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纪念特稿》周总理，我向您诉说

张崇发

周总理，我向您诉说 张崇发 敬爱的周总理，今天是您的仙逝49周年纪念日。 1976年的1月8日，您离开了全中国人民、离开了全世界人民。这一天，中国为您哭泣，世界为您哭泣，中国人民为失去一位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好总理而悲哀，世界人民为失去一位抑强扶弱、呼唤和平的外交家而叹息。 那天，作为一个普通的军队干部，听到您病逝的噩耗，我的心马上就碎了。 因为，1974年在您的政治生涯再一次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作为叶剑英副主席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经亲自处理过您批给我们的函件，亲眼看见过您一件又一件的批示，亲身体会过您日理万机、一丝不苟，以身作则的伟人风范。 那一年的4月３日，北京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大幅照片。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接到当日的《解放军报》后，发现有８张报纸的２、３版是白页，一个字也没印上。他们便将这８张报纸寄给了党中央，并写了一封信，对《解放军报》发生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 您看了这封群众来信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查清事故的性质和责任。”而江青却批示：“查清这起严重的政治事故。” 那时，中央领导的批办件（包括江青的）都是先批给军委六人小组，再转我们。对中央和军委领导的批办件，我们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先派工作人员去发生问题的单位搞调查，然后向我们四人领导小组口头汇报。集体研究形成基本共识后，由胡炜作指示，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初期阶段，我们牵头人一般不去现场。但对于您的这个批办件，我们格外重视，认为信中反映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胡炜要求我同他一起亲自到现场。 胡炜说，他在陕西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执行过您多次指示，并多次当面向您汇报过工作。深知您对调查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 1974年在三座门，胡炜副总長与我(右)合影 军委小工作班子办公地三座门 于是，接到批办件的第二天（4月14日），我们便来到《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工厂里条件比较差，隆隆作响的轮转机噪音很大，纸屑弥漫在空气中，油墨很呛人。54岁的胡炜全然不顾这些。他来回在印刷车间巡查，仔细查看了印报的全过程，并和当班工人、车间领导谈了话，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回到办公室，胡炜认为要彻底查清问题，必须依靠解放军报自己的力量。 于是，4月16日，我们向解放军报社党委及印刷厂党委传达了两个批示，并同报社党委研究成立了调查组，以军报为主，我们派人配合调查。 为了切实弄清事情真相，胡炜要求我和工作人员，在调查中一定实事求是，不要被“严重政治事故”几个字束缚住，不要先入为主搞调查。要深入到印刷厂，让当班工人认真回忆印报经过。 遵照胡炜的指示，我又带领工作人员，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走访了老工人，请教了相关技术细节和操作程序。最后，在反复听取汇报、反复研究之后，我们认定：这件事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是当班工人在印刷机高速运转时，按操作程序往外掐报时漏掐了一沓，从而让这８份白页报夹在好报纸中，流出了印刷厂，通过邮局又投递到了读者手中。 《解放军报》党委同意我们的调查结论，报社向您写了报告。 为了落实您的批示，我们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调查，确保了调查结论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使《解放军报》避免了一场灾难。 报告送到您那里后，叶副主席向我们转达过来自您的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总理对你们的调查很满意。”听到您表扬我们，当时我和胡炜心里非常高兴，您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就是对我们的最高奖。 那一年的5月19日，《解放军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当天报纸头版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二版与毛主席照片相对应的位置，登了起义将领卢汉逝世的遗照。透着光从二版看头版, 二版上印的遗像黑框正好套在毛主席那张照片上。看到这样的报纸，部队有人给您写信，认为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您和叶副主席，还有江青，作出批示让我们调查。当时，我们称这次事故为“重影事故”。这件事再一次震动了报社，社领导和有关当事人压力很大，认为将有大祸临头。 为了落实您和叶副主席的批示，胡炜让我又一次带着工作人员司增山来到军报。我们协同报社领导，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分析原因，并组织专门调查组进行详细调查。我们调查了当日的版面责编、总编室负责编排的同志样的报社领导，发现每版的责编只管本版的事，不大考虑本版和其他版面的关联。由于这样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负责编排和看大样的同志，也没有注意到重影的事。这应该说是工作中的疏漏。 调查结束后，胡炜和我研究后一致认为，这起事故和前不久发生的“白页报事故”，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报社制度废弛，纪律松懈的情况下出现的责任事故，没有什么政治性因素。便让司增山同志把“白页报事故”和“重影事故”合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起草一份《调查报告》。 我们认为，如果定为“政治事故”或“严重的政治事故”，一旦中央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军报领导及一些工作人员就可能遭批判、受处分。我们的《调查报告》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既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负责，也要为军报的同志们负责。 至于“重影事故”，胡炜认为：严格地讲，这件事连“事故”也不应当算。因为报纸的夜班编辑各管一块版，从不过问其他版面的情况。整张报纸印出来后，看报人用“透视”的方式看一、二版。如果不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看报，谁能看出军报当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因此，不宜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周总理，现在我向您报告，那一年我们按照您的批示所作的调查、所下的结论，经住了时间的检验，31年后竟得到了《解放军报》当事人的夸赞。您在天堂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非常的欣慰。作为您临时指派的工作人员，我们没有为您抹黑，没有为您添乱，我们也很欣慰。 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8月24日，《解放军报》当年的值班编辑郑宗群同志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报版面上的一起离奇“事件”》的文章。在文章中，郑宗群写道：1974年5月19日，“军报发行后，竟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只要对着光源从一版‘透视’背面的二版，便可看到卢汉先生遗像的黑框正好套落在一版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上。”这件事，军委办事组（郑文误写，应为军委办公厅）派人进行了调查，但“后来没被‘追究’，我们几个上夜班的新老编辑，都感到是‘不了了之’的结局，我也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郑宗群还写道：军委办事组那位“40岁上下、高个子”的调查人员，临走时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郑在文章中留露了对军委办公厅调查人员的感激之情。 看到这篇文章，胡炜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让我转告文章中提到的那个“高个子”，说军报表扬他了。并问“高个子”是哪一位？当时，负责到军报跑情况的只有两个人，都是高个子，我也记不清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了，便给谷炳喜同志（原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打电话，问是不是他。年已64岁的谷炳喜同志接完我的电话，找到军报认真阅读后，思考了一夜，笫二天给我回电话说：“我当时穿空军服装，年仅33岁，不是我，应当是司增山同志。” 总参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司增山 我几经周折，找到司增山同志（原军委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把情况做了进一步核实。司增山同志对这件事印象很深。他说：郑宗群同志在文章中叙述“高个子”的调查过程、举止言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那一年，胡炜老首长和你多次指示我们：下基层搞调查，一定要做到尽量了解全过程，看本质不要看现象，做结论要实事求是。另外，小班子还规定，下去搞调查不准表态。因此我调查这件事时，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我从不给当事人施加压力，怕他太紧张出意外。回到三座门给你们汇报后，胡副司令认为没什么大事，不能定政治事件。这样，震动军报的“重大事故”才没有被“追究”，郑宗群同志才躲过了一“劫”。 周总理，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您1974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主持国庆宴会，我有幸参加了您的宴请，有幸聆听了您那富有感染力的淮安乡音。那天，您虽然病得很重，但您却迈着矫健的大步，仪表堂堂地走入宴会大厅。您一露面，宴会大厅便掌声雷动，人们期盼着看到您，人们期盼着听到您那可亲的声音。现在您终于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谁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尤其是象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能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家领导人议事的地方，亲眼看到您，那是何等的自豪！ 当时，我坐在二区第220桌，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在同一桌。您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一桌的人，和周围其它桌的人一样，通通站了起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主席台上的您，一字一句地聆听着您的每一句话。我们不断地鼓掌，为您所作的庄重承诺而欢呼。 宴会开始了，我无心去吃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总是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您在前面走来走去，为重要来宾敬酒。您作为大国的总理，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每一次机会，开展外交攻势，团结一切国际友人，团结一切支持国家建设的民主人士。您的酒杯，您的笑容，您的问候，是那样的具有魅力，以致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折服您。 49年逝去的光阴，人们忘记的是痛苦，难忘的是幸福。为您办事、听您讲话、看您行走，对我来说都是难得的幸福。 今天，我是流着幸福的热泪来纪念您的。 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参加国庆招待会的部队领导名单，王梦华、张崇发列入其中。 评论精选 你这篇纪念周总理回憶写的系统、动情，十分感人！你在最高层工作过，见过大世面！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为人善良正直！坚守正义。实为楷模！向老哥致敬！这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的教科书！ 李志华(原保定军分区政委) 您的大作我仔细品读了两遍，受益匪浅，感慨颇多。 您本身就好比一部作品，这作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杰作。几多岁月您在坎坷路上勇往前行；几多春秋您在风雨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您身上有许多傲骨，您的经历告诉我，人，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要自重自信自强，是金子总会发光，是真金才不怕火炼，您做到了，您是胜利者，您是成功者。 我真心的佩服您。 赵宝生 (战友报老同志) 202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