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历史看四川——四川省博物院小记

锋星

来四川、到省会，必然要去省博转转。原四川省博物馆改称博物院，必然有很多好"东西"。

虽然是双休日，但参观的游客并不多，与同城且同为一级博物馆的成都博物馆差别甚大。

远古四川——史前时期

四川盆地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远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迁徙交融，孕育了远古四川的早期文明。

峡江地区的龙骨坡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腹心地带的眉山坛罐山遗址是四川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川西高原出土的大量手斧是古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生存适应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资阳人”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古蜀文明由此开篇，并酝酿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跋山涉水，在四川盆地交汇，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圈。横断山脉纵贯南北，甘肃、青海的先民经此南迁进入盆地西北，带来了纹饰精美的彩陶；长江三峡蜿蜒折转，江汉平原的人们溯流而上，在峡江地区渔猎耕种，甚至以鱼骨随葬；秦巴山区峡谷纵深，关中先民翻越秦岭南下，在嘉陵江流域留下了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四川盆地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多种的文化，不同的族群带来了稻作文明、栗作文明，以及成熟的家畜养殖技术，他们于成都平原聚合，产生了稻、粟双作的农耕系统，由聚落发展到古城址群，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红陶罐，彩陶瓶

平原筑城——古蜀文明开篇

成都平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适宜人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区域特征明显的“宝墩文化”，此时不同群体建立了众多的大小规模不一的聚落。宝墩先民们在这里建城筑墙，出现了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8座史前城址，这是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其中宝墩古城是发掘最早、面积最大、最具典型的遗址。从宝墩文化发现的礼仪性建筑、礼器、墓葬，以及水利设施的修筑、城墙的构建等，证明宝墩文化出现了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组织，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开了古蜀文明的序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章，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为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因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

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她对旱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秦并巴蜀后，实力大增，得巴蜀之广表江山、丰饿物产，最终一统天下。巴蜀文化也伴随着秦的统一战争，逐渐融入到华夏主体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在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持续奉献着自身力量。

古代四川——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

文献记载，巴蜀古国所在之地，为“人皇九囿”之一，巴蜀为“囿中之国”。至大禹，分九州，巴蜀属梁州。经过历代先公、先王的经营，巴与蜀逐渐成为长江上游两个强大的国家。通过近百年考古工作，一个远比文献记载更为神奇的巴蜀王国逐渐显露尊容。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重庆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并与周边各族群交流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战国晚期，秦得巴蜀之富，有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巴蜀大地逐渐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坚实后方。此后，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

【神秘王国】文献中古蜀的起源，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大禹等英雄人物有关，在其文明初起时代，经蚕丛、柏潢、鱼凫三代蜀王，古蜀从酋邦社会演变为王国。

近百年的考古工作，勾勒出一个比历史记载更加真实的古蜀王国。作为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独树一帆。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延续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以成都为核心，使王权逐渐取代了神权。这是古蜀王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其文化影响力东至鄂西，西抵石棉，北达汉中，南接黔东。

【竹瓦吉金】《尚书·牧誓》中记载了蜀人出征参与“武王伐纣”的战争，揭示了古蜀国与周人的密切往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两次发现的青铜窖藏，属于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出土了40件精美青铜器，其中的青铜礼器带有强烈的西周文化烙印，见证了周人与古蜀国密切的文化联系。

“牧正父已”铜觯，“覃父癸”铜觯。铜觯为酒器。覃氏、牧正氏均为古代中原族氏，其氏族名常见于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覃父癸”觯与“牧正父己”觯均为中原地区铸造的青铜器。《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得巴蜀之师，令殷人倒戈。出土的文物和历史文献都印证了古蜀国与中原的密切往来。

铜钺，牛首纹铜钺

鸟纹铜戟

四脚蛇纹宽叶铜矛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羊首六涡纹铜罍

牛首耳铜罍。水陆攻战纹铜壶，此铜壶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中层为宴乐弋射，下层为水陆攻战。其中“水陆攻战”纹饰常见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这类铜壶最早应是来源于中原地区。

【巴蜀辉映】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巴、蜀在同中原和荆楚的往来中，发生了重要转折。

古蜀国在不断吸收中原、荆楚的礼乐文明后，将世俗王权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原有的神权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曾经居于汉水上游的赫赫巴国，因不敌荆楚的扩张，最终南迁至川东、峡江地区，并成为当地各个土著族群的统治者，使巴文化迎来全盛时代。位于四川盆地东、西两地的巴与蜀，在并存中交融、发展，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

【马家王气】新都马家木椁墓，是迄今为止四川省内发现的战国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之一，墓内腰坑出土的188件青铜器，种类多达数十种，且大多数器型均5件为一组，体现了蜀人“尚五”的礼制。有学者认为其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开明王朝的某代国王。

铜戈。马家出土的兵器少有绿锈，保存着铜器本身的光泽

牛鼠纹铜矛，平肩圆刃铜钺

曲柄铜匕，1980年四川省博物馆在新都马家乡发掘出土，国家一级文物。青铜，矩形内，饰蛙纹，柄中部饰菱形纹，勺部呈桃形，内凹，饰饕餮纹，周围饰云雷纹。

铜削

马家木椁墓的腰坑中，出土大量成组的青铜生产工具，每种多以5件为组，有的还是大中小几套有序配置。而同一时期中原和楚、秦的墓葬中，极少见到如此大量且成套成组的青铜生产工具。这表现出古蜀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

铜印，此印的印背中部有一播钮，四角各饰一组兽面，印文为巴蜀符号，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巴蜀铜印。

铜印。

带盖蟠虺纹铜浴缶

蟠螭纹铜鉴

【巴国遗珍】巴国原是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约春秋晚期，巴国不敌楚国扩张，从汉水上游迁徙至四川盆地东部和重庆、鄂西峡江地区，他们承袭了中原和荆楚的礼乐制度，成为这一地区土著族群的统治者。巴人民风敦厚、质直好义，善乐舞，信巫鬼，崇白虎。宣汉罗家坝、涪陵小田溪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大致勾勒出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示了巴人多元的文化面貌。

【巴楚关系】春秋战国时，巴楚之间虽“数相攻伐”，但王室之间也有联姻，巴国王室更是吸收了荆楚的“礼乐文化”。在楚国，其都城郢都也有巴人聚居区，楚地的民歌“下里巴人”即源于此。而巴人的文化更是在楚国长期风行，盛而不衰。湖北省荆州市出土的“兵避太岁”铜戈，年代早于川东地区同类铜戈，见证了巴国迁徙的历史事件。

铜胄顶

“王”纹铜印。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与平常所见装饰纹样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极具地域特色，它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装饰于某件器物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不能严格区分和释读，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巴蜀图符”。虽然考古学界对巴蜀图符的认识尚有争议，但它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带鞘铜双剑

“王孙袖”戈。“王孙袖”戈上的图案为典型的虎纹，其形制也为巴蜀式，与郫县（今郫都区）出土虎纹铜戈极为相似。但其上文字为楚式。据文字内容可知，它应是巴蜀首领赠给楚王之孙“袖”的物品。楚国强大后，对周边被占领的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袖”便是当时楚占巴地的监使。

【融人华夏】公元前316年，秦国南下，兼并巴蜀，结束了巴蜀古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巴蜀文化随着秦国军队向外扩散，逐渐融入统一的华夏文明之中。

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秦将巴蜀作为统一六国的战略后方而大力营造，兴修水利、重视农耕。秦国又先后将各国移民迁徙至此，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加速了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步伐。成都平原在秦的经营下，逐渐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催”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也从此成为后世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要地。

“武廿六年”长胡铜戈铭文。此戈“内”（na）部有铭文，为：“武，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对其铸造年代，目前有秦昭王二十六年和始皇帝二十六年两种说法。

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巴蜀，在巴蜀地区统治长达110年，秦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在巴蜀地区统治政策灵活、影响深远，水利建设成效巨大。秦末义军并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刘邦起兵于沛，封为汉王，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的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稳定西南的重要角色。东汉豪强大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为后世公认。这个阶段巴蜀地区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及教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秦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闪耀的时代，巴蜀地区更是在这一阶段不断繁荣发展。富足的天府，安逸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就奠定了巴蜀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延续至今。

铜尺

归义賨（cong）义侯印，汉归义羌长印

执锄陶立俑，陶执铲箕俑

汉陶俑头

摇钱树由陶座和铜质树枝干组成。树枝干共分五层，并将西王母、天马、朱雀、玉兔、青鸟、乐人分侍於上。陶座为泥质褐陶，模制，呈圆锥体状。上小下大，当中贯穿一圆孔（供插摇钱树用）。陶座上下各浮雕一神兽。其上之神兽，双目突出，头直伸向前，其下之神兽，双目瞪圆，头曲颈向下。

方相陶俑。方相是传说中驱除疫鬼和山川精怪的神灵。四川出土的方相俑，独具地域特色，往往头大身躯略小，头顶有突出的高髻，两耳招风，张口膛目，长舌獠牙，手持钺和蛇，形象奇诡。

此带钩传闻上世纪30年代绵阳蒋琬墓出土，上有错金刻铭文，原文实有70字，应为72字。有学者认为从带钩的形制和其上铭文富有汉赋风格来看，应为东汉三国之际,铭文并未说明与蒋琬的关系，但暗示带钩主人有相当高的身份。

竹雕三顾茅庐笔筒(明)。竹雕外壁雕刻三顾茅庐的故事：诸葛亮倚桌假寐，刘备谦恭求贤，关云长扼腕叹息，张飞则怒目相向。周边苍松挺拔，松针簇。作者以刀代笔画准确把握了人物性格。下有“仲谦”篆书阳文款。

交融汇聚——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是四川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长期的战乱使土著居民大量外徙，而众多少数民族居民则陆续迁入，四川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这里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兴盛，使成都成为当时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域的重要枢纽，东来西往的商贾、使团、僧侣、行人行经此地。众多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教育、文学、史学、宗教也在秦汉三国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且更加完善和丰富。

青釉鸡首壶(东晋)

黄绿釉唾壶

青釉莲瓣纹罐

铜双凤双鱼洗

阿育王立像，阿育王头像。所谓阿育王像，并非是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据传是阿育王所造的释迦牟尼佛像的路称，在中国东晋南北朝隋代的帝王、僧侣阶层和信众中有特别的信仰和崇奉。成都萧梁、北周时期出现的诸多阿育王像，是成都南北朝造像的一大特色，应得力于梁武帝的积极推动。

盛世华章——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商旅云集，一派繁华。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在唐代后期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与扬州并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物质上的富足推动了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四川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安定优越的环境更是吸引了大批北方文人学士避乱入蜀，这一时期的四川文教兴盛，梵音回响，诗文并盛，酒韵茶香。

青釉俑。冉仁才逝世时官至永州刺史，其墓中出土青釉瓷俑80余件，基本符合“三品以上九十事”的规定，是依等级埋葬。这批瓷俑包括镇墓兽、仪仗俑、骑马俑、驼马俑、牵马牵驼俑、官员俑、侍从俑、仆俑、伎乐俑、人首鸡身俑、十二生肖俑等，集中出土于内甬道的两耳室，从质地和釉色来看，应来自湖南的湘阴窑。

玉大带。永陵出土的玉大带是一件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此带由七方銙（kua）、一方䤩（cha）尾、两节革带和一对银扣组成，䤩尾背面所刻铭文记载了玉大带火中幸存的故事。此带出土于棺床之上，可确认为王建遗体身佩之物。

【永陵】公元918年，王建病故，终年七十二岁，庙号高祖，谥号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葬于成都西郊，其陵墓史称“永陵”。永陵王建墓是全国第一座被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寝，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座地上皇陵，历时千年完好无损，其独特的造型与宏大的规模，堪称我国历代陵墓建筑中的经典之作。

鎏金铜饰片

鎏金铜铺首

镀银铜猪

银盒

银刀鞘

琥珀残片

镜奁贴花

王建坐像。玉谥宝。永陵出土的谥宝，出土时盛装于精美的双层方形银平脱漆套盒（宝蠡）中。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五代前蜀帝王建墓出土，国家一级文物。长11.7厘米，宽10.7厘米，高11.4厘米。为白玉质，中部略厚，故稍起之状。钮雕龙形，头有角，身腹均刻麟甲，尾部卷于右侧。麟甲的上面，原有贴金。前面阴刻凤纹，作展翅飞状。左右两侧刻龙纹，后面刻一兽，奔腾于祥云中。谥宝下正面阴刻篆书谥号：“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十四字。刀法流畅，字体匀称。

哀册。永陵出土有玉哀前和玉谥册各一副。哀州和谥册是帝王随葬之册，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和内容。是古代帝王陵墓内标识墓主身份的重要物品。哀册的重点在于称述逝者功德、表达哀慕之情，而谥册的核心则在于记录对墓主一生最基本的评价——庙号、谥号。

王建(647--918年)。河南舞阳人，唐僖宗奔蜀时为随驾五都之一，后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王建入蜀后，以今四川阆中地区为根据地，逐步扩大势力，最终立国称帝。在王建“永致清平”的努力下，前蜀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

以上文物均为王建的和陵出土。

【和陵】孟知祥（874-934年），河北邢台人，早年追随沙陀军将领李克用征战天下，为后唐开国功臣之一。公元925年，后唐发兵攻灭前蜀，继派孟知祥镇守西川。公元934年，孟知祥称帝自立，不久病逝，传位于子孟昶。孟知祥死后与妻福庆长公主合葬于成都北郊磨盘山，即为“和陵”，陵墓形制为穹庐顶三室结构，具有北方少数民族风格。

福庆长公主墓志铭及盖

任菩提买地券

唐代青釉彩绘四系罐，瑞兽鸾鸟花卉纹铜镜，灰釉彩绘提梁壶

“石涧敲冰”七弦琴。琴身通体有蛇腹断纹和少许梅花圈纹。琴面张弦七根，嵌圆形螺钿十三徹。底面首部阴刻有行草“石涧敲冰”四字，喻其弹奏似金石之音。龙池下腹部刻有篆书“玉泉”方印一枚。

《毛诗》残石。双面刻《诗经》.一面是《周颂》一面是《鲁颂》。此面为《鲁颂》。

唐代石佛头

唐代菩萨坐像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并制定了“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的策略，于公元965年灭后蜀。后蜀的统治就此终结，但两蜀在当时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下，为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做出的努力，对维持四川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四川日后成为宋朝最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区之一奠定了基础。四川即将进入历史上引以为豪、令人骄傲的时代一—宋代。

至此，川博的四川基本历史陈列就戛然而止。我上下三层楼找了两遍没找到唐之后的陈列。只好问服务台，答曰:没有。再问是没开还是没有，再答曰:没有。无语！一个成立几十年的博物院，竟然只有半部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