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警卫团分兵南下

军营子弟

作者：欧致富

朱德警卫团分兵南下

作者欧致富，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朱德警卫团）团长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根据地各地传来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那时，整个太行区抗日根据地一派大好风光，各个部队在一九四四年战斗、练兵、整风、生产都获得全面丰收，根据地不断扩大。总部及一二九师所在地区的晋东南，已扩展成晋、冀、鲁、豫大的解放区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敌寇，都龟缩到县城以上的据点里，照例每季度一次的“大扫荡”，现在也无力进行了，各个据点里的敌人已被我主力、游击队重重围困着，像沁源县城之敌，已被我军民围困了一年多。我们把这股敌人逼到没粮吃、没水喝的绝境了。

我们总部特务团，经过一年多的整风、生产、练兵，也是厉兵秣马，精悍异常。三月，总部下达命令，要各部队相机夺取县城，我们特务团的任务是，在左权县独立营配合下，四五月间攻下左权县县城。

正是这当儿，突然接延安来电，令我火速只身出发，到延安领受新任务。一提起延安，我不由兴奋起来。我一九三七年初在红大毕业后等待分配时，曾在延安停留过两天，当时因为形势紧迫，我来不及饱览延安风光，就奔赴抗日前线了。整个抗战期间，我们在太行前线，打日寇、斗敌顽，不让日寇一兵一卒过黄河。这一切，都是在履行保卫延安的神圣职责。

此去延安，我总觉得任务非同小可。如果是要我在根据地内继续执行战斗任务，就无须远涉千里去领受任务；如果让我改任地方工作，也没此行的必要。于是，我匆忙地交代了工作，于四月中旬，即在接到电报后的第四天，我便带着两个警卫员，披星戴月出发了。一路上，虽然不似前几年担心受日寇“扫荡”队的袭击，却受到了封锁陕北解放区的国民党顽军二鬼子伪军搜索之苦。好在有各地武工队接送、掩护过封锁线，有地方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负责安排住宿，我们总算一路平安。过得黄河，再跋涉十多天，于六月一日，我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此刻打扮得更加庄严肃穆，到处歌声嘹亮，红旗飘扬。一打听，才知道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我自忖，电令我来延安，肯定与“七大”的整个战略部署有关。于是，在留守处找个地方住下后，便急匆匆挂电话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报到。

不一会儿，彭总的警卫员就来领我到他的住处。他问了问他离开太行山后根据地和特务团的情况，我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并说，特务团现在扩大近一倍，只是新兵太多。他听了还满意，直点着头。接着，他问我：“不是又叫你原地待命吗？”

他一句话把我说愣了。经过解释，才知道，我从太行山出发以后，后方总部又发去一份电报，让我原地待命。因为特务团要扩为警备旅，准备让我当旅长。我们说着话，朱总司令也过来串门，我已经足足四年没见他老人家了。一见面，老人家问长问短，亲热非常。他问特务团战斗、生产、生活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还特地对他说，年初特务团扩兵，地方政府提了这么个口号：“为保卫朱、彭总司令，参加朱德警卫团！”这口号宣扬出去，特务团收新兵都忙不过来。他老人家笑了笑，说：“那是群众对八路军的信赖，别把我说得这样神。”

话题转到新工作任务上，一问，知道是因为我及早动身，没接到第二封电报，搞两岔了。但他老人家倒不觉得惋惜，只是安慰说：“既来之，则安之，‘七大’正开着，你跟彭总借了开幕词及大会政治报告来看，要学透文件，吃透精神。边区的团以上干部，不管是不是党代表，都集中延安学习，工作问题大会闭幕后再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探问道：“小欧，回你广西老家怎么样？”

我以为是叫我回广西搞统战工作或地下党工作，因为前几年他老人家曾有此议，当时我以没文化、性子直又急、办不得“外交”为理由，谢绝了这个安排。他现在的话，是不是带有复议之意？我便答道：“想回现在不能回，又怎么回？”他猜透我是怕没枪杆子撑腰而打不开局面，便又说：“假如让你带一支部队杀回去呢？”他把话顿住了,很久才说：“快胜利了，要准备挑重担子，要敢于独当一面。”

这两位首长好像出一串谜语让我猜，想又想不透，不想却偏偏耿耿于怀。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干脆起来挑灯学文件。

反复看了毛主席在“七大”致的开幕词，使我这个蹲惯山沟的人脑子也开了窍。开幕词宣布：“希特勒快被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日子也长不了。我们党艰苦奋斗八年，现在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了，已拥有一亿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多万民兵的大解放区了。”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啊！文中反复提到“两个中国之命运”，我隐约感到，毛主席是在给全党预示新的斗争任务，部署新的战略转移了。

第二天，我去找“参考材料”。一找，找到了红七军老军长、七大代表张云逸同志，掐头去尾，我已七个年头没见他的面。这一下见了面，真是无话不谈。他告诉我：他是新四军的“七大”代表。大会以前，经中央同意，开了各个“山头会议”。红七军的也开过了，朱老总、陈毅军长都参加听了意见，中央再根据一些历史问题作了决议。

他还告诉我：一九三八年间，他奉中央之命，辗转千里到过广西桂林，想与桂系军阀当局共商合作抗日之事。人家以你没部队合作为由，不予理睬。原来，红七军留下的游击队组成的两个团，在这以前给叛徒出卖，被骗到安徽遣散，强行送到军阀部队去当兵了。他还说，中央几次派人回广西组织抗日游击队，局面都无法打开。这时，我思忖：朱老总说让我回老家的事可能是真的了。

张云逸同志又告诉我，王震同志已经于三月份率领新三五九旅跃进到湖南平江，组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1】。以后被国民党几个军一挤，又挤到乡下，搞起鄂、湘、赣根据地了。红军战略转移到陕北后，抗战七、八年，靠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方针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成百万大军了。但南方各省，除东江、琼崖各有一个游击纵队外，其他各地基本上还是空白点。中央打算陆续组织一些南下支队，千里征战，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迎接战略反攻的新胜利。

经他一说，我脑子“热”起来了，对他建议道：“你带一个军，我带一个团，一齐杀回广西打日本！”我又带点惋惜情绪对他说，红七军北上时要留下一个加强团就好了，那么多的山，正好打游击，坚持到现在，少说也能拉起一个纵队。他笑了笑，说：“你还真有点天真，我这个军不去，你那个团可得去！朱老总给你打招呼了吧！有‘七大’路线，一个团可顶一个军呢！”

我将几位首长的话互相印证，已经很明确：让我带点部队回广西开辟根据地。大会闭幕前几天，朱老总直接派人找我到他办公室，与彭老总一起给我明确任务。

朱老总一开头就说，“七大”就要结束，“七大”的路线已经确定，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他又说，本来想叫你集中学习一段“七大”文献，现在看来只好让你自己突击看看文件，掌握主要精神，贯彻中掌握住政策就是了。他还说，中央刚决定，不断派出精悍部队，施行南北战略跃进，壮大解放区，开辟更多新的游击区，迎接全国的解放。

接着，两位老总给我明确了任务。朱老总说，由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同志组成新的警备旅，担负跃进湖广的艰巨任务，准备搭起一两个纵队的架子【2】。由我担任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可以将现在特务团机关的三分之二人员和五个老的连队一起带去。整个警备旅挺进到湘西、黔东以后，旅部和一个团就留下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那里群众条件好，过去红二方面军留下不少革命种子。我带的二团，在湘西、黔东稍事整顿之后，便相机行事，设法从天峨县的口子入桂。

说到这里，两位老总把我带到地图跟前，指点着行军作战路线，明确要在大苗山一带建立三个立足点。然后沿柳江南下，到武宣县后，在大苗山再建立一个立足点。并说武宣一带我地下党比较活跃，搞好了可以拉起新队伍。最后，队伍要插过贵县、横县，到灵山的武利圩，那里已经有一支游击队、小块根据地了。到了那里，就可以放心了。陆川、博白一带，抗日队伍正在拉起。但你要明确，最终目的是要在十万大山建立起南方抗日根据地，那里不仅是两省交界，还是两国交界，回旋余地大。要学习太行山根据地的经验，背靠大山，面向平原。时间要求，最迟在年底以前把十万大山根据地开辟出来。

听了两位老总的话，我的心激动不已。留恋的、不安的、胜利的喜悦等各种心情都搅和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快要离别警卫了他们八年的两位首长了，不知是什么心理驱使，我冒失地露了一句话：“让我警卫你们一辈子算了！”彭老总严肃地说：“就你会恋窝。特务团长我给你免掉了，偏要放你去远远的，去当司令，去当‘山大王’。我告诉你吧，就这五个连，到时候最少要带一个师来见我。长个脑袋，就不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吗？其他连都是新兵蛋子，又是北方兵，沿途水土不服，带去沿途也够你受的！"

“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主席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朱老总也接过话来开导我。最后他指出：“你们到南方是执行战略反攻任务，没一个纵队兵力是不行的，国民党当局也不会承认你。过了湖南，你们就宣传，像三七年我们挺进山西抗日到处演说一样，让广西人民尽早觉悟，不断吸收爱国青年入伍，扩成一个旅算一个旅，扩成一个师算一个师，然后电告中央予以承认。”他又叫我带上两部功率高的电台，部队进入广西后就直接与中央联系。最后他才告诉我，部队正集结编组，机关人员谁去谁留尚未定好，叫我作“七大”结束后一个星期内立即行动的准备。

领受任务回来，我心里翻腾不已，联想很多：有了正确路线，又有两位老总正确指挥，还有在二十年战争中久经锻炼的连队。几年之后，这支小部队，会扩大到五个团、五个师的。彭总的预见是有根据的，要解放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需要多少部队啊！

“七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六月十一日闭幕），我给彭总打电话请示行动日程，他说快准备，具体行动由文年生、雷经天安排，叫我随时跟他们联系。最后，他在电话上预祝我一路顺风！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敢怠慢，赶紧回留守处，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不料第二天以后，朱、彭两位老总先后都来了电话，招呼我推迟出发。一摸底，才知是敌情有了变化，预定的行动路线上，有的被顽军堵截、有的被日寇占领。说明两位老总时时都在苦心地掌握敌情，运筹帷幄。

进入七月，局势开始明朗化：日寇已收兵回到交通干线的主要城市，有全线撤兵预兆；后方的国民党部队消极抗战八年，现在正准备下山摘胜利桃子，尾随日寇“劫收”。在这情况下，两位老总终于下了决心：要我们日夜兼程，出发南征。

七月十一日，正是“七大”闭幕后一个月，我们终于出发南征了。

临行前，两位老总亲自给我送别。他们还像八年前一样，对警卫战士关心备至，交代了又交代，嘱咐了又嘱咐。朱老总说，你们远征单独执行任务去了，送你们十二个字：机动灵活、积极专行、壮大自己。彭老总说，要听招呼，听指挥，要随时与总部取得联系。部队机关，我已电告他们在太岳区等你。渡黄河以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跑路。渡河以后，没中央命令不要攻城。遇到小股伪军、顽军、保安队不“借路”，能两三小时内吃掉他就大胆吃掉，但不打一天以上的大仗。要知道，这五个连队到了南方就是难得的火种啊！

我忍住激动心情，频频点头，但这天的眼泪特别浅，憋都憋不住，真的是向这两位老首长“挥泪告别”了。

由于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我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军的十几道封锁线，终于和部队及政委陈志彬、副团长邹昌茂、副政委韦祖珍同志汇合了。接着，部队马不停蹄，以平均每日行军七十里的速度，挥师抢渡黄河，向河南洛阳挺进。

八月初，部队进入洛阳地界，向洛河方向前进。这段行军，还挺有诗意。这偏僻地区，凡是国统区，只有少许保安队；是敌占区，也只有几十个伪军守着。但不管是保安队还是伪军，见了我们这几百人的精悍队伍浩荡而过，也都刮目相待。那些知趣的保安队，都热情“借路”，安排住宿。待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时，就发了呆，然后顺水推舟，大谈起“国共合作”；遇到那些不知趣的，我们就以正规军的身份要挟他们，强行“借路”，要吃要住，迫使这些地头蛇，不得不毕恭毕敬地侍候，等他们弄清我们的身份时，我们已远走他乡了。对那些伪军据点，大的有工事固守的我们便绕道而过，遇到住在小集镇的小股伪军，又不便绕道的，便一阵强袭，下了他们的枪，便开拔而走，弄得这些二鬼子也莫名其妙。

所以，到得洛河，我们也弄不清一路上打了多少小仗，缴获了多少武器。到洛河刚一住下，朱、彭首长亲自来电，命令我们会同晋冀鲁豫部队，横扫郑州外围之敌【3】。接到命令，我们直奔郑州，但我心里总嘀咕着：再战斗十天半个月，部队恐怕难以准时到达广西了。到郑州外围，在那里与一二九师兄弟部队汇合，才知局势剧变：苏联政府已宣布对日作战，苏联红军已进入东北，毛主席已代表党中央宣布：这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在那里，我们领受了具体任务：控制住铁路线，强令沿线日伪军向我投降，制止国民党军队利用铁路四处“劫收”。在这形势下，我军对敌伪军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谁知这里的敌人，知道我们是八路军以后，竟死硬顶住不投降。顶了几天牛，我几支部队强硬攻城，打开突破口，才迫使他们乖乖地投降。这反常现象是过去所没有的，审问俘虏才真相大白。原来这里的日本兵，已撤回大城市准备投降，剩下的二鬼子，打着“曲线救国”招牌和蒋介石眼来眉去快一年了，二鬼子很快就要亮出“国军”番号了，所以他们有恃无恐。

不日，一条新闻震撼世界：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饱受日寇及“水、旱、蝗、汤”之害的河南人民，也连日欢呼祝贺。但这时，我们这支部队一天几次接到总部紧急电报：火速北上！连欢呼都来不及了【4】。途中，我们收到了新华社的电讯，赫然标题使人看后怒火丛生：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这“火速北上”的命令，就是通知各部队，要用自己可能的手段制止蒋介石挑动内战。

不几天，我团又接到这样的命令：到石崖一二九师后勤部那里，换上厚棉衣，组成主力旅，挺进东北【5】。接到这个命令，我虽然坚决地执行了。但是，继续北上那几天，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我本来是要执行解放家乡的任务的。家乡的人民，自从红七军北上以后，就被广西军阀打进了火坑；抗战以后，广西的几个城市，不仅被日寇狂轰滥炸，梧州、南宁还遭日寇的铁蹄蹂躏。他们多么盼望早日得到解放啊！可是，我们这一北上，与家乡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怀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部队急行军到了邯郸，我才了解到近日瞬息万变的局势，蒋介石已经挑动起内战了：一方面，他不准八路军作为正式代表接受敌伪投降，并已不断地给一些伪军予“国军”的正式番号；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帮助下，海、陆、空同时并进，大批运送躲在后方的部队去接收城市，接收主要交通线。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更准备向我边区进攻。为此，我党中央命令，从华北、山东抽足十万部队，火速出关，组成东北民主联军，为完成中央新的战略转变而战斗。至此，我南征的念头才算打消。

部队一进入解放区，群众听说蒋介石挑动内战，都义愤填膺，到处掀起参军热潮。部队每到一处，都涌来上千名青年报名参军。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倒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这时，我们也接到命令，要尽量扩兵，吸收多一些北方战士，准备出关战斗。不出一个月，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发动，一个仅有五个连队的小架子团，就扩大到足编两个团的兵力了。

这使我不由想起毛主席在“七大”开幕词上说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条“七大”路线，一经和群众见面，发挥出多大的精神力量啊！可以预见，中国的两个命运决战，人民的胜利已为期不会很远了。

部队急行军到冀东玉田以后，准备沿北宁路出山海关。但我们还没起行，上级就来了通报：美国海军帮国民党运来部队，把山海关占领了。我们为争取早日出关，便奉命改道从遵化过承德，从喜峰口出了长城。

部队在承德稍事休整，便又奉命开往锦州进行整编。我带出关的部队编为二十二旅，由我任旅长，陈志彬同志任政委。

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就在热东、辽西生了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把北宁路锦州西这一“大厢”牢牢地占领住了，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为以后两打隆化，三攻昌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确保北宁线，不断增兵东北”的阴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宽慰的是：三年以后，彭老总批准我带出的五个连队，已发展成能攻善守的主力师，参加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战役中的锦西阻击战，接着又在平津战役中担任围困北平的光荣任务。我也一直是这个师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这时，我真渴望见到彭副总司令一面，向他面陈：他的警卫战士们，没辜负他和朱老总的期望，他们一个个为着解放全国人民，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不少人，为建设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可惜，我们只能遥望延安心中默念。我们的彭大将军这时正率领西北野战军驰骋在陕甘高原，为解放全西北不断挺进着、战斗着。我想，即使此刻能见到他，他也不容我多叙几句话，便会照例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过后面的话肯定会改为：“快渡江作战，活捉蒋介石！”

（本文系欧致富回忆录《戎马生涯》节选。标题为编者添加，内容略有勘正。）注释：

【1】1944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以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8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随同出发。（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征部队出征前，命名为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攻占平江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25页。

【2】1945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6月18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74页。

【3】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共河南区党委，文年生、张启龙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同意文年生、张启龙建议，该部在河南收复失地，归王树声、戴季英统一指挥。15日，毛泽东致电文年生、张启龙：你们可恢复原番号。工作地区在郑州、新四军第五师和水东间，任务不是大城市而是广占乡村。孙仲连开始东进抢占郑州、洛阳、许昌线，你们及王、戴均须在东面展开，俟顽军确占郑洛许线，后方空虚之时，再西进至陕豫边，吸引顽军不能东进。 《毛泽东军事年谱》 第444页。

【4】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朱德电复张启龙，同意部队北渡黄河，到达济源、孟县地区待命。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451页。

【5】1945年9月1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已令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起程。张启龙及伍晋南与程世才所率去五师及广东干部，已令其北上去东北。 《刘少奇年谱》上卷 第489页。

图：中：王震将军，右：欧致富将军

2020年9月3日，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大阅兵上一排战旗同时展现三面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战旗 ：左三：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朱德警卫团）、左五：朱德警卫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朱德警卫团”）、左六：黄崖洞勇士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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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致富（1913年11月-1999年3月28日），原名欧阳致富，是广西田阳县那坡镇那驮村的一个壮族穷苦农家出身的革命战士，于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欧致富参与了百色起义，随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长征中，他担任红七军的一线指挥员，经历了多次战斗和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欧致富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担任副营长、营长、团长等职务，参与了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热辽纵队22旅旅长、热河军区热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国后，欧致富历任江西军区吉安军分区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副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委员等职务。1955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欧致富参与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多次重要战役和事件，包括直罗镇战斗、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指挥果断，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致富将军撰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