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是贵州文化的特征

东哥

　　将中国地图展开，在祖国的西南部，有一块北倚四川、南濒广西、东临湖南、西接云南的地方，这便是贵州省了。

“贵州”这一名称的由来，可追潮至宋代。那时，在今贵州境内，有许多“羁縻州”，其中便有一个“贵州，它的地点，就在今日的贵阳。到了元代，由于驿道的开通和战事的需要，“贵州”的战略地位突显出来，于是便改贵州为顺元城，设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成为控制一方的军事据点。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着手经营西南，首先占领这一战略要地，设立贵州卫，并把贵州宣慰司的衙署设在城中，称为贵州宣慰司城。为了攻打云南，巩固西南边防，沿驿道建立若干卫所，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宣慰司城建都司居中指挥，仍以“贵州”命名，称为贵州都指挥使司。待条件成熟后，又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改宣慰司城为省城，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成为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之一。贵州省名，由此确立，相沿不改。不过，当时贵州省的范围比现在要小得多，遵义军民府和乌撒军民府（今贵州威宁、赫章)属四川，黔西南泗城州所属红水河以北地面和荔波县属广西、镇远等六卫及天柱县属湖广。直到清代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在西南“改土归流”，为了“归并事权”，加强统治，‘才将上述地区划入贵州。

贵州省简称“黔”。黔之名，由来已久。早在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2年)，秦夺楚江南地，置黔中郡，辖及贵州东北部和东部边境，从此，“黔”字与贵州便结下不解之缘。隋立黔安郡，唐置黔中道、黔州郡、黔州都督府，皆辖及贵州。今贵州大部分地方，唐代属黔中道黔州都督府，所以，历来都以“黔中”相称。又因黔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彭水，贵州之地尽在其南，故又把贵州称之为“黔南”。贵州建省以后，仍沿其旧，以“黔”为简称。

也许是贵州地处偏远的缘故，过去，外界对贵州的历史、地理情况实在了解不多，对贵州文化更有许多误解，以讹传讹，总以为这里是一片文化沙漠，是无文化可言的“蛮荒之地”。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样的话，后人不作深究，于是误会云贵是所谓“不毛之地”。因为心中有了成见，看事往往有偏，于是乎专挑毛病，取笑贵州，开口闭口就是“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往贵州脸上抹黑，使贵州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在李白写了“我把愁心寄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之后，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心烦意乱，百感交集，忧愤忧思而作《瘗旅文)，哀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更使人平添了一种悲谅感。明万历年间，王士性作《黔志》，把贵州的地理特点概括为两句话，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后来，不知是谁多事，又加上了“人无三分银”一句。这样一来，贵州便成了“三无”世界，风言风语，把贵州说得荒凉可怕，其悠久而丰富的文化财富竟至湮没无闻，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用铁一般的事实，校正了被湮没和歪曲的历史，为贵州说出了公道话。丰厚的史前文化，证明贵州并非“不毛之地”。远在几十万年以前，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了人类居住、活动。“桐梓人”、“水城人”、“桃花洞人”、“穿洞人”、“兴义人”，以及1993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盘县“大洞人”，不惟把贵州的历史向前延伸了几十万年，而且铁板钉钉地告诉人们，贵州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有了人，就开始见到人类文明的曙光，也就有了贵州文化的源头。著名考古学家斐文中先生来到贵州黔西观音洞，并且进行发掘，他断定观音洞文化遗址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初期材料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如果谈到人类用火的起源，在南方古人类中，立下首功的是“桐梓人”，在他们居住的岩灰洞里，找到了南方人工用火最早的证据。“水城人”使用的锐棱砸击法，在国内亦属罕见。在“兴义人”居住的猫猫洞中有几种类型的骨器和角器，也是全国首次发现。这些都说明它们具有区域文化的特征，与外地文化有所不同。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贵州文化再现光彩。在赫章可乐战国墓中，我们发现了鼓形铜釜和鼓改装的铜釜，又在赫章的汉墓中见到了使用立耳铜金的“套头葬”，还有一种铸有龙舟竞渡图案的铜鼓，这就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南方铜鼓的起源和演进，大概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线索。威宁中水出土的饕餮纹无胡铜戈，其他省区少见，而贵州普安铜鼓山却找到了类似的砂石戈范，证明这种铜戈并非“外来品”，而是本地制造。不过，有些铜器与云南出土的极其相似，如一字格铜柄铁剑、无胡铜戈、蛇头茎首铜剑、牛头形铜带钩之类，颇有“滇文化”特征，说明云、贵文化很早就有了交流。中原文化至少在汉代已传入贵州，在贵州各地汉墓中出土的许多器物，如同劳“比五”铜澡槃、铜鼎、铜博山炉、龙凤纹长颈铜瓶、鹅头形铜带钩、日光镜、五铢钱纹虎钮錞于、东汉铜车马等等，都是有力的证据。

春秋战国之世，在今贵州之地，出现了许多部落方国，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管子·小匡篇》提到的“牂牁”。可能是因为它特别著名，汉代以前便有了“牂牁江”的名称，能通往番禺（今广州）城下。也正是这个原因，汉武帝“平南夷”后，首先在贵州建立了“牂牁郡”。直到隋唐五代，人们都习以为常地把贵州的少数民族称为“牂柯”，新旧《唐书》上还有“牂柯国”的记载。

后来，司马迁作《史记》，内中有《西南夷列传》一篇。当时所谓的“西南夷”，大体有两个部分，把今四川西部的古老民族称为“西夷”，而把今贵州、云南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古老民族称为“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即在今贵州境内，它雄踞一隅，独步西南，在数以十计的部落方国之中，势力最大，“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所以，且兰、同并、句町、漏卧、进桑、鄨等，都只是它的“旁小邑”。至于在云南的“滇”，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大概是因为山川梗阻，滇王不知有汉，发出了“汉孰与我大”的疑问，夜郎王也跟着附和了一句，从此成为笑柄。于是，“夜郎最大”的赞誉被遗忘，而“夜郎自大”的讥讽却谬传天下，一字之差，竟使贵州蒙受了几千年的不白之冤。

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纷乱，无暇顾及西南。在中央王朝对西南失控的情况下，汉代移入云贵的“三蜀大姓”和当地土酋结合而为“南中大姓”，牂柯亦有龙、傅、董、尹及谢氏。他们得势以后，自相雄长，互为兼并。及至蜀汉建立，为了安定后方，以便北向中原，诸葛亮举兵南征，遂有“七擒孟获”之类故事发生。在彝文经典中，记有诸葛亮南征的事，还说他们的祖先慕济济和济济火，曾经帮助诸葛武侯攻打孟获。蜀汉的势力到达贵州，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在贵州习水，至今还保留着章武三年的石刻摩崖，这是国内少有的蜀汉遗迹。

读过新旧《唐书》的人都知道，在《南蛮传》中有“东谢”、“西赵”、“南谢”、“牂柯”等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