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员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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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来无事翻阅老照片，发现了一张药检所同事们的合影，这是我在所里工作期间唯一留下的照片。泛黄的照片打开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的阀门。

女儿出生后刚两个月，我被调到县所做了药品检验员。全所7个人，分别是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高校毕业生。

在三十多年前的小县城里，知识分子这样集中的单位也算是不多的。在老中青三代人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或学长。

　　主持工作的所长姓邱，是个女同志，文革前入校，我的学长，擅长中药饮片的鉴定。

那年夏天，我正在医院中药房为患者抓中药，忙得一头汗一身灰。她过来，问：

“你是否愿意调去药检所。”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第一次是中药房开业之前她带人来检查，知道她是我同校同专业的前辈。我说：

“愿意肯定是愿意，但局领导我一个也不认识。”

“这个不用你担心，我去汇报协调。”邱所答道。两个月以后她真的把我调过去了。

　　最年长的是马副所长，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他们也认识。平常穿灰色中山装，少言寡语不苟言笑。他毕业于南药，我心目当中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形象。

跟随他到药厂检查，下车伊始，总是见他跟人谦逊的打招呼：“打扰了，今天我们例行检查”。从不端架子，也没见过他呵斥任何人。

这种平等意识服务意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化学室整齐排列的实验台、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玻璃器皿，以及琳琅满目的化学试剂，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的试剂味，所有这一切给初次进入的我很深的印象。

化学室主任是位姓姜的大姐，毕业于南药，工农兵学员。父亲是县里退了休的副县长。她耿介快言，做事麻利，精准到位，不怕苦不怕累。丝毫没有干部子弟娇生习气。在她的带教下，我很快就能独立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了。

　　那时候没有自动化仪器电脑数字化，全靠手工操作。药品的含量测定经常用滴定法，滴管里的试液要慢慢的往烧杯里滴。我性子急，有时会滴过了头，颜色已经变得很深了。

她说：“要半滴半滴的控制。”

我说：“半滴半滴怎么控制呢？”

她笑了：“练呗！”

平时，一毫升试剂分20滴滴出来。待颜色变得差不多了就捏紧磨砂玻璃旋钮，将滴管的头靠近烧杯壁上。这很讲究手法，也培养我的耐心。

　　在化学室，经常接触强酸强碱和其它有毒化学试剂，检测过程中也难免会发生有毒气体。

所里没有中央信风系统，没有专用毒气柜，墙角一体式淋浴房那么大的玻璃柜，上面装了一个排风扇哗哗作响。

即使戴了厚厚的口罩，呛人的气味儿还是不免能够闻到。

说实话，这样的环境对检验员的身体多少有些损伤。这是需要作出奉献的地方，不过当时谁也没有多想。

　　药理室主任是位姓成的大姐，也是工农兵学员。父亲曾经是村支书。她的文化基础低一些，但她刻苦好学，居然自学日语并通过中级职称考试。她也快言快语，容不得一点点的虚伪和不公正。

做细菌培养，最怕交叉感染。所里有一个微型无菌柜，但排风系统不好。我们必须穿防护服并帽子口罩，跟后来防SARS防新冠一线医护人员穿成“大白”差不多。

算起来我们是最早的“大白”了。但那时防护服又厚又闭气，到了夏天可真遭罪。成大姐又胖，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更不容易。

　　中药是我的本专业，做中药鉴定相对要容易一些。虽然也有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仪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或者手段，但用的很少。大部分时候凭经验，看外观、闻气味、尝口感，来鉴别中药饮片的真假和优劣。

中药讲究道地药材，不同的产地就有不同的疗效。四川的黄连，云南的三七，宁夏的枸杞，内蒙的黄芪，甘肃的党参，都要通过我们的鉴定辩个究竟。

有一次舔了生半夏，以为没事儿接下来就嚼了一小块。但一会儿舌头就发麻，并延及嗓子眼。赶紧漱嘴，吃生姜汁。好在没什么大事儿。年轻人大胆但也盲目，这是我“尝百草”的故事。

　　检验员的工作经历培养了我的质量意识、标准意识，以及高度的责任感，使我以后的管理工作变得得心应手，管理能力得到提炼和升华。

很感激所里领导和老同志们，曾经对我的传帮带。

注：实物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