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读一部自传，而著者恰好是一位兼有历史视野和超强记忆的学者，或可胜过反映这一段历史的史学、文学著作——史著很难触及泥土里的碎石与杂草，作家的想象力也总是无法涵盖生活的多样性。陈桥驿的《八十逆旅》正是这样一部让那些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去读的人都能收获惊喜的好传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自传涉及抗战经历并不鲜见，却往往囿于控诉侵略者，或讴歌爱国者。陈氏此著并没有刻意回避这样的人之常情，却提供了更多的话题空间。譬如说，战时绍兴的文脉是如何延续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与今天一旦可能有灾害性天气就紧急通知学生不要到校不同，彼时，“每天都可能炸弹临头”，学校却决定“分班级到郊区上课”，陈氏就读的省立绍兴中学校长在一次升旗仪式后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不是危言耸听，或许，在城市里高楼大厦中读书的日子暂时结束了，但是教师教书、学生读书的事永远不会结束。”这不仅仅是慷慨陈词的激情，更是身体力行的承诺。后来，学校转到诸暨花明泉村（今属赵家镇）开学，“到了这里以后，让我惊异而喜出望外的是，一切都已准备得齐齐备备了”。这也不仅仅是挂挂校长室、教务处之类的牌子，“阅览室、理化实验室、校医室等也已就绪”，至于图书馆，“《韦勃斯脱大字典》好端端地放在一个特制的书架上，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从城里搬出来的原物”，还听到了钢琴声，原来是一位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女教师，因为长时间不弹琴，手指硬了，在练习。“在这样短促的日子里，一所从当时来说规模很大的学校，要一分为二的迁移，本校到诸暨枫桥花明泉，分校到从嵊县崇仁廿八都。大量校具都要经过长途的水运和陆运”，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学校不比现在，职工是很少的，而校长能指挥从事迁校工作的，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职工”。不仅如此，“聘请的教师阵容实在不同凡响”，“持自己编著而正式出版的教科书上课的教师，至少有五位”；学生服装也讲究，“量制服的裁缝店也是从绍兴来的，绍兴中学的制服一直是利济桥的沈永和承包的，这是绍兴城内最早的制服店之一，用缝纫机制作”。绍兴沦陷后，诸暨成了侵华日军攻击目标，而枫桥是必经之地，于是又“宣布全校师生迁往崇仁廿八都分校”。此后，陈氏又到过花明泉，从村里了解到，“这么多校具，课桌椅、图书设备等等，用了许多挑工，花个把月时间，翻山过岭地搬到廿八都去了”。再后来，浙赣战役发生，学生纷纷离校，读了两年高中的陈氏发到一张肄业证书，“但是要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估计要有两年的成绩，也就是要一张转学证书，因为转学证书上是附上每个学期、每门学科的成绩的”，问题是哪里去要转学证书。别担心，学校也想到了——学校虽已迁到天台，但他们在花明泉附近的赵家村设了个办事处，为学生出具转学证书等证件提供方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肯定有人会疑问，一个小山村如何接纳如此规模的学校？花明泉是何姓聚居地，“何家老祠堂、新祠堂和承先堂三所祠堂，就容得下十几个高初中班级和一个校本部”。或许可以说，祠堂本身就是儒家思想贯通到田夫野老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尊师重道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所以看不到讨教还价、偶或刁难（在廿八都，更是明确提到，“所有大小祠堂庙宇，都是无偿开放的”），相反，“对于学校迁乡，不管你是什么学校，公立的或是私立的，普通学校或是职业学校，乡间都是欢迎的”，“各尽其力，加以帮助。我们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种尊师重道的品德是根深蒂固的，它实在也是我们华夏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它绝未受到八年抗战的干扰”。就是陈氏了解学校已全部迁至廿八都的那趟花明泉之行，一位参与搬运的中年人说，“钱是赚了不少，但是他情愿不赚”，为何？“因为眼看村里开天辟地以来才办了这样一座大学堂，现在却什么也没了”，这是何等朴素的言语，却又是何等高尚的情怀！“他很怪上头的这个命令，花明泉现在不是安安耽耽吗？”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起来，“都是为花明泉失去这所学校而埋怨惋惜”，陈氏不由得感叹，花明泉“当然是个尊师重道的村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与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战时的财政收入当然有限，尽管教育这一块得到很大重视，但迁乡学生的膳宿学习，已基本由政府包下来”，陈氏想说的是“要建新校舍是不可能的”，但前者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而省立中学还有百分之五的公费生名额，陈氏就是其中之一，“收费单上包括制服费、膳费、书籍费等项都划去了，只缴了几块钱代管费”。在廿八都的开学仪式上，校长还一再提到对如期开学功不可没的裘姓镇长，“虽然经费由国家负担，但是粮、油、柴、菜等供给，都得由地方支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还留意到，陈氏一再提到了旧书摊。战事初起，在辍学的“这一个多月里，经常跑大街和鹅行街（在蕙兰桥与清道桥之间，现在称为解放南路）找旧书，这一带旧书铺很多，由于战争、空袭警报和逃难的人增加，书店对顾客非常迁就”。日军第一次流窜绍兴，放寒假回城的陈氏“仍然跑旧书摊”，因为侵略者燃起的大火“只烧到清道桥，清道桥以南旧书摊集中的地方并未遭殃，旧书摊仍然林立”。即使需要随带“良民证”上街，“原来的旧书摊都仍然开着”。这些书商（或许说“书贩子”更妥当吧）或许只为讨口饭吃，然而，他们“野火烧不尽”般的存在，何愁绍兴文脉不延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