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的江南

布兰臣诗歌

流泪的江南

——布兰臣《瓦砾之城》读札

《瓦砾之城：2018年岁末笔记》以日记的方式解构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片段。这是一部充满反思的作品，通过诗歌的碎片化结构和自由意识的表达，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多义性的历史视域。正如诗人自己所言，“黍离之悲”是诗歌的一部分主题或母题，但这不仅仅是对过去悲剧的简单再现，更是诗人对历史、社会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和重构。这首诗歌集不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对过去与当下、个体与集体、权力与压迫之间的不断交织与冲突的思考。

碎片化文学的可能性

罗兰·巴特在其《恋人絮语》中展现了典型的解构主义写作，通过碎片化的叙事结构打破传统小说中的线性时间，聚焦个体感知与情感流动，而这种非连续性的表现方式使得他创作的文本成为一种自由的、多重解读的存在。在《瓦砾之城》中，布兰臣同样采取了碎片化的写作结构，将诗歌中的历史与情感不断切割、重构，从而创造了一个充满张力与不确定性的文本。每首诗歌的场景、人物视角和情感表达几乎是独立的，而这些片段又共同指向一个历史进程的断裂和个体情感的错综复杂。尤其是在日记体的形式下，诗歌的片段更像是历史的碎片，这种形式的选择反映了诗人对历史事件、社会变革的解构态度。

“瓦砾”一词本身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对太平天国时期山河破碎、社会动荡的象征，也隐喻着诗歌创作本身的碎片化特征。瓦砾象征着分裂与破败，它不是一个完备的整体，而是由许多个微小而又无法重组的碎片构成的。这种碎片化的历史观与诗歌结构相呼应，挑战了传统历史书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布兰臣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而是可以被打破、重建的文本。每一块瓦砾，都是历史的残余、个体的记忆和社会的伤痛，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无序却又充满意义的诗歌世界。

自由意识与历史的反讽

自由意识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赋予个体对历史、对政治叙事的反抗权。在《瓦砾之城》中，布兰臣通过语言的自由性、视角的转换以及多重意义的暗示，表现了对历史单一叙事的质疑和对传统权威的抗争。尤其是在《12.10》中，布兰臣通过“杀死那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这一强烈的命令，揭示了对权威、对政治叙事的反思和反抗。这里的“叙述者”并非仅指某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是象征着一个压倒性的政治声音，这种声音试图将一切异见和不同声音同质化，消解个体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这一命令所指向的“叙述者”，在布兰臣的诗歌中成为了一种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是代表着强权与专制的声音，试图压制所有的异议与个体表达。而诗中的“我”所要做的，是通过这一指令去对抗这种压迫，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声音的自由空间。这种反抗的方式，正体现了自由意识写作的核心：历史的叙述不仅仅属于权力和统治者，它也应该属于那些被忽视的个体、被掩埋的声音和被压抑的情感。

在这一点上，布兰臣的诗歌与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巴特认为，传统文学中的“作者”往往被赋予绝对权威，而解构主义则主张通过打破这种权威性，使得文本成为开放性的、可以自由解读的空间。在《瓦砾之城》中，布兰臣通过打破传统的历史书写，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多元面貌，历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权力主导的叙述，而是由无数个个体视角、情感波动和历史碎片构成的复杂图景。

这种自由意识的写作方式不仅为文本增添了情感的深度，也让诗歌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历史和社会的压迫不仅仅是政治和权力的博弈，更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深刻斗争。布兰臣通过这种写作方式，呼唤着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解构和对个体自由表达的尊重。

在《瓦砾之城》中，布兰臣通过打破传统的历史书写，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多元面貌，历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权力主导的叙述，而是可以被个人的经验和记忆重新塑造和解读。诗歌中的反讽手法，正是通过这种对“叙述者”权威的挑战，深化了对历史和社会压迫的批判。在诗歌的这一层面，布兰臣不仅是在回望历史，而是在对当前社会的政治结构进行隐性的质疑。他通过语言的自由性和多变性，推动了历史的再造，使得历史成为了一个不断变化和互动的过程，而非单一的线性叙事。

例如，在《12.19》中，布兰臣通过对“古老”和“现在”的交替叙述，呈现了一种历史与时间的双重流动。诗句中提到：“人们的马车驮着新鲜的果蔬/每天仍在进程，这样的画面/与远古的往日一模一样”，这种时空交错的表达方式，既让历史的沉淀感凸显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不变与变革并存的深刻内涵。尽管政权和国家的名字发生了更替，但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的压迫依然未曾改变，这一反讽表现出对历史传统叙述的深刻质疑，也表现出诗人对历史力量无法摆脱的无奈与抗争。

碎片化和蒙太奇的交织

《瓦砾之城》不仅具有文学碎片化的结构，还蕴含了蒙太奇电影般的艺术特质。蒙太奇在电影中通过快速切换镜头、断裂的时间与空间，呈现出一个多元、冲突的世界。在布兰臣的诗歌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镜头切换的特征，诗歌不断地切换场景与时间维度，从书房到江边，从城镇到战场，不同的事件、人物与情境在诗歌中交错展开，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历史交响。

每一首诗歌不仅是独立的场景，也是历史大背景下的一个片段，而这些片段的组合正如蒙太奇电影中那种不拘泥于线性叙事的方式，构成了一个不完整、充满裂痕的历史拼图。例如，在《12.7》中，布兰臣以“大英、大清、太平天国”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交替出现，暗示着国家的政权更替、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对普通百姓的影响。这种跨越历史时期的时空跳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跨越历史长河的深切压迫感，也体现了诗人对政治权力流动的持续关注。

而诗歌中的人物，常常处于被压迫和不确定的状态。在《12.23》中，布兰臣通过“我”的使用，塑造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命运感。“风雨飘摇的我”这一自我表述，既是历史背景下某个具体个体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共同写照。这里的“我”并非单纯的个人，而是历史的缩影，是所有在时代洪流中飘摇的人的象征。通过这种变幻的人称和时空交替，诗歌构建了一种碎片化的、无法完成的历史图景，这种无序与断裂正是对历史单一叙事方式的挑战和解构。

隐喻与反讽：历史的深层解构

布兰臣的诗歌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反讽，不仅增添了作品的艺术层次，也加深了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隐喻在诗歌中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表达工具，通过隐喻，布兰臣将太平天国的历史与当代社会的压迫现实进行对比，揭示了社会的不公与历史的轮回。例如，诗中的“瓦砾”不仅是物理上的破碎，也象征着社会和个人在历史冲突中的摧残和支离破碎。瓦砾作为一种隐喻，它既描绘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通过碎片化的写作方式映射出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和碎裂。

诗歌的反讽则通过对比和反转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荒谬与残酷。在《12.19》中，布兰臣通过对“远古”和“现在”相似性的描写，隐含了对历史重复性和停滞性的深刻批判。尽管历史进程发生了变化，但人民的困境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历史的回环让我们质疑所谓“进步”与“变革”的真正意义。诗人通过这种反讽，不仅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重演，也揭示了历史背后的压迫与暴力。

在《瓦砾之城》中，布兰臣通过隐喻和反讽，赋予了诗歌深层次的历史解构功能。诗歌不仅呈现了一个破碎的历史图景，更通过碎片化的结构和多重修辞手法，展现了对历史权力、社会压迫以及个体身份的深刻反思。布兰臣通过对历史的“瓦砾化”处理，表现了对历史的非线性、非单一的解读方式，而这一切恰恰体现了后现代文学中对历史的解构态度。

诗人通过这种历史的回环与不变，暗示了社会结构的根深蒂固和变革的困难。在《瓦砾之城》中，布兰臣的反讽不仅仅是对历史本身的批判，它还指向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某种宿命性。尽管社会的表面发生了更迭，政权更替和历史的轮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改变”，而是不断地重复着对个体的压迫与剥夺。这种反讽的力量通过隐喻的手法得以深化，瓦砾这一形象在历史的碎片中不断显现，成为历史创伤的象征。

布兰臣在《12.7》中的一段描写则通过精巧的隐喻，揭示了国家财富的掠夺和百姓的苦难。“交银六百万圆”这一数字不仅是历史上大清和太平天国之间权力斗争的象征，也暗示了无数政治转型背后对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剥削。在这种政治话语中，权力和资本的流动无情地吞噬着无辜的人民，反映出历史的真正面目。通过这些隐喻，布兰臣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表面上”变换而“实质上”停滞的社会，进而提出了对权力和历史写作的质疑。

在这一层面上，布兰臣的诗歌与解构主义理论相呼应。正如巴特所言，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历史也不应被视为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构、再解释的过程。布兰臣通过反讽与隐喻的结合，使得历史成为了一个“碎片”，而这些碎片共同构建了一个无法统一、无解的历史世界。

草药的隐喻与历史的象征

在《瓦砾之城》这部作品中，草药的象征性力量不仅是与太平天国历史紧密相连的符号，也承载着深刻的历史隐喻与社会批判。诗中的草药往往不仅仅是药用植物，更代表着自然界的治愈与生命的再生，而这种象征力在历史的碎片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例如，在《12.23》中提到的“那园子里栽种了一些/药用草本——奇妙的童年香味”，草药在这里作为“童年香味”的象征，具有了多重意义。草药不仅是治愈、康复的象征，它的“奇妙香味”也带有一种温暖、记忆和生命力的色彩。然而，这种草药的“香味”并不是单纯的美好记忆，它在诗歌的历史语境中往往带有隐含的苦难和无奈。草药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物理上的治疗，它更是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联系纽带，象征着在历史压迫与动荡中的生存智慧。

草药的象征意义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历史中的创伤与遗留问题的回应。在太平天国时期，草药代表着民众应对瘟疫、战乱等困境时的自我求生手段。布兰臣通过草药这一符号，传递出一种历史中“自愈”的无奈——历史给予人民的不是恩惠，而是不断的灾难，而草药则成了这场浩劫中微弱的反抗与生存之道。

草药在诗歌中的隐喻意义，也反映出历史的碎片化。正如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使得民众陷入困境，草药象征着一种在极度困难中挣扎求生的力量，它既是对个体身体的照料，也象征着精神层面的疗愈和解放。草药的这种象征性力量与历史的断裂与破碎相契合，它不仅承载了民众的抗争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治愈与复原力。这种复原力虽无法彻底改变历史的残酷，但它通过微小的草药象征表达了人在历史巨变面前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

反思与历史的双重视角

布兰臣的《瓦砾之城》不仅是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反思，它还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展示了历史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和个体命运。诗歌通过历史的再现，揭示了历史的双重视角——既是从当时的个体视角出发，又通过时间的流逝看待历史的延续和重复。在这一过程中，布兰臣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通过个体视角反思历史的方式，而这种反思又是深刻的，因为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更涉及到历史如何在当代生活中回响。

例如，《12.23》中的“我”既是过去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是今天生活中的“我”。这一表述不仅强调了历史与个体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揭示了历史的重复性与宿命感。布兰臣用“风雨飘摇的我”来表达一个时代下个体的普遍命运，在太平天国时代，许多人在历史的洪流中迷失，而在今天，社会变革似乎也未能真正解开这些历史遗留的“死结”。通过这种历史与当下的重叠，布兰臣不仅让我们反思过去的历史，还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这种历史的双重视角使得《瓦砾之城》具有了更深刻的解构性。它不仅让我们看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也让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这些事件的现代意义。历史在布兰臣的诗歌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叙事线，它是一个充满裂痕、充满回响的历史空间，既指向过去，也映射到现在。布兰臣通过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不断回溯历史，试图让历史与个体、历史与当代社会产生对话，从而揭示出历史在今天依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