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震撼灵魂的作家

蓝天心海

　　《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先生，是启迪我人生前进动力的导师。在我青春岁月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我们贫瘠的心灵接触到叶剑英元帅的《攻关诗》，郭沫若的《向科学进军》。其中，徐迟先生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对我们人生价值观的树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是徐迟先生塑造的陈景润形象，深深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促使我刻苦努力发奋学习，要当一名像陈景润一样的科学家。虽然资质平平，条件有限，科学家的没当成，但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读书学习，辛勤耕耘努力没有白费，终有收获，最后有幸成为一名教师。

其实那时恐怕不止是我，八二八三上大学的那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向科学进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曾经的宏伟目标。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曾经给我们极大的启迪和鼓励。

　　还有后来的坐在轮椅上的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海迪姐姐没上一天学，硬是妹妹和家人帮助下自学完大学本科学业，还翻译了《海边诊所》，这令很多同龄的正常人感到惭愧；在袁伟民教练指导下，靠拼搏连获五连冠的中国女排，这些靠奋斗成功的优秀典型叠加在一起，构成了那时我们年轻一代精神家园的生命底色。

　　可是后来，转入九十年代，风向变了。我们这代理想主义者的命运也有了极大的转折。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处处以发展经济为目标，市场经济开始，农村集体解散，乡镇企业承包，国有工厂也开始改制，所谓的铁饭碗被打破，拜金主义开始盛行，人人忙着挣钱，人人下海经商，个个当老板，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影星歌星舞星走红，而和老作家徐迟一样，那些做着科学梦的人成了书呆子。企业改制，那些普通的职工下岗，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不少人拿了几十元或者几百元买断工龄，自谋生路。读书的大学生靠辛勤劳动老实本分的普通职工农民 都不再吃香，而那些头脑活泛，善于疏通关系，看准时机善于投机钻营倒买倒卖的人，甚至造假制假的人开始一夜暴富。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女学生成了成了时代弃儿，那些在工厂上班的小家闺秀最终成了下岗职工，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目无法纪敢吃敢下的人成了老板。女秘书，舞厅的舞女，饭店的女招待成，发廊的按摩女夜总会的小姐，开始腰包变鼓，姿色成了一些女性走向成功的捷径。

原来走俏的哲学书文学书科学书逐渐走下坡路，在书店开始遭人冷落，无人问津，而那些时尚杂志，言情故事，武打色情录像带开始畅销。那些严肃的作家诗人学者科学家不再吃香，歌剧舞剧京剧遭人冷落，通俗文学言情小说开始走红。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科学家工匠不吃香了，大学生学历贬值，人们读书热情降了，书籍报刊特别是介绍科技文化和帮助学习的正统的书籍，在新华书店里开始滞销，有的甚至论斤卖都无人问津。但武侠小说言情谢谢说，写明星八卦趣事轶闻的大报小刊开始流行……

徐迟先生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发展，开始转变，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

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两者悬殊如此之大，他想不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

徐迟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最后1996年12月12日 12时，徐迟先生跳楼自杀。

　1996年12月12日 12时，徐迟先生跳楼自尽！徐迟老先生那纵身一跳，照出了世界的荒唐。　关于徐迟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他曾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忧心忡忡。”

叶浅予说：“文学决不应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作家应担当道义，坚守品格。”但同时感慨：窗门大开，苍蝇进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个人力量有限，只能洁身自好。我劝徐老：“您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想开点，今后应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而把创作放在第二位为宜。”徐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和诗人晏明很久不见了，你回京后代我问好。”我说：“一定一定。”见他忙于临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苕霅的溪水上》是现代诗人徐迟于1936年10月创作的一首新诗。

诗是这样写的：

苕霅的溪水上

苕霅的溪水上，

荻芦的塘岸，

故乡的竹篱，

短墙上繁茂着牵牛花——

圣杯与承露的瓶啊。//

江南的帆樯

航行着的运河线上，

虽然是暗黑，空虚的大，

然而可爱的是

从祖父传下来的屋宇。//

七十二峰的太湖的风，

风吹着，

水田，桑林，祠庙与屋宇，

在故乡的住处，

感情与诗奇怪地融合了。//

东栅，吊桥湾，洗粉兜，

有那样昳丽的名字的地方，

水车与芙蓉鸟唱着俚俗的歌谣呢。

兴啊福啊的小桥与小巷，

平和的象征，静穆的长廊，

我的恋的指南针是向着这里的。//

小姐们衣着辑里村的盛誉的丝，

幸福的地图上，恋的生地与归宿，

何况是晴和的春秋佳日？//

我骄傲苕霅的溪水上的故乡，

这是我的生地，我的慈母的生地，

而且现在又是，在那肥腴的土地上，

栽下着我的恋了。

徐迟，原名徐尚寿，据他自己说“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吴兴县古镇南浔。我们那儿是鱼米之乡。南浔有小莲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我父母亲都是老师。我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但没有弦乐。我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这样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我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会后搭车赶回浙江南浔。可见我对音乐是十分迷恋的。我特别爱听古典音乐，家里有几张留声机唱片，我想买一架落地唱机，闲来听听。”

由此可见，徐迟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兴趣高雅，喜爱读书，喜爱音乐，由很高的艺术素养，这为他以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徐迟就出了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 除《二十岁人》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

谈起诗歌、诗人来，徐迟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徐迟说：“论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接着讲艾青排第四的原因“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来的杰出诗人。你看他在上海监狱里雪晨写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么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大堰河，今天我看到了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乳儿回忆幼年深情，弥漫于诗行之间。”

从有的资料中，我读到了徐迟的小诗：

恋的透明体

文/徐迟

贮着葡萄的碟子

贮着水晶的葡萄

一颗，一颗地。

这一颗是我了解你，

这一颗是你了解我。

放在桌上，快乐着，

消灭着，复增加着，

这些恋的透明体。

这两颗是我了解你，

这两颗是你了解我。

眼：恋的透明体。

这首别致的小诗，有着浓浓的爱的味道。通过彼此的注视，有一种爱的默契和深情。眼睛也成了爱的载体，那种爱的凝视，是可以让爱情不断升温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互相注视，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感情。整首诗，在结构上是比较有特点的，先从葡萄说起，最后落脚点在眼睛上面，这两者又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才有了文中，这一颗，这两颗的递进关系。通过上面的比喻，将爱这个因素加进来，为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下就鲜活起来。瞬间让读者感到了恋爱的美妙之处，那就是四目相对时的，那种眉目传情，想想都让人心动不已。诗人赞叹着恋爱的美好，通过比喻和联系，将爱呈现在读者眼前，有一眼万年的感觉，这爱也是纯洁透明的。

徐迟最盛的时候，大概在1978年。

　　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之作，诉说着徐迟用形象语言描绘陈景润在抽象数学高原上艰苦攀登的华彩篇章；背诵着文中描写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记着作者所说的高等数学演算篇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啊，这哪里是记者采访的新闻语言，绝对是诗人的妙笔生花。

报告文学中的描写激动人心：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他父亲是邮政局职员，老是跑来跑去的。当年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他父亲不肯参加。有的同事说他真是不识时务。他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操劳过甚的妇女，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六个、其中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和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孩子生得多了，就不是双亲所疼爱的儿女了。他们越来越成为父母的累赘——多余的孩子，多余的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他就像一个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似的，来到了这人世间。

陈景润的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在家里并没有得到乐趣，在小学里他总是受人欺侮。他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不，是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只是他瘦削、弱小。光是这付窝囊样子就不能讨人喜欢。习惯于挨打，从来不讨饶。这更使对方狠狠揍他，而他则更坚韧而有耐力了。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内向的性格。他独独爱上了数学。不是因为被压，他只是因为爱好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当他升入初中的时候，江苏学院从远方的沦陷区搬迁到这个山区来了。那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也到本地初中里来兼点课，多少也能给他们流亡在异地的生活改善一些。这些老师很有学问。有个语文老师水平最高。大家都崇拜他。但陈景润不喜欢语文。他喜欢两个外地的数理老师。外地老师倒也喜欢他。这些老师经常吹什么科学救国一类的话。他不相信科学能救国。但是救国却不可以没有科学，尤其不可以没有数学。而且数学是什么事儿也少不了它的。人们对他歧视，拳打脚踢，只能使他更加更加爱上数学。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唯一的乐趣。

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是死于肺结核的；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父亲又结了婚，后娘对他就更不如亲娘了。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到福州。陈景润进了三一中学。毕业后又到英华书院去念高中。那里有个数学老师，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航空系主任。

老师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他在数学课上，给同学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学知识。不爱数学的同学都能被他吸引住，爱数学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枝，名叫“数论”。十七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五世纪的祖冲之算出来的圆周率，比德国人的奥托的，早出一千年多。约瑟夫（指斯大林）领导的科学家把月球的一个山谷命名为“祖冲之”。十三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意大利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甚至没有享受过多少童年的快乐。母亲劳苦终日，顾不上爱他。当他记事的时候，酷烈的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他还这么小，就提心吊胆过生活。父亲到三元县的三明市一个邮政分局当局长。小小邮局，设在山区一座古寺庙里。这地方曾经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但那时候，茂郁山林已成为悲惨世界。所有男子汉都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无一幸存者。连老年的男人也一个都不剩了。剩下的只有妇女。她们的生活特别凄凉。花纱布价钱又太贵了；穿不起衣服，大姑娘都还裸着上体。福州被敌人占领后，逃难进山来的人多起来。这里飞机不来轰炸，山区渐渐有点儿兴旺。却又迁来了一个集中营。深夜里，常有鞭声惨痛地回荡；不时还有杀害烈士的枪声。第二天，那些戴着镣铐出来劳动的人，神色就更阴森了。

陈景润的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在家里并没有得到乐趣，在小学里他总是受人欺侮。他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不，是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只是他瘦削、弱小。光是这付窝囊样子就不能讨人喜欢。习惯于挨打，从来不讨饶。这更使对方狠狠揍他，而他则更坚韧而有耐力了。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内向的性格。他独独爱上了数学。不是因为被压，他只是因为爱好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当他升入初中的时候，江苏学院从远方的沦陷区搬迁到这个山区来了。那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也到本地初中里来兼点课，多少也能给他们流亡在异地的生活改善一些。这些老师很有学问。有个语文老师水平最高。大家都崇拜他。但陈景润不喜欢语文。他喜欢两个外地的数理老师。外地老师倒也喜欢他。这些老师经常吹什么科学救国一类的话。他不相信科学能救国。但是救国却不可以没有科学，尤其不可以没有数学。而且数学是什么事儿也少不了它的。人们对他歧视，拳打脚踢，只能使他更加更加爱上数学。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唯一的乐趣。

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是死于肺结核的；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父亲又结了婚，后娘对他就更不如亲娘了。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到福州。陈景润进了三一中学。毕业后又到英华书院去念高中。那里有个数学老师，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航空系主任。

老师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他在数学课上，给同学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学知识。不爱数学的同学都能被他吸引住，爱数学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枝，名叫“数论”。十七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五世纪的祖冲之算出来的圆周率，比德国人的奥托的，早出一千年多。约瑟夫（指斯大林）领导的科学家把月球的一个山谷命名为“祖冲之”。十三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意大利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家毕朱，也早出了四百多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数学好像是特具禀赋的。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中国是数学的好温床。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他说，当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他的著作共有八百余种）；还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他说，他先在地质、地质力学等学科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隐索微；还准备出门，到流体力学和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里去踏访。他说，科学界人物峥嵘，为国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愤怒的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受到魑魅魍魉们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落泪千滴万滴，不堪回首。但是，严冬过去，春天已来，气候转暖。危机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转折，我们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诗人激情洋溢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掌声。

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此时，徐迟已接受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委托，和责编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密林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的重大贡献去了。除夕前后，他们钻进偏僻蛮荒的原始森林里埋头苦干。他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国性轰动，诗人点起的这支数学火把，已照得华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读《猜想》之文，家家议景润之事，盛况空前。

徐迟采访完毕，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慎重送给当地领导审阅，然后和周明一起，携稿回京。

关于书中人物蔡希陶，徐迟这样说“是蔡希陶参与了云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树油、香叶天竺油的开发；是他发现、确定了中国北纬21度至23度昆明之南广大土地适宜种植橡胶；是他引进了美国大金元优良烟种，经过试验栽植获得成功，从而使橡胶业、烟草业如今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产业。你看科学家的劳动，为国家创造了多大财富！”

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后，又赶写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领跑者。在他带领下，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黄宗英在《十月》上发表了我编的、写农业科学家秦官属的《大雁情》，《人民日报》登出了陈祖芬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在《新体育》上刊登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像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呵！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什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晚上我还作了一个梦呢。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轰的一声大笑了。

但是陈景润没有笑。他也被老师的话震动了，但是他不能笑。如果他笑了，还会有同学用白眼瞪他的。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

第二天，又上课了。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上了几个答题的卷子。他们说，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了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得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第二年，老师又回清华去了。他是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全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沈元。他早该忘记这两堂数学课了。他怎能知道他被多么深刻地铭刻在学生陈景润的记忆中。老师因为同学多，容易忘记，学生却常常记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

福州解放！那年他高中三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一九五○年上半年，他没有上学，在家自学了一个学期。高中没有毕业，但以同等学历报考，他考进了厦门大学。那年，大学里只有数学物理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数学组，但只四个学生。到三年级时，有数学系了，系里还是这四个人。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四个人提前毕了业；而且，立即分配了工作，得到的优待，羡慕煞人。一九五三年秋季，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在第X中学当数学老师。这该是多么的幸福了呵！

　　徐迟是翻译家。他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既然是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他和钱锺书一样，推崇林琴南的译文。他曾译过莫德的《托尔斯泰传》、荷马的《伊里亚特》、梭罗的《瓦尔登湖》、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汤达的《巴尔玛修道院》，以及《雪莱诗选》，对翻译之道有独到的见解。

湖北团的老诗人曾卓。曾老和徐迟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问。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

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两者悬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对此他想不通。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实在想不通。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鱼（名真实假）、假米（米中掺沙）等假货充斥市场。食品掺假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他想不通世风为何如此颓败，道德为何如此沦丧。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尚未展开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苍蝇，更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反贪、反腐、反奢、反黄、反假的执法行动，故社会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贿赂横行、贫富悬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

徐迟对此深恶痛绝。他是个对宪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不由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破灭。他想起了他译述《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1828—1910）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他想步这个大师的后尘，也在82岁（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只以为这如他诗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抒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徐迟已选定时间，要摆脱当时那种泥沼般污浊的生活。

徐迟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别人很难辨认地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

时间终于捱到了他选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悄悄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走出阳台门，悄悄推开窗子，向外纵身飞跃……

啊，是他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

岁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迟，不愿与假恶丑为伍，毅然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

徐迟先生走了，但他的作品还在，他的精神还在，像他一样持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很多人还在，徐先生的人格和精神还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和未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精神支柱，需要灵魂寄托，需要理想和志向，更需要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变得强大不可战胜。如果人人都只顾眼前，只顾自己，不虑长远，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盛行，沉迷声色犬马，会毁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前苏联灭亡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