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杂忆 （五）

钦群

　　婆婆随着我们一家的搬迁，独自回到上海小女儿家。我因此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失宠日子。

到南京后，我母亲先在南京教师进修学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进修，这期间我在离进修学院不远的五台山幼儿园也度过了三个月的美好时光。这家幼儿园比通中附幼还要大，还要好，教室内摆放着一架大钢琴，比我原来幼儿园的脚踏风琴厉害了不知多少倍。园内的老师都讲普通话（与通中附幼老师一样），起初老师还担心我外地迁宁，可能因为语言因素而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问了我两句后，这个担心很快就没有了。

随着我母亲正式调入南京市二十八中学起，我的童年回忆便开始出现了阴影。

为了接送方便，我母亲把我送进安品街上紧挨着二十八中的一家民办幼儿园。这家幼儿园设在一个老式的四合院内，进门首先跳入眼帘的是搁在所谓教室门口的红色马桶，也就是小朋友们的“方便”之处。一个与我母亲年纪相仿的老师和一个与我婆婆年纪相仿的阿姨，带着十来个小朋友，构成了这家幼儿园的全貌。这与我之前上的两家幼儿园的反差也太大了。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那老师和阿姨的话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要靠她们打着手势，我估摸着点头或摇头来进行回答，我都不清楚我们之间谁是聋人谁是哑巴了。

人们常说：逆境能激发人的潜能和斗志。我不知道，五岁的我，当初是否就是在如此糟糕的就学环境下获得的某种能量。

起初，我是强烈地表达我不想上幼儿园的愿望。母亲为了哄我，每天必定在早点铺子里买上豆浆、油条，让我吃饱渴足，再送我至幼儿园。对此我十分不情愿，直至某天早上，我将手中的豆浆打翻在地，一屁股赖在马路边，死活不肯站起来，母亲看了看手表，焦急地让我快起来，并说：“来不及了，你我都要迟到了”。见我没有任何想起身的意思，我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我举起了巴掌。这一巴掌尽管不重，但却让我嘴里冒出一句不仅是我母亲，就连周围路人都惊诧不已的话：“你是个大右派！”。

多少年后，我母亲与我一起谈论此事，问我怎么想起来说“右派”这个词，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当时的概念里，“右派”不是好人。既然不是好人，不与你同行也就顺理成章了。看来，当初那个似懂非懂地我，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时代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这幕花絮以后，送我上幼儿园的任务，便转交至我父亲手里，因他的工作性质，无需坐班，不存在迟到和早退一说。从他送我去幼儿园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空子可钻。他只送我至幼儿园的巷子头，然后目送我自己进那四合院，他便返身转弯离去。第二天起，我如昨那般走至四合院门廊，并未进院，然后悄悄扭头回望，见父亲背影已不见，立马从巷子另头跑至水西门大马路。

这条马路我不陌生，曾与父母乘公交4路汽车直抵终点站新街口。于是，我沿着莫愁路向北，然后到汉中路右转，到了新街口转盘，找准孙中山先生面向的方向一路向南，二百米左右至淮海路与石鼓路交叉口，过了中山南路，便到了省话大门口。

这条线路，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徒步只用了十来分钟，放在今天，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这完全可以印证那个关于逆境产生能量说法的准确性了。

从那天起，我就这般很有规律地从幼儿园门口开始逃窜，一直回到省话的家中，然后在中午前，我父亲没到家前，再从石鼓路方向（早晨父亲送我上幼儿园的线路），沿小路走到二十八中，找到正在食堂就餐的母亲，谎称我在幼儿园没吃饱，让母亲碗里留一口饭给我。下午就干脆赖在学校不是说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总之，就是不想再去幼儿园。我母亲多少也知道我的心思，觉着上半天幼儿园，吃个中饭也行，反正她一般下午课也不多，就迁就一下我得了。

揭开真相的那天，是我母亲去幼儿园交下学期伙食费的时候，她从园方得知，这半学期我只吃了一个星期的午饭。也就是说，每天中午到她那里的我，其实都是空着肚子的。另外，逃学半学期的真相也大白于父母的眼前。

这件事，从我母亲口中多次提起。每每说道，她都是又气又怜，气的是我竟然如此胆大，骗了她那么久；怜的是小小年纪的我，那些日子的中餐就是残汤剩羹，连果腹都谈不上啊。

回顾这段近乎富有喜剧色彩的往事，其中或多或少也夹杂了些悲凉。反思我身上的叛逆性，或许就源出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