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嘉陵扬帆临江门 ||《渝州》2024年第4期·巴渝文史

《渝州》文艺

嘉陵扬帆临江门

杨耀健/文

水运而兴 河街热闹

重庆临江门建于明朝初年，为十七门中的开门。从老地图看，它有瓮城，外城门题写“临江门”，内城门题写“江流砥柱”。从方位图上看，它位于城西北，卦形属艮，代表山。它的下方是悬崖峭壁，城垣依山而建，城墙是全城最高最坚固的，在冷兵器时代，根本无法从正面攻克。

临江门的繁荣，与水运有关。这里是嘉陵江下游泊船的良港，明清时代就是水码头，江边舟集如蚁，以广船居多，包运客户指定的大宗货物。

一般小船载重多不过四五吨，船到客散，船工没几个人。广船则是远来的货船，载货十多吨，二三十吨，甚至有五十吨。船上的船工俗称“扯船子”，有二三十人甚至三四十人。广船船尾都有一层或两层的尾楼，住着船老板夫妇及子女，甚至三代人，供着写有“天地君亲师”的神牌神龛。厕所、厨房都在这里，为主要生活区，船在家在。尾楼前面则是高耸的舵楼，经验丰富的老舵工在舵楼上掌舵可以避风雨，有的还安有铺着狗皮的圈椅。

水码头既然因众多船只停靠而形成，买卖也就以船民所需为主。广船虽自己开伙自带粮食蔬菜，柴米油盐也不缺，但总需增补点什么。到了大码头，伙食要开好一点，要买点肉菜之类，岸上便宜的油腊干货店、菜摊子、肉店便应运而生。船工往往衣裳破烂，一件长衫冬夏当家，最穷的船工只一条短内裤遮羞。他们到了大码头要买要缝补，裁缝铺、旧衣店也就开张了。茶馆酒馆饭馆香烟小吃这些自然不会少，还有说书卖唱耍把戏跑江湖卖打药的场合。

广船上也有卖的，一般在揽到货物船要开走时，剩下的米面都得处理卖掉。不管上行下行两江，其它地方的米粮价都要低些，把存货卖掉可赚几个钱，然后去外地买便宜的。

有这么多船工在此过上过下，临江门也就自然而然会出现河街。这条河街起于江畔，下船就要爬几十步石阶，才能走到街上。石阶两旁便是茶馆酒馆、饭馆旅店，以及油腊铺、干杂铺，针头麻线洋广杂货，应有尽有。

江边的吊脚楼夏天涨水会被淹没，所以都是简易住房。建房的材料是轻便价廉，而且能反复使用的楠竹、杉杆，搭成屋架形状，以竹蔑条捆绑。那时铁丝贵，用得少。房架立起来后，盖以竹席，隔以篾席，就能居住了。拆迁一次损失不大，拆下的楠竹、杉杆用棕绳捆在河边浸在水里，免被烈日晒裂，下次建房可用。但也有被江水猛涨冲走的，那就赔老本了。也曾发生为了多做一天生意，有意拖着不及时拆走，夜里被洪水连人冲跑的事。

临江门河街越往上行，砖木房屋越多，人们建起平房或楼房以作长期打算，连成一片，形成街巷。查看1937年《重庆市街道图》，可以看到截至抗战前，临江门河街已有兴隆街、九倒拐、长九间、丁字口、柴湾、粪塘湾、吉祥寺、小院坝、大院坝、飞仙宫等多条街巷，纵横交错，俨然是个大片区了。

晚清时期的临江门

肥料基地 轶闻种种

临江门河边停的除广船外的船，是上游沿江来的客货两运的大揽载木船。它们来自茄子溪、跳蹬场、小南海、铜罐驿，乃至江津、白沙，多是装运时蔬水果，有广柑、红桔、甘蔗，或萝卜、红苕、白菜等大路货，在河边用竹篱笆围起来，批发零售。也有大瓦坛或竹油篓装的江津白酒，看时令起岸出售。然而重庆民谣却强调它的另一个属性：“临江门，粪码头，肥田有本。”

原来，重庆城早年的下水道排污口，都朝向两江，水往低处流，这也是无奈之举。其中有两个主要污水口，一个在洪崖洞，一个在临江门。

老重庆原地属巴县，清末耿宝奎任巴县知县时，南纪门人氏杨金山看准经营粪便可以变废为宝，有利可图，乃邀约星相士周光福，一道向耿宝奎申请承包。他们获得官方批准，负责揽运下半城粪便事宜，并同意他们在南纪门长江边辟建粪码头，重庆的粪便这时候才有了集散处，并用于农作物施肥。与此同时，上半城也在临江门嘉陵江边修建粪码头，并有一个小地名叫作粪塘湾。

抗战时期的临江门

　　既然官方允许承包，那就有把头恶霸出面，谋取私利。

粪把头在码头搭篾席棚，招收流浪苦力做挑夫，到大街小巷去掏粪，各有自己的地盘，不得逾越。码头备有专用木船，从城内搜集的粪便在这里装船运往四乡，售给农民。为了增加重量，把头要往粪里渗沙注水。掏公厕是挑夫的义务，居民要求帮忙掏私人厕所，必须事先与把头协商报酬，如果谈不妥，待到家中粪坑满溢，再去求人便要层层加码。

临江门粪码头大大小小的把头不止一人，其中之一的李某，会些拳脚功夫，为特务充当过打手，是临江门大恶霸连绍华的兄弟伙，横行霸道。连绍华本人也吃经营粪便的钱，解放后被镇压。粪把头不论大小，都被重庆人呼之为“粪脑壳”。

粪把头赚的钱，除开支挑夫的工资，要向有关卫生部门纳税进贡，但仍然大有油水。虽说重庆没有上海式的肥料公司，也没有大腹便便的粪老板、粪小开，但粪把头也的确发了财，例如连绍华养有马匹骑坐，李某则购有手枪。

1920年代，曾有人在半边街（原群众艺术馆附近）设立沼气灯厂，这本是一桩新生事务。但这家灯厂规模太小，电力不足，市民不满，又嫌臭气难闻，未开多长时间就宣布停业。

1929年2月重庆建市，当局颁布了组织社会团体、同业公会的法规。把头们组织挑粪工，也成立了重庆市运肥业职业公会，会址在厚慈街，推选杨金山为理事长，共有会员1000余人。他们按行帮规矩取名“五花帮”，意为排泄物乃五谷所成，并将农历十月初一牛王生日订为会期，祀奉牛王及关帝君。

运肥业职业公会势力颇大，如果他们罢工，重庆城的卫生状况不堪设想，因此当局一般不去招惹他们。当时普遍实行壮丁制，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工人不当壮丁，而挑粪工属于工人。有一年，兵役局无意中将一名挑粪工误抓为壮丁，导致挑粪工罢工，全市公厕私厕粪水外溢，臭不可闻。市民纷纷到市政府抗议，兵役局只有乖乖放人，才将事态平息。另一次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各户应缴的除粪费未缴，再次引发挑粪工罢工。警察当局对此一筹莫展，只有转告各客户，说是水涨船高，请大家多包涵，免得事态继续扩大。

1941年，临江门码头

星移斗转 旧貌新颜

在晚清英国人拍摄的照片上，临江门十分漂亮。它的瓮城突出于城墙，外城门有一层楼阁，内城门有两层楼阁，是我们如今能看到的完整瓮城。外城门的城门洞为椭圆形，内城门的城门洞被遮挡，看不见。内城门与城墙融为一个整体，城墙均有垛口，便于守城将士隐蔽和还击。

临江门城门外是河街，城门内则是正在兴起的市中心。早年繁华地段是在从朝天门到南纪门的下半城，便于装卸货物和交易。1920年代起，城市重心从下半城转到上半城。此时的临江门，官办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已行课数年，简称二女师，每天都有白衣黑裙的女学生进出，令人耳目一新。在夫子池旧址上，修建了重庆第一座公共体育场，时常能听见年轻人欢快的笑声。附近几座洋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召唤着教徒。宽仁医院的取药处，上午总是要排队。来龙巷、柴家巷的房价已经涨了，据说有人要来办银楼、行庄。

1926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决定在城区主要街道修建马路，商家不愿承受停业损失，纷纷反对。市政当局只得决定先修城外马路，带动城内马路改造。当时选定干线三条，分别为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的中区干道、南纪门经菜园坝斜上接两路口的南区干道、临江门经双溪沟至曾家岩的北区干道。

为了修马路，重庆的城墙、城门先后被拆除，唯有临江门的城墙、城门迟迟未拆除。原因是临江门至曾家岩这段路不好修，涉及要建两座公路桥，一座在大溪沟附近，一座在富城路附近。如今看来只是两座小桥，当时的工程技术却难以解决，北区马路停工。于是临江门保留下来。

我曾采访历史老人，他们告诉我，抗战前临江门仍要开关城门。临江门城门早已没有门板，怎么办？那就是在城门洞横一根竹竿，不到时间不放行。老人说，他们小时候多次看见竹竿内外拥挤着人，轿夫及挑水工更是排成了队，等时刻一到，守城门的士兵拿走竹竿就算是开城门了。夜间竹竿一栏就算关城门，市民不得犯禁越过，否则必遭拿问拘留。城门外的河街，显然没有城内街巷走动方便，但有人因种种原因，偏偏要住河街这种僻静地方，躲避军警盘查。

抗战开始后象征性的竹竿城门没有了，外地难民大量涌入，有的家庭找不到住处，就在河街一带自建简易住宅，致使河街人口暴增。加上这时水上交通繁荣，人流拥挤不堪，当局又不重视这些地方，卫生状况特别差，天灾人祸多。1945年霍乱流行，临江门是重灾区，死了几百人。至于城墙坍塌砸死居民，暴风吹垮居民房屋，临江门也多次发生过。

旧时代的临江门码头

　　1945年1月，重庆“渝工”轮渡公司开辟了临相线，从临江门开行班船到江北相国寺。同年又开辟临江门到刘家台航线，渡江人次有增无减，异常拥挤。机动轮船的开通，使临江门更加热闹。因为从江北乘轮渡，下船就是重庆城中心，比哪条道路都便捷。1950年，重庆国营轮渡公司开辟了临磁线，从临江门开行班船到嘉陵江上游磁器口，临江门码头早晚都有人在候船。

1951年底，历经24年之久，北区干道终于修通，临江门成为交通枢纽。这时，残存的临江门城楼全部拆除，在原城门下面修建了一条人行地道，与河街相连，这条道后来改造成如今的地铁人行通道。

从临江门到磁器口的航线火爆，乘客大量增加，节假日趸船人满为患。于是，由市中区集资，修建了临江门缆车，1963年2月建成通车。 那时笔者在西来寺小学上学，多次乘坐这路缆车到江边游玩。1966年1月牛角沱大桥通车后，重庆轮渡公司撤销了临磁线及码头，该缆车线因客源减少而停运。缆车道上随后建起民房，适应入人口增加的居住需要。

临江门旧貌不存，新的临江门已经崛起。在河街旧址新建的魁星楼大厦，很长时间是本埠一处地标建筑。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早已取代洋人创办的宽仁医院，是渝中区最大的医院之一。莫道昔日风光不再，风景这边独好。

作者简介

杨耀健，渝中区人，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曾任重庆市作协第一至第三届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西南局第一书记》等书1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