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

杨萍

前言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查的基础上，形成了主、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泰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 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流，随着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網之路传入汉地，掀开新的篇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雕塑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上博东馆用了一整天时间也只是看了3个大展，中国古代青铜器馆、中国古代陶瓷馆与中国古代雕塑馆。体力还是很棒的呀！看到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古代青铜器馆让我们领略了古代工艺的精湛和历史的厚重，古代陶瓷馆里那些精美的瓷器让我们大开眼界，古代雕塑馆，那些雕塑作品充满了艺术魅力。上海博物馆之旅完美结束，也期待下次再来上海观展...... 18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金） 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大理国） 铜阿閉佛像（元） 白石供养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这尊菩萨像是主一菩佛像和众胁侍组像中的一件，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此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以大理石的细腻材质，充分展示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是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木佛头像（北宋） 陶抚琴俑东汉（公元25-220年） 人形青铜器座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人形青铜器座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先秦时期，将人物、动物造型与器物结合的工艺雕塑非常盛行。这类人形器座，双手中空合抱于胸前，中空处原来安装有插件。器座和插件分开铸造再加以铆接，便于拆装、搬运，体现了古人的巧思。 秦、汉雕塑秦汉雕塑就像这个时代，一派朝气勃发、强悍勇健的少年气象。秦汉雕塑在形体塑造、空间构成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厚重的体量、粗粝不加修饰的雕刻与雕镂错嵌、瑰丽夸张的造型并存，表现出允文允武、君子如玩的美感。 陶拥箕女俑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青瓷胡人俑西晋（公元265-316年）魏晋时期的雕塑表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南方地区两晋墓葬出土的陶瓷明器上，多堆塑或贴塑佛像、胡人和狮子等题材，是西域特别是贵霜文化对东汉影响的延续。文献记载，随着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与崇信，三国、西晋时期佛教造像的雕塑已形成一定规模。我国现存早期佛教造像多为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像，其造型受到了中亚建陀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魏晋少数民族玺印的各种动物印钮塑造得简约而富有生气，体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制度、文化和艺术诸多方面的交流。 陶狗东汉（公元25-220年）黎德先生捐赠这件红陶质地的陶狗，出自川渝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陶狗脖颈部位留有合范痕迹，应是先翻模做出部件，再粘结在一起，然后进行局部修饰与捏塑。 拜谒、庖厨、骑从画像石东汉（公元25一220年）山东省博物馆调拨 羊首纹画像石东汉（公元25-220年）画像石居中高浮雕双角卷曲的羊头。羊通祥，取吉祥之意。羊头两侧雕刻相向的对鸟。对鸟左侧刻一引颈俯首的龙，右侧刻一羽人戏弄有翼兽。外围三层边框内刻垂帐纹、菱格纹、水波纹。此画像石源自山东济南或周边地区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为墓门上的门楣。 石菩萨头像贵霜王朝（公元1-4世纪）公元一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北部中心健陀罗出现了受希腊化影响的佛教雕塑，在其南部中心马图拉出现了受印度本土艺术影响的佛教雕塑。这尊马图拉的菩萨头像，戴宝冠、饰耳挡，接近当时王公贵族的形象。 魏晋雕塑魏晋雕塑上承两汉雕塑的强健气象，下启南北朝雕塑秀逸隽永的格调。天下动荡丧乱，当时的造型艺术多有潦草之作。但乱世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魏晋雕塑艺术便在这新旧文化制度打破与重建的过程中摸索发展。 青釉堆塑楼阙人物瓷罐西晋（公元265-317年）堆塑罐源自东汉素面五联罐。东吴时期堆塑罐上出现楼阁、鸟兽、人物等形象，到西晋时期堆塑罐发展成熟，在罐顶堆塑楼阁院落，其间贴塑胡人或佛像，罐体贴饰鸟兽、胡人、鱼类形象，场景复杂，形象生动。其中的佛像与胡人反映了贵霜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鎏金铜菩萨像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有铭文记载的类似造像多为观音。这尊造像头部较大，上身宽博，下身粗短，接近云冈一期和河西地区北凉的菩萨形体，应是受到健陀罗、新疆及河西地区早期佛教艺术的影响。 铜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佛像波浪状的发纹在正面形成旋涡，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腰胯处。着祖裸右肩式袈裟，衣纹密集贴体，双腿直立。背光外围火焰纹富有张力。佛像具有北魏早中期雄强的风格，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车安生造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 张匡造铜观音菩萨像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菩萨头冠簪花，增带垂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披帛、璎珞在胸腹部交叉，披帛上搭双时后沿体侧垂下向外伸展。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跌足立于莲台上。莲台下承四足床座，床座正面有三个榫眼，现存一狮子。造像飘逸清秀，为受到了南朝影响的北魏晚期风格。 白石佛像北齐（公元550-577年)佛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北朝白石造像主要出自今河北省曲阳、定州和邯郸境内，属于北齐定州和国都邺城及周边。佛像头部较大，上身修长，整体雕刻几何化，北齐特征鲜明。贴体的佛装和头光中的缠枝花卉纹样受到古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石佛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陶武士俑北魏（公元386-534年） 陶武士俑北魏（公元386-534年） 石狮北朝（公元386-589年) 陈廻党等造石释迦牟尼佛造像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年） 石思惟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像十堪”碑北齐（公元550-577年) 马仕悦等石造像碑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 铜双佛并坐像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 白石佛头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铜一菩萨二胁侍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白陶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白陶造像正面压模形成浮雕效果，背面平整无装饰。北朝白陶造像目前除了少量见于河北邢台，主要出土于山东境内，该处南北朝时期属青州府。 白陶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一佛二菩萨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石千佛造像碑北周（公元557-581年）造像碑满布坐于佛龛内的小型千佛，在碑正背两面各有一大龛，主尊分别雕刻释迦牟尼佛与弥勒菩萨，均胁侍两弟子、两菩萨、两力士。整个造像碑表现了佛法的延续与无穷尽。碑上造像粗短、圆润，为典型的北周风格。 岐法起等造石佛像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 道常造石太子像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 石一佛二菩萨造像龛北周（公元557-581年） 石造像底座南朝（公元420-589年)四川博物院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士这件石刻是一尊坐佛像宝座残存的半个束腰与底台部分。现残存底台平面呈六边形，束腰处的平面大体与之相似，表面雕刻六身立姿护法神和五身矮小的着属像。完整的底座应由两件这样的石雕拼接成一个平面八角形的底座，在底座上安置佛像。因此，造像底座的束腰处原来雕刻十二身护法神。这件造像底座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另一尊坐佛像都是萧梁时期的遗物，表现同一个题材—药师佛并十二神王。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药师佛及十二护法像，对研究中国早期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创作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此类造像依据刘宋僧人慧简依经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制作。这部经典不仅是南朝药师佛信仰的基础，还曾流传北方，引发北朝药师佛的信仰与造像的制作。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萧梁药师佛与十二神王题材造像是药师佛信仰标准图像形成的先驱之一。 石佛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一佛二菩萨像南朝（公元420-589年)此造像用石灰岩雕刻，面部宁静含蓄，长颈削肩，体现出南朝造像秀骨清像的特征。现存南朝单体造像多见出于四川成都及岷江上游地区，此尊造像源自长江下游地区南朝齐、梁之际，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鎏金铜佛像南北朝（公元420-589年） 黄绿釉陶镇墓兽隋（公元581-618年） 黄釉陶武士俑隋（公元581-618年) 黄釉陶仪卫俑隋（公元581-618年） 黄绿釉陶镇墓兽隋（公元581-618年） 隋代雕塑隋朝终结了南北朝纷乱割据的局面，其雕塑艺术也在融合南北朝各地特色的基础上，于都城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出现了新的雕塑风格。但因王朝建立不久，各地区南北朝以来的雕塑风格依然顽强地存续着，新旧并立是隋代雕塑的时代特色。 石观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观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大势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鎏金铜思惟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菩萨右手托颊作思惟状，高发髻，束发披肩，宽肩收腰，四肢修长，体现出武周时期的特色。盘腿而坐的思惟形象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据底座结构判断，这尊造像可能是群雕中的一部分。 善业泥像唐（公元618-907年)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此菩萨立像右手上举至肩，持柳枝，左手残缺，披帛绕身两道，沿双臂垂下，戴项饰，璎珞交叉胸腹间以兽面装饰。上身祖露，下身着裙，跌足立于仰莲座上。菩萨身形健美，比例协调，具有初唐高宗时代洛阳造像特征。 铜阿弥陀佛三尊像隋（公元581-618年)主尊佛像两侧的菩萨头冠上分别饰有化佛、宝瓶，可知为侍立阿弥陀佛左右的观世音、大势至。此类阿弥陀佛三尊造像体现了中国佛教雕塑艺术从南北朝时期的多元化样式向隋朝样式发展的过程，稍显僵直的形体，表明北齐影响依旧存在。 杨长史石造像碑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相里習徵造石阿弥陀佛像唐开元癸亥（十一年）（公元723年） 石佛头像唐（公元618-907年)此佛头源自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力士外侧下层圆拱形大龛内三尊等身立佛的中尊。这些等身立佛可能是根据唐玄宗敕愿或其亲信为玄宗做功德所造。佛头浑圆，面庞饱满，呈现盛唐开元年间的特色。 石造像唐（公元618-907年） 灵璨造石佛三尊像唐大和二年（公元828年） 张叔诚先生捐赠 石天王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佛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天王像唐（公元618-907年) 焦真机石造像龛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漆木迦叶头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老君像唐（公元618-907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唐代统治者奉老子为远祖，因而道教造像兴盛。这尊老君像凭几而坐，身前凭几已缺失，右手已残，原来可能持有摩尾扇。 石元始天尊三尊像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石狮唐（公元618-907年） 石狮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镇墓兽唐（公元618-907年） 陶俑模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仕女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武士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骆驼唐（公元618-907年) 漆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普萨的实体和四肢由多块木料拼接而成，表面经过后代妆鉴。据工艺和造型判断，这尊观音像可能源自山西地区。其舒相坐姿源自印度笈多至帕拉时期的造像姿态，但表现方式特别是五官刻画，已经中国化。 石伎乐构件五代（公元907-960年）伎乐作为一种佛教供养仪式，指以音声、器乐、歌舞等来供养佛陀。此伎乐浮雕可见吹笙、击大鼓和挥动披帛踏地起舞的三人组合。中古时期伎乐多从印度、中亚地区传来，乐器以吹奏、打击类为主，舞蹈节奏明快，动作激烈，该伎乐浮雕尚留其余韵。 彩绘陶仕女俑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南京博物院调拨 彩绘陶文更俑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南京博物院调拨 铜文殊菩萨像五代（公元907--960年） 铁罗汉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两宋雕塑宋代雕塑从唐五代以来理想化的夸张表现，向注重世俗情趣的写实主义方向发展。相较于唐代雕塑外放的、绚烂的表现，宋代雕塑是内敛的、克制的、平易近人的。 木力士像宋（公元960-1279年) 白石迦叶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白石阿难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铜泗州大圣像南宋（公元1127-1279年)1974年上海松江区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 铜罗汉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金（公元1115-1234年）这尊大势至菩萨木雕坐像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该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表现出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夸张等特征。汾河下游地区的金、元木雕造像艺术造诣高超，地域特征鲜明。其样式影响了当地元明时期寺庙壁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绘塑结合的特征。 额十一面观音舞萨室像辽（公元961一1121） 世间工巧（元、明、清雕塑）元、明、清时期的雕塑更加世俗化，富有人间趣味。宗教雕塑逐渐向程式化、工艺化方向发展。汉传佛教造像对前代的继承多于创新，塑造重心由主尊佛像转向了菩萨、罗汉等与现世更加密切的题材。藏传佛教造像兴起，并与汉传造像交流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藏融合的造像样式。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繁荣。工艺类的文玩雕刻体现了文人的清雅品味，在这一时期雕塑中别具一格。采用各种材料雕刻或捏塑的人物、动物等陈设雕塑和建筑构件得到充分发展，成为人们喜间乐见的雕塑形式。 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元（公元1271--1.368年) 彩绘泥塑菩萨像明（公元1368-1644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大都佛儿张造青田石佛像元（公元1271-1368年）上海市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士佛像肉警高耸，宽肩、挺胸，是一尊标准的大都（北京）地区14世纪中叶造像，极其珍贵。底座刻铭“大都佛儿张造盖”，末字为合体种子字，代表这尊佛像的标识和法理。而“佛儿张”应该是张姓造像者的谦称，表示造像者的虔诚。在大都由掌管梵像提举司的尼泊尔建筑家、艺术家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等，创立了独特的尼泊尔、藏地和汉地结合的造像风格，并成为元代皇室造像的规制，被称为“西天梵像”。 潮州金漆木雕人物故事花板清（公元1644-1911年)广东省博物馆调拨这两件花板表现的是“郭子仪拜寿”和“张公艺百忍九世同居”。此类具有典故性质的题材在潮州木雕中较为常见，蕴含着人们对富贵寿考、子孙满堂、家庭和睦的向往。工匠运用多层次的镂通雕技法，极为精细，使花板呈现出复杂多变、富有动感的视觉效果。 透雕铜竹节熏炉明（公元1368-1644年） 景德镇窑三彩观音菩萨像清（公元1644-1911年） 蟠松纹象牙洗清（公元1644-1911年) 魏汝奋雕寿山石罗汉像清（公元1644-1911年) 鎏金铜大威德金刚像清（公元1644-1911年）这尊大威德金刚身形饱满，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发髻染红表明护法身份，是一尊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 海金铜香炉清（公元1644-1911年） 铜佛手炉明（公元1368—1644年） 铜犀牛望月镜架明（公元1368-1644年） 彩绘陶骑马俑唐（公元618-907年) 七牛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这是件滇文化青铜器。此类器物出土时多装有贝壳，故得名贮贝器。器身以双虎为把手，器顶圈胜七牛。仿佛两虎将生群围困于器顶，将虎与牛对時的紧张态势刻画得淋漓尽致。雕塑搏斗的动物、系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人虎纹青铜辖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771年） 青铜鹗卤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先秦时期青铜雕塑的三大种类：一、作为青铜器局部装饰的雕塑，以浮雕为主，对青铜器表面进行装饰；二、拟形青铜器，将整个青铜器塑造成动物或人物造型，包括饰件、器座和容器等；三、独立青铜雕塑，脱离具体器物形式，不以实用为目的、用于祭祀的青铜雕塑，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 双兔纹青铜车饰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771年） 龙纹青铜辖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771年） 兽面纹青铜车轴饰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初一前11世纪下半叶） 选是一体建楚的装座，中间是用手播入鼓青铜婚龙鼓障春秋晚期（公元新6但纪上半科一新看76年）桂的中空画箭。数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手雕播放组成，國雕的龙首晶起，嘴街圆筒口通，建鞋脚两端蒙恵的横简形鼓腔、木质鼓柱起青铜鞋座组成，可用作宴乐中的乐鼓，也可用作越绣上的战数。 龙氏画像铜镜东汉（公元25-220年）镜背内区高浮雕纹饰以凸起的四枚为界，上为西王母及二侍者，下为东王公及二侍者，左青龙、右白虎。内区外围铭文一周，共三十字：“龙氏作竟（镜）自有道，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刻治分守悉皆在，大吉。’东汉铜镜铭文多出现姓氏，表明当时私人铸镜已很普遍。 摇钱树枝铜饰件东汉（公元25-220年）摇钱树是东汉墓葬中的一种陪葬品，多出土于川渝地区，具有祈求富贵与成仙等多重含义。树顶有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她被认为是掌管人升天成仙的神仙，住在世界最西方的昆仑山上。有意思的是，在下方的树干上有一尊受贵霜王朝健陀罗艺术影响的佛像，表明受到了丝路交流的影响。当时人认为，佛与西王母均为来自西方的神仙。 虎形鎏金铜镇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彩绘漆木镇墓兽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湖北省荆州刘家台25号墓出土镇慕兽由木质基座、兽体和一对鹿角组成。兽眼凸起，眉作卷云状，张口露齿，伸出长舌，颈项弯曲，通体鬃饰黑漆，并用红漆描绘云气纹、几何纹等。此镇墓兽展现了楚文化瑰丽、奇幻的特色。 踏入雕塑馆的一刻，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从汉唐的雄浑到宋元的精致，每一尊雕塑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我特别喜欢那些生动的人物雕塑，它们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看着这些雕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气息和情感波动。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佛像雕塑，无论是庄严的佛陀还是慈祥的菩萨，都能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平静。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展示了古代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2024.11.20手机拍摄于：上海博物馆东馆（文字说明为馆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