成了一种快感，一种强烈的快感，但依然是一种快感。情感的吊诡性在于它想要的感觉比自身所有的更多。不是捆绑于地平线的开放而是附件的物体的情感或者理性范围内的情感，给予我们的只有压制的生命。被我们失去的真理所拖累，情感的吶喊从无序中升起就如同一个儿童在想象中把自己卧室的窗户比作黑夜的深沉。毫无疑问，艺术并不局限于再现恐怖，但是艺木的运动室无伤害地把艺术放在了最坏的高度，反过来说，恐怖的绘画打开了通往一切可能性的大门。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阴暗中流连忘返，这种阴暗正是艺术在死亡的领地所获得的。 萨尔瓦多 · 达利《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1944年。布面油画 51×41cm。蒂森-博内米萨博物馆 萨尔瓦多 · 达利《燃烧的长颈鹿》 1937年。木板油画 35×27cm画面前景正中，一个面目模糊、张开双手的女人，她身躯扭动着，胸前和左腿上伸出一排抽屉，她的腰部和背部用支架支撑着。画面右侧是一个举着红绸的女性，左侧一个长颈鹿身上燃起熊熊烈火，象征着灾难的来临。 萨尔瓦多 · 达利《战争的面孔》1940年。布面油画 64×79cm。博伊曼斯· 范· 伯宁恩博物馆《战争的面孔》中，达利采用象征性手法，在一个象征战争的头里，塞满了颅骨，以示“无限的死亡”和战争的残酷。 萨尔瓦多 · 达利《鸟》1918年。综合材料。30cm×24.5cm在《鸟》中，达利描绘的是月夜中的梦幻场景。他用碎石子和细砂粒黏贴在白色单翼鸟的背景上。鸟体内孕育着一个非鸟类的怪胎。黑暗的夜色，一轮明月发出冰冷的光。 萨尔瓦多 · 达利《欲望之谜》 1929年。布面油画 110.5×150.5cm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欲望之谜》中是由带孔的怪石构成了一只母鸡的轮廓，它的头倒在地上，尾部却是一个狮子头。画面左后方，一个男孩拥抱着他的父亲。在母鸡躯体凹陷处，写了无数个“我的母亲”字样，在鸡脖子处，还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有人解读说，这件作品传递出的是性暗示。 萨尔瓦多 · 达利《忧郁的游戏》 1929年。纸板油画。44×30cm《凄惨的游戏》描绘的是骇人听闻的阉割场面，流血的男子、手持匕首的男子、与蝗虫接吻的女子、雕像边手握生殖器的男子、熔化的蜡烛、飞舞的礼帽……各种怪异的形象交织组合在一起。这件作品也引起了几何抽象主义奠基者蒙德里安的注意，他也惊异于达利的奇思怪想。 萨尔瓦多 · 达利《老年、青春、婴儿（三个年龄）》，1940年，达利博物馆藏 萨尔瓦多 · 达利《盘子上的鸡蛋》1932年，达利博物馆藏 萨尔瓦多 · 达利《委拉斯开兹用他荣耀的光和影描绘了美丽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公主》）1958年，达利博物馆藏 萨尔瓦多 · 达利《世界基督教会议》1960年，达利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