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金婚

悟甲

　　莞尔一笑五十年

——纪念悟甲、隋晶金婚庆典

半个世纪前的1974年9月，我在吉林油田供应指挥部机关食堂当管理员，一天，家属王大爷来问我：“小伙子，有对象吗？”我告诉他：“没有”，第二天，在物资总库工作的他女儿——王大姐到食堂问我：找啥样对象？我说：医生或者教师，身高1,70米以上，我1.80多，得找个差不多的。第二天王大姐告诉我：她在前郭中学时的老师家大女儿和你很般配：小学音乐老师，大个子、梳两条长辫子，长得漂亮，符合你的条件。当天晚上，她就领我早早就来到了她老师家。

一会儿有人轻轻地在拉门，室内众人目光都集中在门上，门开了，走进一位高挑个、两条过腰长的大辫子在身后摆动着的老师的大女儿，她睁大着眼睛，在对大家莞尔一笑，在淡定中向大家表示了敬意的神态中，侧过身时迅速地向我瞥了一眼，然后走向小屋，拉开门帘，瞬间黝黑发亮的两条长辫子在我的眼帘中飞走了；她那迷人的莞尔一笑，她那得体的身段，靓丽的容颜，天真、朴实的风姿，旋风般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刹那间我就感到心里荡漾着惊涛骇浪，洪荒之力使我瞬间又感到格外地沉着和满足。

要离开时，她的弟弟走到我跟前说：“大哥，你不戴帽子更精神”，我还没有弄懂这话啥意思？就鬼使神差的把新军帽摘了下来，拿在手里。王大姐让我先出去，15分钟以后，王大姐在马路旁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成了”，第二句是“她弟弟让你摘帽子，人家要看看你是不是秃脑瓜顶？”

从此，我和她相处相爱了。几天后，我俩一起在前郭红旗电影院看刚公演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第一次并排坐在一起，从那天起，我就成了她家的常客。

一天，她告诉我：明天去你的宿舍看看。同屋的三位同事说：“这可是头等大事！”

他仨向女同事借来崭新的床单，枕套、枕巾和挂历，把宿舍收拾的像宾馆一样整洁、美观。我把她领进屋，她转圈看看，说：“你们几个人真勤快。”

隔了几天，一个星期天下午，她没打招呼，就直接到宿舍来找我去她家吃饭。敲门进来一看，宿舍床上床下，窗台、桌子上乱七八糟，我们5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的正围着方桌子，就着一盆鱼、炒木耳、红柿子、黄瓜、白菜心、小葱蘸大酱喝着“前郭原浆”。

她进来，笑了，说：“我找错门了吧？”

一天，同宿舍的小车司机和我说：“明天上长春给领导新买的北京吉普车里扣棚，空车去，得两天回来，你不带你媳妇回家看看？”就这样我俩首次回长春，见到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近亲，住了两宿，高兴地回了前郭。

日子过得太快了，转眼立冬了，是开始规划明年的季节。农历1975年是乙卯兔年，2月11日春节，是她的本命年。本命年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一些传统的习俗：在本命年期间，结婚是最忌讳的事情，由于太岁当头，会对人们的姻缘带来很大的干扰。这个“死胡同”不能硬钻，也不能等，当年我25周岁，她23周岁，都已经贴近70年代“大龄青年”的门槛。在这个很重要的节点上，王大姐出头和老师交流，变通后同意我俩在兔年之前成婚。我给父母打了电话，我妈说：“最好腊月前后把大儿媳妇娶到家，春节前添人进口，人财两旺、越过越有。”

到了1974年12月22日冬至第二天，我们就领了《结婚证》、定了婚期：1975年1月10日冬月28。一个朋友帮我在她学校较近的农民家订下了三分之一间的5平方米暖阁，不收房租，要供房东家烧油。油田有家的职工每季度供应两推车200公斤原油，四块钱。筹备结婚提到我俩的议事日程，我俩收拾了暖阁，买了两只帆布皮箱和一对木箱子，元旦那天，我俩骑自行车过了松花江，她拿出每月工资存10元的积蓄投资我俩的小家庭，去扶余买生活用品。

过了75年元旦，结婚那天前郭和长春两头都有仪式，三弟头一天从长春来接我俩，因为我原是单位政治部宣传干事，所以政治部和办公室各出一名同事主持操办我俩的婚礼：他们摘下来一间办公室的门，摆上香烟、瓜子和喜糖。上午十点多，爱说笑话，并且认识我岳父母的曾师傅开着单位新买的大客车去接新娘。在岳父母家我在众位年轻亲朋们的“审问”“及格”后，很快领出了新娘，娘家的客人跟着都上了车。材料科擅长婚礼主持的李树军为我俩的婚礼做主持，德高望重的王处长讲话，祝贺我俩新婚之喜、他说：生活就是走上一条长征路，有荆棘、有雪山草地、有悬崖、有陷阱，也有挑战，也有快乐，夫妻就是互换生命的战友，他说，你俩都有知青经历，一个是政工干部、一个是人民教师，希望你俩做模范夫妻、手拉手共同进步，战胜困难，不断地壮大队伍，去迎接大大小小的胜利。

11点多，大家把我俩送上火车，4个小时以后，天黑前到了长春火车站。舅舅单位的吉普车来火车站接新人，小表弟压车、弟弟妹妹、表弟表妹都挤在车里，热热闹闹，转眼之间就到了家。家里准备了地上两圆桌酒席，加上火炕上两饭桌，招待亲朋和邻居。一间半小屋子和小院子里，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

这首由我俩100天的闪恋过程合成的“爱的颂歌”，是我俩人生关键的一次转折，每一幕都是热血铸就、每一场都是重头戏，一言一语都是直播，这个版本永远不能再版。多少年来这次转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想把它写下来，但是又怕写不好，所以在总结我俩五十年婚姻状况的金婚庆典前，我心情激动，灵感涌来、“一定得写下来”，所以，满腔热血促使我提笔一口气就敲出了我与老伴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的过程和我的内心活动，之后顺手拈来就把沉淀在我心里的“莞尔一笑五十年——纪念悟甲、隋晶金婚庆典”，十七个字直接打在了标题的位置上。

　　为什么夫妻结婚五十周年叫金婚，因为“金婚”二字是对历尽沧桑、子孝家旺、终成正果的一对老夫妻之间珍贵感情和质量的精诚最恰当的定义，这是从欧洲流传过来的风俗，强调的就是金婚像金子一样坚不可摧。

接地气的讲：对金婚的纪念，就是素味平生的一对新人，组成小家庭后繁衍出原生大家庭的《家史》中，那段金子般光芒四射的第一页。百年巨变的今天，对于金婚的纪念映射出和谐的大家庭，全家人生机勃勃、爱心凝聚，前程锦绣。

　　五十年前的70年代中页，结婚后我俩独立起伙，当时我的工资是39元/月、爱人36元，总共：85元，被别人看作是“富户”，新婚以后虽然经济上不困难，但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却是住房问题。

70年代，松花江两岸的扶余、前郭合计才有60多万人口，两个县城共有70-80万人，1975年新来的“五七战士”抗日老干部、原吉林省粮食厅长王处长说：开发油田呼啦一下子上来几万人，各方面压力都很大，那时候，特别是扶余、前郭为我们解决了吃粮问题和大部分职工的住房问题这个老大难问题，油田要发展，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援。

1971年10月1日长春至前郭铁路正式通车，1973年8月1日吉林省油田管理局在前郭镇成立，10月1日前郭通扶余的松花江大桥建成通车，吉林油田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了。因此前郭县城的出租房、连只能遮风挡雨的仓房都极其抢手，我俩租住的5平方暖阁，还是消防队一个朋友知道我要结婚，就对邻居新盖的两间房里的暖阁打招呼了。就和解放车箱一般大的暖阁里火炕上放一对木箱子只剩下1.2米宽的空间，地下间距一米。家里要来一位客人，我俩就得有一个人站在门口，若是来两位客人就得有一个人上炕里。进了冬天，征得房东同意，我对暖阁进行了改造：把隔墙的门留下，其余的1.75米向南移动一个檩子空，65厘米，火炕搭了一个烟道，在外面两家共用厨房里我把大灶台改成了燃煤的炉子，两家共用一口水缸。

大女儿出生一个多月后，周围只能找到一户每月10元钱，而且还是三代人共居一室的人家看孩子。早晨送去、晚上蒙古式的摇车子也得同孩子一起接回来，摇车子正好放在烟道上，第二天再送回去。前郭县是蒙族县盛行歌舞，那时候爱人负责的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的任务很多，她经常抱着大女儿一起去，宣传队在家当姐姐的小演员，都给大女儿当过“保姆”。有时，她就从看孩子那家把大女儿直接带走，晚上，我还得把摇车子取回来，爱人和女儿却半夜或者更晚才能回来，大女儿一周岁多，就天天抱到学校托儿所，再大些，我就天天带着大女儿去了油田幼儿园，中午带她回家，下午再送回幼儿园，大女儿经常在车筐里就睡着了，爱人也还得一天往幼儿园跑两趟。

我结婚春节回来以后，就调到机关办公室当行政管理员。孩子慢慢长大了，在家里不能总在火炕上转，而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油田各单位都抓紧盖家属房，分房子的标准基本一致：一是工龄，二是油田双职工。我是第二批会战知青，工龄是1968年11月下乡那天开始占点儿优势，但不是双职工仍然排在后面，所以几年之内就得到处找房子住，或者赶紧把爱人调进油田来。

1976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上午，别人告诉我：原来住在铁路专运线旁的施工队撤走了，他们临时盖的干打垒空出来了。我去了一看，有4间没有门窗，房盖都是用板皮对付的，是危房。我坐在一旁正在琢磨时，建材科一个材料员领着一个小伙子来了，小伙子进去伸手就整理破烂。材料员说：我昨天就看见这儿的空房子了，我看收拾收拾还能住，不过工程量要大。咱们也没有住过正经房子，有地方住，孩子有地方玩儿就行啊。我现在住的暖阁，必须给春节要娶媳妇的房东儿子倒出来，我昨天打电话把我弟弟叫来了，收拾房子，看看今晚他就得在这儿住，要不没地方住。

我直起身，前后又绕了一圈，看到两堵山墙都有裂口。我问材料员，他说厚点抹着没事儿。然后我回机关生产科找管工程的人仔细问了一遍，他说：那干打垒棚要塌，墙要倒，当时就把门窗拆了，明后天就扒了，要是能住，也轮不到你。

下午，我又去了“空房子”一趟，寻思告诉材料员一声，可是没看见他哥俩，倒看见十来名家属工往这走，她们告诉我：我们去把这四间“空房子”推倒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在集体户帮农民“沙打墙”盖房子的场面，心想也没啥了不起的，一狠心，自言自语：“明年我就自己盖房子！”

1977年春节后，为了盖房子我就找镇上的朋友想法找地号，批房场、办证件。一天，我在路上遇见县生产资料公司的朋友，他告诉我：挨着油田管理局大楼的马市有一栋新盖的房子，过几天马市散了，房子就闲起来了，你和总经理说一声，他答应，你就能住到12月底，到时候再想办法。于是第二天，中午我们三口人就搬进了马市有火炕的18平方米的办公室，隔壁住房当厨房，走廊另一侧有压水井，爱人上班也就300米路，我骑车驮着大女儿10分钟就上幼儿园，生活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一大截。

1977年夏天，油田家属区盖水塔、按饮水送到家属区，我负责的区域需要在管道井上盖一间16平方米水房子，领导让我负责水房子管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1977年11月，我们三口人又搬进了离幼儿园30米的水房子。

1978年夏天，我俩有了二女儿，爱人上班以后，大女儿去了长春奶奶家住了半年，二女儿上了幼儿园小班。

　　1981年9月，我爱人从县里的小学校调入油田机关小学任大队辅导员，11月22日分给我的住房完工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搬入了新居：大两间，走廊，小客厅、两居室、厨房，前有80平方米院里有仓房、20平方米菜地、菜窖、窗后还有一小块也可以利用。

我家搬进新房以后打了新家具，黑白14寸电视机还是1978年买的，新添了电风扇、落地灯、大鱼缸和爱人喜欢的十几盆花卉，那时候唯一缺的就是到处都是最紧俏的彩电。

那时候，两个女儿都在幼儿园，我俩天天忙得很快乐，最辛苦的是爱人：她早晨做饭，然后，家——学校——幼儿园，一天得跑5个来回，晚上给两孩子讲故事、玩儿、洗漱，拳打脚踢，没有着闲儿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脱离突出政治、讲阶级斗争，儿童教育内容主要以“爱学习、爱劳动，讲道德”为指导思想，“个性培养”“发挥特长”还是没有土壤，学校和社会上根本没有特长班，甚至连“特长班”这个概念都很少有人明白，更没有人提“素质教育”、或者“早教”了。

改革初期，最吸引人的新生事物就是：1980年,我国第一批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经济特区；油田工人可以“停薪留职”办私人企业；油田开始办电大，上电大；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各家都忙着买黑白电视机，有的人买不着“松下”、“东芝”等日本货和风靡市场的上海飞跃牌、凯歌牌、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急得把40斤重的十六寸，苏联黑白电子管电视机抬回家；家属区早晨经常有卖鲜、活鱼的，很便宜三两来重的鲫鱼、鲶鱼，一块钱三斤，买的人多，鱼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很多油田职工办家庭副业成风：仓房里摊煎饼、压面条、炸大果子、院子里养猪、养鸡、养水貂，养兔子，屋里养视如“金子”的鹌鹑、栽蒜苗、开服装店，临街的开小卖店、书店、理发店；街里的商业部门纷纷实行承包制；私人饭店鳞次栉比；前郭街里新成立好几个早市，最大的是靠近油田家属区的乾安大市场。男女老少家里家外人人都有追求，人人都大张旗鼓地追求穿戴，人人互相见面都笑呵呵的交流致富经验，人人都忙忙碌碌的，好像都在说：我的本事多着儿呢，不乘机抓紧挣点外快就白活了。

我俩最大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挖1.5米宽，两米长、深1.8米的菜窖，开始，她挖土，我把土拎出去垫在门前的洼路上，想用两个晚上干完，可是，俩孩子睡着了，我俩越干越来劲儿，到了后半夜，把3.5立方米土都挖出去了，铺在了洼路上，第二天，早晨，送孩子的邻居都说“架桥铺路，这可是积善根的大好事儿！”

在住水房到时候，我俩还养过两口肥猪，搬到新居后，我在院里盖了一座大鸡舍，养起来鸡鸭鹅。还有一只养了几年的小狗，叫汪汪，老伴天天晚上熬一小铁锅很香的玉米面糊糊喂它。春天以后，每天天刚亮我就拿着一个大捞子，挑着一副大土篮子，到铁路专用线北头的北大泡子，以后叫“镜湖”，捞鱼食、蝌蚪和水草回来加工一下，再拌上饲料，后来饲料不好买，干脆买玉米面拌在里面喂，每天能捡几十个鸡蛋，和鸭蛋、鹅蛋，用坛子腌咸鸭蛋、咸鹅蛋，有时还往长春拿，一次还拿了几个双黄蛋。我们四口人天天有鸡蛋吃，晚上我都喝几口。一次，一个邻居用鸭蛋送礼，家里的不够，就找我帮忙，我给他拿了30个新鲜的鸭蛋，我说：我的鸭蛋“贵”，1角钱1个，他非得给我1角7分钱一个，说：我没有多给你，市场上大个的就是这个价。

　　两年以后，我调到《报社》工作，要经常出差，就在菜窖北面暖气管线上面撘了一个卧地60公分的鸡窝，年年到了元旦就有鸡蛋捡。 鸡架原来的地方想载葡萄树，可是栽了两年都没有载活，我说：很多人家园子都有葡萄架，我怎么就载不活呢？要好的朋友和我说笑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看来这地方留不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