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纯在隆尧一中及其晚年岁月

任泽wzh

作者：赵芳远

【注】赵芳远先生，邢台学院中文系教授，张孝纯先生的朋友 ，曾为隆尧一中语文教师

1962年晚秋，我由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隆尧一中任教，与张孝纯同一教研组同事一年。他那年36岁，正是英年有为的阶段，可他已经有了不平凡的坎坷经历。后来知道，他是唐山丰南县人，出身农家，生父是贫农。他三岁时过继给在北洋政府下属单位任职的伯父为养子，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自幼聪颖过人，能过目不忘。20岁前后，在司徒雷登当校长的燕京大学读过文学和教育两个系的专业课程。1949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北戴河临抚师范和昌黎汇文中学任教。因为学识渊博教学有方，1954年被调到河北省教研室工作。自云当过省劳模，月工资为讲师级，达120多元。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团泊洼农场劳动改造，每月仅给生活费30元。当时他已经有六个孩子，最大的才15岁，最小的尙在襁褓中；他爱人乔玉珠没有工作：这七口人都住在省会保定，依靠他来供养，由富裕的“干部家庭”，转瞬间成了“城市贫民”。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最艰难的阶段。1961年“摘帽”后，下放到隆尧一中，月工资恢复为60元。开始时教高一，讲了一课《记念刘和珍君》，便被调到高三送毕业班。第二年夏天，高中五、六班毕业，有12名学生报考文科，考上大学的9名，其中有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史大坡）。这种惊人的成功，使得他又一次成了这一方名校中的名师。

我刚到隆尧一中时，曾应急需让教高二年級11—14班俄语一个多月。在外语组的时候，便已经听到不少老教师议论过张孝纯的教学水平和在隆尧一中的特殊地位，很想去听听他讲课，却没有机会。一则，我没有教语文课，无端地去向一名“摘帽右派”学习，那是很引人注目的危险举动。尽管“反右”时我尚未入大学，未亲身经历那一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严酷斗争，但“右派分子”的遭遇和“与右派划不清界限”那些人的下场，我是见过的。所以决不敢贸然向他求教。二则，先我二三年内分配来的我的那几位师兄的业务水平，实在让他看不上眼，他与他们探讨过学术问题，总觉得淡而无味，甚至有对牛弹琴之感，因而对我们新去的几个也不感兴趣。

1962年冬季，我改教语文后，搬到东边语文组那三间大屋集体办公，彼此接触自然多了起来。他那时是“组长帮办”（副组长），协助组长白增琪工作，实际是业务上的一把手，向他请教是名正言顺了。那时，他和邓联璧老师分别教高三7—10四个班的语文课，我们只教一个班课的，每人每周帮高三批改十本作文。在向他汇报学生作文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我的看法时，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和青睐，不再把我们这几批省一级师院的毕业生看成“竹苞”和“白薯”。加上我胸无城府心地单纯不谙世故直爽敢言的性格，引起了他的好感和共鸣，逐步消除了对我的戒心，除政治问题外，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了。

所有听过张孝纯讲课的人，只要不带偏见，谁都会承认：他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绝对在中学语文界是第一流的。他博闻强记，思维清晰；讲课全身心投入，教态严肃而自然；语音洪亮，感情充沛；课堂语言准确简练，逻辑严密，中心突出。任何一节课如果作成“课堂实录”，几乎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这决不是肚子里没货单靠耍嘴皮子的夸夸其谈者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茶壶里煮饺子”的那类人所能学成的，更非以己之昏昏欲使人之昭昭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1963年春天，隆尧县文教局组织全县中学语文老师来一中听示范课。他在高三8班讲《海瑞传》。他是这样导入新课的：“上一课我们学过了孟子的文章，明白了所谓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是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那类人。我国明代的海瑞，就是这样的大丈夫。下面，请打开课本，我们开始学《海瑞传》。”接着，他以充满感情的普通话朗读课文，讲解重点难点，多次和学生互动。当他讲到海瑞不畏权贵敢于抗争时，语调高亢，充满景仰赞美之情；当讲到海瑞死后，家无余财，百姓深情相送时，他语音低缓，声带哽咽，满含追思悼念之情。整个课堂悄无声息，气氛肃穆凝重，唯闻唏嘘之声。他把自己对古代伟人的追慕和崇敬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感染了每一位听课者。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后评议时，专程来听课的隆尧名流宋勤圃副县长说:“课文好，张老师讲得更好。”他的示范课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他的才气还突出表现在对古体诗词的理解和创作方面。他阅读古代诗词往往有自己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他写古体诗也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毫不费力。1962年9月，邓联璧老师结婚时，他写了五首七绝相赠。10月，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6周年，他写了三首七律歌颂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1963年9月初，他被调出隆尧一中，正忙于办理调往邢台的手续，到我屋告别。我告诉他将返里结婚，向他索诗要字。他说:好。下午即手持一张草稿纸，说：“拿笔墨来。”当时农村买不到宣纸，我把仅存的一张高80厘米宽150厘米的晒图纸铺到桌子上，他濡墨挥毫，一首“古风”跃然纸上：“莫唱《关雎》诗，佶屈聱牙酸人齿；莫咏'桃夭’句，陈词滥调俗人耳。不如读我诗，虽拙有新意。问君何事为夫妇？笑而不答未必知。我本识途马，为君试言之……”他一气呵成写了40多句，以他自己的真切体会，又列举古今名贤，说明夫妻之义在于同心同德，休戚相关，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行楷书体，别具一格。这成了我新婚时的最好礼物。【我把结婚登记后才获准购买的8盒香烟中的最贵的那盒一角八分钱的“福”字烟给他作为谢礼。】在隆尧时，他还给另一位同事写过几十首诗，结集题字，曰《爱国集》，“文革”中被当成“罪证”交出，至今已不知其下落了。现在朋友间流传的打印稿《二乐堂诗词》，收他的遗作不足300首，不到他全部创作的二分一。

他当时在隆尧一中，是领导跟前的“红人”之一。曾不止一次领过近百元的困难补助；年终评奖为一等奖。有两次深更半夜敲开我和王安然同住的屋门找水喝，“赵书记又请我喝酒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到了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被逐步冷落疏远，终于被调离出隆尧一中。

听说：他调到邢台以后，依然是业务上被利用、政治上受批判的“重点人物”。“文革”中他自然是在劫难逃，领导运动的头目宣布：对张孝纯这类人，无论用什么方式批斗都不过分。有了上边的号召，再加上无知青少年的“革命狂热”，他所受到的残酷折磨和空前虐待可想而知。他被“红卫兵”一脚踢掉四颗门牙；为躲避毒打，他从二楼窗外坠下，摔折了脚骨；他的家属和孩子们被遣送回丰南县农村老家当社员……他又一次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阶段。

“文革”后的1978年，我被选调到邢台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与他在邢台一中重逢。那年他52岁，近15年没见，他的形貌变化很大：原来的满头乌发，已大半花白；当年丰满的面庞，变得两颊瘪进，显得清癯消瘦；尤为突出的是满口假牙，更呈现老相。唯目光炯炯、精神矍铄如旧，毫不颓唐。说话依然声音洪亮，情绪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

浩劫过后，他是一路顺风：落实政策，“右派”改正，“箍”、“咒”解除，一身轻松；家属户口转出，孩子安排了工作；1979年，他被河北省评为第一批特级教师（全省才10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拔尖人才”，搬入科技专家楼，分到两个单元；工资提高到我的两倍多；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当河北省政协常务委员；当邢台市优秀共产党员……从生活条件到政治待遇，都迅速得到了改善。

业务发展上更是如鱼得水：省、地、市多次组织观摩他的示范课；他的多篇论文在全国著名报刊上发表；他当全国著名语文刊物的封面人物，经常被外地请去讲学；他是河北省教育学会理事，全国“中语会”理事和学术委员……成为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之一。

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和影响，是晚年倡导的“大语文教育”思想及亲自实验，曾多次获得不同级别的奖励，至今全国仍有不少学校在推广施行，有关经验总结论文已结集成册，公开发行。

张老师虽然在晚年赶上了清明盛世，使得他能够昂首挺胸，扬眉吐气，春风得意；但是，不少朋友觉得，他有两个严重的弱点：傲气和热衷于“政治”。傲气使他远离了不少同行，也使人反感；热衷于“干政”，使他得罪了一些权贵及其走卒。不少人当人大代表，是在享受荣耀，他偏要较真，带头去查不正之风。纵然他有一身正气，也抵挡不住已形成气候的社会歪风啊。假如他一心一意搞业务，那将会有更多的教学成果惠及后人，不会招惹那么多麻烦。尽管他是出于公心，为民请命，但又能得到多少真正有力的支持呢？

1983年初夏的一天，他老伴让孩子把我和邓联璧老师请去他家。原来是他把邢台市某几所学校为追求升学率而采取的“非常手段”，捅给了上边，引起一片哗然，他成了众矢之的。他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却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对立面，有个别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咒他早死。家属甚至接到了威胁的信息；他也感到了一定压力，出门要带一根拐杖，以备受到突然袭击时用来自卫。她请我们去，是想让我们劝他回心转意，不要再往上边写信，招惹是非。举世皆浊，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就是好人了；仗义执言，自无可厚非，但单枪匹马势单力孤，能成了“反腐英雄”？……我倆开口没说几句，他把桌子一拍，猛然站起，勃然大怒：“张孝纯就这么点长处，如果去掉了，那还是张孝纯吗？”坐在旁边的我们倆、他的老伴和三个孩子，面面相觑，尴尬至极。冷场了好一会儿，我们只好说：“好了好了，你不要为了别人的事情，气坏了自己的身体，那就自己看着办吧。”他的“顽固不化”,坚守人生信念，既使我敬佩，自愧弗如，又使我为他担心：纵观中国的历史，哪里有“书生”斗得赢“政客”的记载？明代的海瑞，勇斗歪风邪气，不是也曾碰得头破血流屡遭贬谪吗？何况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谁又有能力扭转社会风气？所以，古往今来，许多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面对无力解决的社会矛盾，只好枉自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他这种“勇于干政自找麻烦”的“毛病”，发展到1980年代后期他成了河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时，不仅没有“收敛”，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连教育行业以外的腐败现象，有人反映给他，他也要挤时间去过问了。这自然引起更多人对他的的嫉恨。

他在这多重矛盾斗争中生活，既分散了他搞教学实验的精力，也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1992年4月，在身体普查时，医生怀疑他肺部有癌变；5月中旬，在省医院确诊。回邢台后，他写了给市级领导的“报告信”（14页，实为“遗嘱”，后归入他的个人档案），表情轻松地拿给我看。信中简要地总结了他的一生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病魔，重返教坛。其中最大亮点，是告诫家人在他身后不许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当时，我尚且看不出他有丝毫病容；同时，也不敢想象，那样一颗聪颖而睿智的头脑，积攒了几十年，才装了那么多知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停止思维而化为灰烬，那真是一件多么无可奈何且又非常悲哀的事情啊！我只能对他进行安慰和鼓励，并对信中的一些话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一笑置之。5月21日，他赴京治疗。8月16日自钓鱼台医院来信说：“自7月31日起，接受化疗，折腾得我死去活来…癌病可以毒死我，但决不会吓倒我。”他的精神依旧振作，且有诗作为证（见《二乐堂诗词》）。8月20日，我的女儿女婿赴京去医院看他。回来后说他骨瘦如柴，斜倚病榻，鼻中插着管子，嗓音沙哑，样子十分可怜；唯精神尚好。我那一段工作特别忙，却时时惦念着他的病情。10月5日，听说他已回邢台，住市三院老干部病房。我和邓老师两家人去看他。见他精神尚可，思维依旧清晰，能自由走动，自己吃饭；唯化疗影响了说话，发音吃力，满头苍发掉光，新生的毛根头白似雪，突显老态。他感谢市政府领导，为给他治病用了最好的药。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有病早治，以免耽误。看当时情况，活过春节不成问题。

探望过后的20天，1992年10月25日，67虚岁的张孝纯病逝于邢台市第三医院。29日，由市八中主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200余人，包括他亲自任课的那两个班的学生。他的遗体上覆盖着党旗。他的嫡传弟子张国生泪流满面，站在遗像旁边，执弟子礼，很是显眼。事后尚有人对此发表议论，而我能够理解：张国生是他的老学生，几年来与他一起搞实验，深得他的真传，进步很快，年纪轻轻就成了高级教师。他为恩师行弟子礼，不是矫情，而是出于一腔真心。

他去世前的最大安慰，应该是一个月前的9月22日召开的由河北省教育学会出面组织由邢台市教委承办的“大语文教育”推广会，全省各地、市都派来代表参加。会议在矿务局招待所举行，由省教委副主任安效珍主持，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和一些兄弟省市教育学会发来了贺电，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如他的挚友刘国正先生（即著名诗人刘征）等赶来参加。可惜的是他已不能出席，由他的老同事邢台市一中语文特级教师陈臣仲老师代读了他亲自执笔写的简短的书面讲话，表达了他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他的弟子、教改实验合作者张国生代他作重点发言，详细介绍了“大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实验情况。他的教育创新思想，得到了一次相当规模的宣扬和上级领导的肯定。

但他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的：他的“大语文教育”实验还正在进行中，尚有待于总结和完善；他计划中的几部书稿还没有正式动笔；他的诗词整理则刚刚开始，尚未辑录成册；他的爱妻和子女还指望他带给她和他们更多的幸福；跟他老两口长大尚未成年的外孙子更让他割舍不下……

朋友们也都为他未能尽展其才而深深惋惜。我最为感到遗憾的是：退休之前，各自奔忙，顾不上多去他那里，听他讲诗说文，海聊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奇闻趣事，这些多是在一般书上见不到的，也是在普通课堂上听不到的。现在，我已经有了充裕的空闲时间，而他却提前告别了这个世界，这怎能不使人格外痛惜！

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和邓联璧、李国德、宋廼吉、高蓬洲等五人送的挽联是：

三尺讲坛，莘莘学子，今后难见先生面；

半生友谊，谔谔直声，从兹何处觅张公？

他逝世后一周年和三周年的10月，河北的《语文周报》和上海的《语文学习》，分别发表过纪念他的文字。而《中华诗词》名誉主编刘征先生为他的《二乐堂诗词》写的《序》中对他的为人和作品，给予了准确而中肯的评价，更可谓知人论世，尤见真情。身后若此，张公若泉下有知，亦可以瞑目矣！

【此文是2008年冬应隆尧一中建校60周年印纪念文集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