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在三线（续集1）我的后青春时代

陈志学

前言：我的全部青春年华无悔地献给了祖国的大三线，埋隐在了千山万壑之中。好容易走出了大山，看到了城市的曙光。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大潮，蜂拥而至。将我的人生又一次推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中开始了生存的搏杀……

我的后青春时代（1）



第一回 不惑之年经风暴

苦尽甘来又逢霜

岁月无情地带走了我的青春，把我一把推向了不惑之年的崖头。刚刚过完一九九一年的国庆节，一波更加猛烈的企业改革大潮，汹涌而至。我们这个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由国家一手缔造的庞然大物，号称中央企业的大国营单位，往日的光环已是黯然失色。象一艘沉重的老船，在狂风巨浪中漂摇。

国内的建筑市场，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市场化的招标投标完全取代了按计划分配的管理制度。彻底地断了奶，端了锅，砸了铁饭碗。

企业在改革的痛疼中挣扎，家庭也随着改革深入而变化。老岳母又重新披挂上阵，在家属区里，联合几位困难家属，办起了生活废旧物资回收站；老岳父在街边儿的空地上，支上了自行车修理摊点儿；我的小老伴儿徐飞，自从手术以后就再也没有返回生产一线，去了劳动服务公司，在家属区开了个卖馒头和轧面条的小铺子；小姨子徐曼，和他老公承包了一家副食品商店，一个负责进货，一个负责打理，还招聘了几个青年子弟。小日子过得不错；大姨姐的日子就明显差了点儿，但也算过得去，她在自己的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学生的午托班。收留了十来个中午家长不能回家照顾的孩子，照看他们吃饭午休。这样既能照看接近半瘫了的大姐夫，又能维持一家人的经济收入。我的岳父岳母，一对开明的老人。对命运对生活从来不抱怨，对社会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态。从容地面对现实。老两口子除了按时出摊儿上班，还要分出些精力和财力，照顾和资助大闺女一家。还要关心手术后的二闺女徐飞，怕她忙着累着。三闺女两口子忙得顾不上家，他们的儿子只能上他大姨家的午托班上搭伙。好歹一大家子都在一个大院里，互相都能照应着。下一辈的三个孩子，也都亭亭玉立的成长起来。我的姑娘是老大，名叫楠楠，九一年就十四岁了。大姐家的是个男孩儿，叫成成，也十三了。小姨子家的也是男孩儿，叫乐乐。也十岁多了。姑娘上了初中，那两个孩在上小学。他们的姥爷是他们心中的明星。经常被请到他们学校，给学生们讲抗美援朝志願军的故事。是周围几所学校的校外红领巾辅导员。每逢他们放学回家，看到姥爷在路边儿摆摊儿修自行车，都会上前帮忙递工具。要不就帮着姥爷收摊儿，推着装工具的小车回家。姥爷看着他们姐弟高兴的样子，自己也背着手，跟在后面，象一位打了胜仗的将军！

我的这一年，还是不着家。领着队伍在太行山里“打游击”呢！干得还是钻山打洞的活。那是解放军的一个秘密武器装备库。虽说还是干的土石方工程，但是如今的施工机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住的是部队营区，每天乘坐部队的拉练车往返工地。累是累，但在一线施工，能保证每月拿到工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个国家指令计划的工程项目。我一面指挥工程施工，一面抓紧工程结算，留下周转用的款项，其余的就得马上转到后方去，工程局那边儿常常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了。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我是在山里度过的，充大胆儿让部队派了一辆中吉普，把徐飞和楠楠接到部队营区，过了一个安稳年。刚过完年，我就接到指令，让回到省城工程局本部报到上班。

回到工程局，一种压抑的气氛笼罩着。除了开会还是开会。研究企业的方向和前景，研究下一步改革怎么改，企业的活路在何方！经过艰难的摸索，化整为零的决策是有成效的，成立的地区分公司都在当地慢慢地站住了脚，慢慢地有了收益。工程局内部的计划经济模式也要彻底打烂，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也必须坚决摧毁，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一场更加深刻的企业内部改革，向着人们的灵魂深处启动了。

全面实行了项目经理责任制，员工队伍完全打破原有建制，实行内部劳务市场化管理。全员实行岗位聘任制。这一下子可捅了蚂蜂窝了。精兵强将争着要，残兵败将一大堆。剩余那么多劳动力无工作岗位。办公楼前有静坐的；省里市里有上访的；办公室里有耍赖的；家门口有闹事儿的。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得安生。

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企业沉重的人员负担慢慢地卸了下来。一部分老弱病残，提前纳入了退休；一部分接近退休年龄的，进入内退；还有一部分不适合工作岗位的剩余劳动力，实行了买断工龄，补贴离岗再就业；经过层层分离，将近两万人的庞大队伍，最后缩编不到四千人。这部分的精兵强将，分别应聘到深圳、西安、北京、兰州、洛阳、郑州等下属分公司或项目部。拉得动，打得赢。对一部分有能力有技术的，但确有各种原因不能参加项目部招聘的职工，成立大大小小的装饰装修公司和各种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形成了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全新的经营管理格局。

话说来容易，这段改革的阵痛经历了将近两年。其间还卖地还债，出租办公楼，欠薪静坐，集体上访层出不穷。经济纠纷的三角债官司，几乎是天天在打，出了这个法庭就进了那个律师事务所。天天整得是焦头烂额。

转眼这就到了一九九四年的春节。这个春节我没有躲，是和家人们一起大大方方的过的。三十晚上，一大家子人都汇聚在岳父家的客厅里。老两口子，三个闺女，二个姑爷外带三个外孙（女），齐聚灯下，纷纷给姥姥姥爷敬酒。年近半百的大姐夫，也精神神儿的端起了酒杯，和大家碰了一个。久违了的笑容又一次漾溢在全家人的酒杯里。我喝了一大口酒，艰难地咽下去，一种不祥的预感，悄悄地袭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