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行十一 千秋功过凭谁问 荒坟犹在翠微间（下篇·下）

涂伯伯

公元476年，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六月甲子。

京师平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这样的的日子更显得干燥、沉闷。自太祖道武皇帝于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以来，经过六朝近八十年的营建，平城，已经从一个几百人的军镇，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和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正如《木兰辞》里所写到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来北往的商旅，穿梭于并州大道、定州大道；高鼻深目的粟特人、波斯人，游走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让人不禁想起汉都长安的气象。

虽然这里距离长城不到百里，但是，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保护了平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经受过战火兵燹的侵扰。但是今天的气氛，却十分诡异和不祥：从申时开始，皇城禁军就全军出动，不但把皇宫包裹得水泄不通，而且实行宵禁，封锁了街口。连城门外驻扎的三支部队，也先后被调走了两支。①

京师平城的官员和百姓，都从这异样的气氛中嗅出，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悄逼近。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人们担心的兵戈交加血腥场面并没有出现。辛未日，也就是实行宵禁一周之后，宫中突然传出消息：已经禅位五年的显祖献文太上皇帝不幸“暴崩”了！

显祖献文帝的不幸去世，是北魏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北齐魏收的《魏书》就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见于《魏书卷六 帝纪第六 显祖纪》，仅用了寥寥十三个字：“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说了献文帝的享年、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未说死因；

第二种：见于《魏书卷十三 列传第一 皇后列传》：“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以不肯定的语气说，献文帝暴卒，当时有人说是太后干的事。

第三种：见于《魏书卷一百五之三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既说得玄乎，又说得露骨：“承明元年……五月己亥，金、火皆入轩辕；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谪也。天若言曰：母后之衅几贯盈矣，人君忘祖考之业，慕匹夫孝，其如宗祀何？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就在献文帝暴崩之前的一个月，星象显示：金星、火星与轩辕星擦肩而过。到了庚子这一天，金星与火星的亮度基本上和轩辕星一样了。这样的星象，预示着后宫中的变异。老天爷的意思是这样说的：母后的罪过大概已经满了，做人君的忘记了祖宗基业，反而追随常人的孝悌，这对宗庙社稷又算什么呢？当时，献文帝没有悟出天意，以至于六月意外死亡，实在是因为中了别人下的毒药啊！

同样一部书、同样一个作者，前后颠倒竟到如此地步！往好里说，是史家修史“述而不作”的表现；往坏里说，是不加分辨、不加研究的结果。其后的历史学家，以此为据，也就随声附和，说献文帝是被冯太后毒杀的了。②

混沌的历史，因为首鼠两端的叙述，而变得扑朔迷离，迫使后人必须根据彼时彼地的史实去推导还原。

那么，当年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既然司马光也说冯太后毒杀献文帝的原因是“李奕之死”引起，我们何妨就从这事说起。

李奕之死是在皇兴四年，也就是公元470年的冬十月，六年以前。其次，李奕之死对冯太后究竟造成了多大伤害？《魏书》上用了三个字“不得意”，大意就是心中耿耿、不痛快。但究竟有多么的“不得劲”？史无记载。

我个人认为，献文帝不惜罗织罪名，将李敷、李奕兄弟灭族。在冯太后看来，此举不单是对她个人情感的伤害，更是对朝纲法纪的伤害、是动摇王朝统治基础的恶行。在专制社会中，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尽管“君叫臣死不得不死”，但是，陟罚臧否、褒德酬庸乃是“圣王之务”。否则，就可能造成“人主猜疑，良将怀惧”的乱象。更关键的是，献文帝对李敷一案相关案犯的处置，让冯太后对与献文帝的“母子关系”开始重新审视。

原本，李敷一案的案情，起源于李䜣贪污被人举报，李敷碍于友情，压下这个案子，包庇了李䜣。谁知道这件事情又被人察觉、并且举报到朝廷，上达了天听。于是就有了我们在上篇提到的、由李䜣出面找人罗织罪名，把毫不知情的李奕拖进这个案子。最后，导致李敷连同兄弟李奕和整个家族灭门！而栽桩陷害李家兄弟的主犯李䜣，仅仅判了流放之罪，不久又被召回朝廷，成为献文帝的宠臣！更让冯太后难以接受的是，这年十月，献文帝挟私泄愤，不仅仅杀了李奕，还杀了战功累累的慕容白曜！

原来，在乙浑篡权期间，慕容白曜“立场不穏”，接受过乙浑授予的官职。乙浑被诛、冯太后临朝，慕容白曜一度心惊胆颤，生怕哪一天铡刀搁在自己项上。却不料，冯太后宅心仁厚，居然颁发赦免令，赦免了像他这样担任过“伪职”的“动摇分子”。从此他感恩戴德，以死相报朝廷的“不杀之恩”。为北魏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过“旬日之中连拔四城”的伟绩，并因此受到献文帝的热情褒奖，说他的文韬武略胜过了韩信和白起。③

谁知道事情过了好些年，献文帝对白曜“附逆”还是耿耿于怀，甚至不惜推翻冯太后当年的“赦免诏令”，捏造出“谋反”的罪名，不但杀了慕容白曜，而且还杀了白曜的弟弟，让冯太后也背负了“出尔反尔”、忌恨无算的骂名。

以一己之恨，灭一族之人；以一人之私，枉天下之法。这样的偏颇，不是用贤愚可以解释；这样的爱憎，也不仅是对李奕的仇恨，而是对冯太后的反感、愤懑，是对冯太后政治方针的否定。事情的性质，就这样，由单纯的情感纠葛，嬗变为治国理政的“路线之争”。

但是，冯太后并没有因为这两件事就和献文帝翻脸，也没有因为这两件事就重新临朝听政。反倒是献文帝，在杀了李奕和白曜半年之后，突然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

一日早朝，献文帝突然向群臣提出：自己一心向佛，无意于繁琐的政务，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献文帝话一出口，满朝文武噤若寒蝉，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朝堂上一片死寂，还是京兆王的兄弟、任城王拓跋云站了出来，打破了沉闷。只听他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躬逢盛世，威震四海，怎么能够上背祖宗、下弃百姓，一走了之？何况，皇位传承，父去子袭，是我大魏的规矩，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轻易地改变了祖宗的法度，可能会招致奸乱，祸福难测啊！”任城王一表态，重臣源贺和东阳公拓跋丕也接着表态，认为禅位于京兆王不妥。献文帝只好退而求其次，宣布禅位于四岁的太子拓跋宏。④

“禅让”，这是一着“以退为进”的“妙招”。我深信，当后宫冯太后听到外朝传来这个消息时，一定是又惊又喜、又怒又恨。“惊”者，拓跋弘这一招实出意外；“喜”者，这一招毕竟算得上“必杀技”。“怒”者，这显然是一出针对自己的“不宣而战”；“恨”者，这出阴招的目的，是把自己拱上“太皇太后”的牌位，剥夺自己插手朝政的机会。

然而，冯太后还是“忍”了下来，并没有和献文帝“火拼”。这原因，我想，一个是服从于国家需要稳定；另一个，还顾忌着自己“女流之辈”的身份；第三，则顾忌着“拓跋”皇室是否容忍“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读《魏书》，好几次让我对冯太后产生敬意，就因为她顾大局、善于审时度势。这一次“禅让”戏码的完美演出，同样表现出她的沉稳、笃定。因为她明白，她不是吕雉，她对北魏的江山没有尺寸之功；她还知道，她与吕雉不同，她所想的，只是王朝的稳固、并非江山的易主。

就这样，十八岁的献文帝，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太上皇”，搬进了设施简陋的“崇光宫”，在幕后操控国事。至于，“太皇太后”呢，当然只能回后宫莳花弄草了。⑤

从献文帝皇兴五年、同时也是孝文帝延兴元年的公元471年，一直到他“暴崩”的476年，整整五年间，声称无心政务的“太上皇”献文帝，反而比独立执政时期更热衷于朝政，甚至更频繁地率军出征、不辞辛劳地带着小皇帝“南巡”。⑥

将以上现象结合这段时间朝廷颁发的政令分析，太上皇献文帝对军权的掌控是稳固的，对内政外交的处理也是中规中矩的。这就从反面证明，尽管献文帝和冯太后已经感情淡薄、嫌隙丛生，但是，献文帝垂帘听政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扰，他率军出征时，也没有“冯太后会乘虚夺权”的担心；冯太后也没有过“乘机夺权”的行径。

直到延兴五年冬十月，“太上皇”献文帝突然以个人名义，在平城北郊举行大阅兵，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和诡异起来。⑦紧接着，第二年开春，朝廷主管祭祀大典的官员、神部长奚买奴，居然离奇地被杀死在献文帝宠臣、安城王万安国的花园里！一千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只能够揣度：献文帝此举的意义，究竟是向冯太后宣示自己的实力?还是为重返王位做舆论准备？万安国杀奚买奴，究竟是要收买奚买奴，还是担心他泄露什么秘密？——历史没有给我们答案，哪怕一星半点儿的暗示。

我们所知道的是，从这一天算起，到献文帝“暴崩”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看不到后宫的任何动静，听不到冯太后的任何消息。直到我们文章开头的这一天，公元476年“六月甲子”，京都平城突然宵禁、三支驻京部队被突然调走两支，再过几天，献文帝“暴崩”，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北魏将迎来又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

也许，有人还想问：那么究竟献文帝是怎么死的？我的结论是：“自杀”。原因在哪里？第一，冬十月北郊大阅兵，让冯太后明白了献文帝不安于“太上皇”的心思；第二，奚买奴死于万安国花园，让冯太后感觉到了事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秘密；于是，开始了应对突然事变的准备。六月甲子这一天的调兵，一定是她得到了密报，抢在献文帝发动政变之前，采取的加强京师拱卫的行为。献文帝见事情败露，无以自处，只好自裁。这也是为什么冯太后二次亲政，没有引起皇室诸王反对、也没有引起各封疆大吏内乱的根本原因。

公元477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冯太后二次亲政的三个月之后，颁发了第一道诏令，慎重申明：官员是协助皇上治理天下的责任人，从此以后，必须坚决执行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国策，如有擅自征发劳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一定按罪论刑；

八月，大赦天下；十月，在太华殿宴请京师七十岁已上的老人，并“赐以衣服”；同时颁诏，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免一子“不从役”；

太和二年五月，针对婚丧嫁娶中相互攀比、致使“嫁娶失时”、百姓“糜费甚苦”的陋习，下诏明令禁止；

十月，针对过去官员考任中，“群众评议”方法的缺陷和处罚过重的问题，特别颁诏说明并承认改进，勉励官员们“克己复礼”、“思愆改过”，“无愧于祖宗，见德于当世。”

太和三年二月，孝文帝偕太皇太后巡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并将宫女许配给了贫穷孤独的老百姓；当年秋天，下诏遣送年老和有病的宫人还家团聚。

太和四年九月戊子，颁诏说：“现在天气寒冷，我很担心那些被囚禁在监狱和流放途中的犯人。望各地司法机关和官员，及时巡查在监和服刑的犯人，见“饥寒者给以衣食”，遇重枷者换用“轻锁”。

太和五年二月，再一次遣送宫中年老者归乡团聚。

太和七年十二月，针对鲜卑民族婚姻不分亲疏的陋习，特别颁诏，从此以后禁止同姓通婚，否则，将以“不道”论处。

太和八年八月颁诏，鼓励各级官员和老百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并且保证：所有人的上书，她和皇上都会“亲览”，还承诺“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

…………

也就在太和年间，为慕容白曜兄弟平了反。只可惜，慕容兄弟两家几乎灭族，只好在远亲中找一个年轻人，由朝廷量才录用，算是慰藉亡魂。

史载：冯太后二次亲政后的最大功绩，一是实行“班禄制”。让北魏官员成为靠薪资生活的“公务员”，从根本上保证了“反贪倡廉”的可行性；其二，均田制。对百姓按实有人口分配土地、对官员按官阶大小分配土地，减少了阶级矛盾，保证了国家税源；其三，三长制。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稳定人口、互助耕作，促进生产，保证劳役和兵源。

公元490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冯太后驾崩于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临死之前，太后遗言：自己的坟茔，不要超过三十步；棺椁之内，不设明器；随葬物品，一应从简……太后一生简朴，不喜欢花哨的打扮，喜欢穿素衣素服。御厨送上的饭菜，一个小茶几就可以放下，这样的分量，只相当于其它皇后嫔妃的十分之一二。至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么高大巍峨的永固陵，那是孝文帝执意违背祖母遗训而修建的。

冯太后去世300多年之后，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温庭筠来到方山，他眼见坟茔高耸，祠庙倾颓；寒鸦点点、芳草萋萋。想到冯太后玉树临风的英姿、挥斥方遒的飒爽，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写下了《题元魏冯太后永固陵》的诗句：“云中北顾是方山，永固名陵闭玉颜。艳骨已消黄壤下，荒坟犹在翠微间。春深岩畔花争放，秋尽祠前草自斑。欲吊香魂何处问？古碑零落水潺湲。”

（本篇完 全文完）

鸣谢:

本篇多幅图片截屏于电视纪录片《北魏孝文帝》，谨此向制作方、发行方致以真诚谢意。如有侵权，请联系笔者删除。

2025年1月5日完

注释：

①《魏书·高祖纪》：“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现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此。”

②如：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一百三十四·宋纪十六 苍梧王下》：“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弈之死怨显祖，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又：李延寿《北史 后妃列传》：“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献文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

③《魏书 卷五十 列传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显祖嘉焉，诏曰："卿总率戎旅，讨除不宾，霜戈所向，无不摧靡，旬日之内，克拔四城，韩白之功，何以加此？虽升城戍将房崇吉守远不顺，危亡已形，溃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务存长辔，不必穷兵极武，以为劳顿。且伐罪吊民，国之令典，当招怀以德，使来苏之泽，加于百姓。"

④《魏书 卷十九中 列传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延兴中，显祖集群僚，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云进曰："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父子相传，其来久矣。皇魏之兴，未之有革。皇储正统，圣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尘务，颐神清旷者，冢副之寄，宜绍宝历。若欲舍储，轻移宸极，恐非先圣之意，骇动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辄改神器，上乖七庙之灵，下长奸乱之道，此是祸福所由，愿深思慎之。"太尉源贺又进曰："陛下今欲外选诸王而禅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尝，昭穆有乱，脱万世之后，必有逆飨之讥，深愿思任城之言。"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夙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系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意，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显祖曰："储宫正统，受终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于高祖。”

⑤《魏书 卷六 帝纪第六 显祖纪》：“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

⑥《魏书 卷七上 帝纪第七 高祖纪上》：“延兴二年 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于北郊，诏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大干率千余落来降。东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碛，不及而还。……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于五原。十有一月，太上皇帝亲讨之，将度漠袭击。蠕蠕闻军至，大惧，北走数千里。以穷寇远遁，不可追，乃止。（延兴三年）秋七月庚申，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谢罪请降，许之。……延兴三年冬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怀州。所过问民疾苦，赐高年、孝悌力田布帛。

⑦《魏书 卷七上 帝纪第七 高祖纪上》：“延兴五年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阅于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