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儒轻利的灵石商人

景茂礼

　　灵石位于山西中部，是历代三晋商旅往来必经之处。《山西对外贸易志》：“灵石是古代山西三大都会之一……为商贾必趋之地。”《中国交通史料汇编》注释中记载：“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钺十六枚，钺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时代所铸（相当于中国西汉末期）。”这不仅说明灵石商业兴起较早，而且说明已开展了对外贸易，从贾胡堡（西域商人聚居而名）、高壁店、许家店、燕家店、新店、店上这些古驿道上因商而得的村名中亦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由于记载缺略，灵石宋元之先商业状况已难考究。明代时，灵石商业进入极盛时期，行业之广、从业人员之多已形成一定规模，很多家庭逐步从农耕走向业儒、力农、务工、经商四位一体，这从众多遗存碑记中均可看出。到清代，灵石商人一枝独秀，在晋商中独领风骚，它的特点是重士之念胜于重商，重义之念胜于重利，重书之念胜于重名。

重士之念胜于重商

“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居资万千”，这是灵石静升王家明天启五年（1625）《王氏源流碑记》所刻文字，客观地记载了王氏家族业儒、力农、务工、经商四位一体的史实。不可思议的是，撰文者将经史传家的“士者”列于首位，逐利湖海的“商者”排在最后，足可见其家族重士轻商之心态。两渡何家《皇清诰赠五德何公（何溥）碑铭》：“（何溥）少时家计虽贫，志气特异……既长，读书不成，去而经商，凡有筹划无不当者，数年之间遂积万金。使人尽持其资至北口外买松杉木，结为筏顺河流泛下至壶口，木悉沉不出，其人大恐，急走归告公，公颜色不变，徐曰：若能复往，吾更资万金，必得大利。其人遂往至故处，新木与旧木相冲乃悉出其数，更逾旧皆昔时人所沉者，遂获利数万。”“天津商有积木不售，皆大困，公谓其同事曰此奇货可居，众皆不信。公尽号其木，期以三月给值。未几，木价大昂，利乃数倍。众问公曰：众商皆以木致困，公得之反以获利何也？公曰：此货殖之常，顾诸君不悟耳，岂不闻贵弃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乎。众皆曰：君乃以学闻服贾者也。……数十年之间，积金十余万。”从这段碑文中可以看出，灵石商人精于经商、善于经商的胆识与才能。但是何溥发财后把大部分资金用于“办学校、课子弟”，在他的子孙中几乎全部致力耕读，很难找出单纯经商之人，仅他一人之后四代人内就出进士9人、举人6人，其余大部分均为生员、监生、贡生，实职授官者达20余人。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晋商而言，大多谓读书多贫穷不若商贾能致富，认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富裕也”，视读书轻而视商业重，才华俊美子弟率皆出门经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已在校读书的佼佼者竟让弃儒从商。反映在地域的名谣中：“生子有才使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等。而在灵石商人家族的历史资料中，字里行间几乎全是“学而优则仕”“以农为本”“忠孝仁义”等儒文化的产物。翻开灵石何、王、梁、陈四大家族的家谱，几乎清一色都是“耕读传家”。看一看王家的楹联：“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示儿孙两条道路惟读惟耕”“藏书万卷教子学孔孟之道，买地十亩种松结梅竹为友”“万卷诗书四时苦读一朝悟，十年寒窗三鼓灯火五更明”等，贯穿其中的就是一个字“读”，把习称的耕读二字亦写作“读耕”。再看看何家的记载：“始祖岁贡君，以儒术起家，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续明经，垂为家学。”“游胶庠、入成均、举孝廉、曳纡朱，相间不绝，亦诗书世业之验也。”“族中设立皋比，竟延名儒硕士课子弟，至闾左人不能授书者，贷出修脯收入义学，终其敦诗说礼，不坠先人遗训……”满目都是读、读、读，很难找到“商”字的存在，不仅俊秀子弟读，其他子弟亦读；不仅自己家庭子弟读，还帮贫困家庭子弟读。真乃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四大家族”中，几乎都建有书屋、义学、书院，为培养中高级知识分子创造了必要条件，仅有清一代何家就出进士15人、举人16人，贡生、监生、生员层出不穷，为官者不可胜数，山西一带曾有“无何不开科”之说；王家进士4人、举人9人、监生211人、生员107人、为官者101人；梁家进士2人、举人7人、监生189人、生员107人、为官者185人，占到族中丁男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陈家举人10人、监生76人、生员7人、为官者44人。可见，灵石商人重士之念胜于重商。

重义之念胜于重利

俗话说“干啥像啥，担上啥卖啥”，商人本来就是以本求利，以获得最大利益为愿望，故大多数商人发财后主要资金几乎全部用于扩大经营，以商养商，以利滚利，求得百万、千万，无有止境。而灵石商人却是为了以商养士，以利扶农，是以子弟科举成才、家有良田百顷为最大愿望，经商发财后主要资金大部分用于买地、建宅、办学、攻书。静升王家，虽为灵石巨富，但富而重士，创办义学、修建“养正书斋”，不仅教育本族子弟，还帮助乡梓贫困儿童读书成才，多次捐资或独资重修县城文庙和静升文庙，为有志科举的子弟创造良好的学习场所。其次，修桥补路、赈灾济贫也是主要开支之一。修建杨树沟桥、锁浪桥，修建静升通往沁源的道路，掘池蓄水扩大良田灌溉面积，灾年远购粮食计口授粮经理救灾等。有的人更是一生以义为重。王绶来，族中凡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者全力帮助，“历年所费万金”，村东旧有义学一所，房屋俱存而缺少学资，他捐银700两买田若干亩延师讲学，又念村西子弟与村东义学相隔较远，命其子在村西李家巷买地动工，费银4000两建成村西义学“端本书屋”，并捐银800两请名师执教，其他诸如为贫民施衣被、捐棺木、送医药、供食粮，为村中修庙堂、建祠宇、开渠道、通河沟等等义举，他都视为己任，在所不辞。

　　两渡何家，笔者查阅了大量家族资料，试图找出族中经商者的轨迹，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灵石商人的心态，但得到带有“商”字的记载仅发现如下几条：“垂绅公，翰林院四译馆生……幼家贫出外经营，在白沟河三十余年，逐渐丰裕。”“五德公……读书不成，去而经商……数十年间积金十余万。”“彪公，少业儒读书通大义，功名不遂乃贸易京师，遂以巨富。”何五德在清康熙时就积金十余万，不可不谓是当时之豪商巨富，而他有了钱同样是建书院、课子弟，修桥梁、助公益，赈灾荒、济贫困。先是创建义学以教乡中子弟，继而建成“双藤书院”培养科举高级人才，由此“邑人成才者亦甚多”，一时名气为之大振，“科甲鼎盛，海内艳称”，社会名流、达官显贵，纷纷赠匾“父子翰林”“兄弟同榜进士”等，为何氏家族争得巨大荣耀，也为灵石增添了无限荣光。两渡隔汾河与西北乡村相峙，行人靠舟楫往来非常不便，何五德子孙三代慷慨募资捐金，最终建成两渡至今有史以来的巨大工程——秋晴石桥，可见灵石商人重义之念胜于重利。

重书之念胜于重名

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事实，仅在清代灵石商人就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人才，不论文臣武将，大都为官清廉，爱民如子，至今留于各地的功德碑、去思碑均有据可查。文化方面的贡献更是不菲，不仅参加了许多国家重要书籍的编修，而他们自己著述亦颇为丰富。何思钧，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总校官；何道生，著《方雪斋文集》12卷；何耿绳，著《退学斋诗集》5卷；何福堃，著《午阴清舍诗抄》16卷、《芬响阁初稿》10卷；何庆澜，著《竹枝词百首》；梁绘章，著《慵岩诗稿》4卷；梁枢，著《瘦吟草》诗集2卷……成绩较大的是耿文光和杨尚文。

　　耿文光自幼嗜书，精于四库提要之学，清同治壬戌科举人，应进士不第遂闭门著书，著成《仁静堂书目》8册、《目录学》20卷、《苏溪渔隐读书谱》4卷等书。其所著《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历时13年四易其稿，全书共146卷，著录书籍266种，分经、史、子、集四部45类，共200余万字，是《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提要式书目，民国23年“山西文献委员会”编辑出版大型晋人学术丛书——《山右丛书》，此书被收入第一部首先出版，篇幅竟占到该丛书的四分之一。他伏案著书立说，潜心教书育人，被清山西学政王廷相赞赏为“积学之士，教职中第一流人物”，他殚力收书，所藏至8万卷，他的“万卷精华藏书楼”名闻三晋。

　　杨尚文，祖辈居官兼经商，家资颇富。他本人亦善于经营，资金雄厚，张兴尧《堪隐斋随笔》中记载：“墨林（杨尚文，字墨林）素有富豪名，设典肆70所，京师呼之为‘当杨’，挥手万金无吝色”。他在经营当铺之余，悉心研究文史著述兼工书法，读书藏书编写秘籍，被称为“名动京师”的文人，斥巨资刊印丛书是人文晋商的杰出代表，成为当时之名士。在《辞海》《丛书集成初编》《山西名人大辞典》《晋中历史人物》《山西省藏书家传略》《中国丛书综录补正》等书中，对他均有专门条目记述。他曾用多年精力编辑刊印的《读书纪略》《桂氏说文义征》《永乐大典目录》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尤其是《永乐大典目录》是永乐大典唯一存世完整的目录，成为至为重要的国家宝贵历史文献。他在清道光年间刊印《连筠簃丛书》12种112卷，更是费尽心血集一生收藏刊印之大成，内容涉及历史、地理、金石、声韵、数学等，是精、博、实用与罕见为一体的善本丛书，对我国的文化继承和传播做出较大的贡献，必将继续为弘扬祖国文化体现出其历史价值。这些文化成果现均存于北京、山西等地图书馆。可见，灵石商人重书之念胜于重名。

　　灵石旧城与灵石介林古照片（第一幅为灵石“仲谋照相馆”燕长记1942年拍摄）分别为灵石驻军唐古樵1936年春与日军侵灵期间（1938—1945）日军拍摄，分別刊登于1937年《柯达杂志》与1940年日文版《古木部队写真集》，笔者购买上述作品后翻拍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