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考古博物馆

小老头

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的国家级专业考古博物馆，它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集中展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馆藏来自田野考古一线的6000余件展品，包括我国目前最早的马车、最早的磨刃石器、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彩陶、“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等。 中国考古博物馆致力于展示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中华文化辉煌灿烂的中国故事。进入博物馆大厅，从远古起始的轴线，穿起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宏大场景，使观者浮想联翩。 我们从哪儿来？怎样走到了今天？一直是人类的“历史之问”。在人们孜孜以求的探索中，国际学术界渐趋形成“非洲移民替代”与“本土连续进化”两种立论，并引发了“走出非洲说”和“多地区进化说”的持续碰撞。考古发现表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虽与其他地区的不同人群间发生过基因交流，但自身的体质特征，如铲形门齿等始终是存在的。这些重大发观，对于揭开人类的源和流，提供了重要范本，以“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来定义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为现代人的进化模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玉玦 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6200-公元前5200年） 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出土 圆环状，有线切缺口，加工技本已十分成熟。出士时位手墓主人左右耳部，推测为耳部装饰。在距今8000年至距今4000年时，中国大陆的北方、南方和台湾地区，日本、朝鲜、俄罗斯滨海地区等都有玉玦的出士。 兴隆洼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至燕山东段，包括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和通辽，冀东、辽西、天津，以及北京东部地区。 兴隆洼文化的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也进行渔猎和采集活动。出土的动物遗骨和捕鱼工具表明，渔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陶器多为夹砂陶，质地疏松、胎厚重，烧制火候不高，外表多呈灰褐色和黄褐色，内壁多呈黑灰色。外表纹饰以压印为主，主体纹饰包括横人字纹、之子纹、席状纹、网格纹等。兴隆洼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包括玉玦、玉斧、玉锛，将我国使用琢磨真玉器的年代追述到了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兴隆洼文化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 　　刻人面石斧 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约公元前5200-公元前4500年） 内蒙古赵宝沟遗址出土 赵宝沟遗址与小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赵宝沟村，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分布房址89座，分成两区，房址均成排分布。出土一批具有典型地域和时代特征的陶、石、骨、蚌器，以及一座石砌祭坛。赵宝沟文化由此得名。经过正式发掘的同类遗址还有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一件珍贵的刻划乌兽图的陶尊形器。赵宝沟文化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和用于礼仪活动的纪念性公共建筑，是继兴隆洼文化之后活跃在辽西大地的一支极具艺术创造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利用火，第一次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改变物质天然属性的开端。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生活条件，开辟了人类生活史新纪元。 陶器是我国由旧石器时代过度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以黏土或加入羼（chan）和料作胎，经陶土加工、制坯成形、修饰施纹、烧制成形等工序制成。 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烧成温度较低，颜色不均匀，陶质松软，容易破碎。如甑皮岩遗址出士的陶片经过测定，烧成温度只有 660°C~700°C。 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陶器烧成技术不断提高和陶窑的出现，陶器烧成温度也不断提高，如磁山遗址陶器烧成温度可达到 890°C~1020°C。 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技术更加成熟，陶器烧成温度基本控制在600°C~1000°C。 由于陶土材料、烧成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出现了红陶、灰陶、褐陶、黑陶、白陶等多种陶器。不同颜色的陶器，烧成温度也有所不同，红陶和灰陶的烧成温度为 950~1050°C，黑陶的烧制温度约为 1000°C。红陶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时代；灰陶主要盛行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黑陶则为山东龙山文化的鲜明特征。 　　陶人面像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 男性面部形象。脸部丰颐，鼻梁挺直.下頜微圆，顶部平，额前头发用绳纹表示，以黑彩绘出眉毛和胡须，眼睛及口部镂孔，双耳扁平，穿有小孔。 　　小口尖底陶瓶 新石器时代仰绍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 陜西华阴横阼遗址出土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半坡村，是仰解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遗址。文化遗存分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最为典型，半坡类型即以此而得名。整个聚落以壕沟相围，功能更加完备，由居住区、公共基地、陶窑场等构成。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氏族聚落的典型。出士彩陶上绘着入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图案和三角形、圆点等几何图案。 华阴横阼遗址，通常被称为横阵遗址，是位于陕西省华阴市罗敷镇横上村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址，面积约为210,000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叠压并存的古文化遗址，文化层堆积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战国及汉代四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出土物件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类。 　　小口尖底陶瓶 新石器时代仰绍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 小口尖底瓶是仰绍文化的典型器物，在房址、和灰坑中都有出土。从仰留文化直至龙山时代早期都有发现。这件小口尖底瓶为夹细砂红陶，小口、短颈、圆肩，腹部斜收形成小尖底，腹两侧有耳。尖底瓶的功用，有水器说、酒器说、礼器说等。 　　船形陶壶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 陝西长武碾子坡遗址出土 泥质红陶，两端园尖，中部为圆管状壶口，口部两侧各附加一耳。周身磨光。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半坡村，是仰绍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遗址。文化遗存分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最为典型，半坡类型即以此而得名。整个聚落以壕沟相围，功能更加完备，由居住区、公共基地、陶窑场等构成。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氏族聚落的典型。出土彩陶上绘着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图案和三角形、圆点等几何图案。 　　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绍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3500年）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一处名为庙底沟的深润旁，属于仰韶文化中期代表性遗址。遗址下层以发现大量花瓣纹和回旋勾连纹彩陶而著名，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罐和釜、灶等器物最具特色，是仰都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命名地。庙底沟类型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准汉，远擂黄河上下以及长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辐射至大半个中国。其特点鲜明的彩陶传潘与演变，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为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形成真定了基础。 　　大口陶尊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公元前2600年）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 夹砂灰褐陶，形体厚重，大口尖底，通体饰斜篮纹，腹上部刻划一组符号，从上至下为“日、月、山”形。大口陶尊多出于墓葬，也有出自房址的。这件大口陶尊出自两岁左右的儿童墓，与另外一件陶尊相扣合。大口陶尊上的刻划符号意义重大，与殷商时期一些表意字的构成非常接近。 　　薄胎黑陶杯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公元前2600年） 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出土 西夏侯遗址是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息陬乡西夏侯村西约500米处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发现于1957年，遗址面积东西约300米，南北约400米，发掘总面积约414平方米。遗址文化层距地表30厘米左右，分三层，第二层含龙山文化、商及汉代遗物，第三、四两层均属大汶口文化层。遗址是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以及商代的文化遗存。 　　立鸟异形陶器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公元前2600年）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 形似瓶，中空，颈部饰一立鸟形象，中部羽毛状对称装饰，器身有四个对称的圆乳。此器出土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广场。广场由红烧土铺垫而成，中部有一处圆形烧火痕迹，应是氏族成员聚会和祭祀活动的场所。有学者据其出土位置和陶器上鸟的形象，以为其与太阳崇拜有关。 　　蛙纹彩陶钵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 师赵村遗址出土 直口，弧壁，平底，陶钵内壁绘完整的蛙纹。口沿绘一周黑彩。出土于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时期，此阶段制陶业最为发达。这件蛙纹彩陶钵完美珍贵，为此阶段彩陶艺术之珍品。 师赵村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师赵村西北。发现师赵村一期文化和仰韶、马家窑、齐家、辛店、寺洼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该遗址中的主要文化遗存为马家窑文化遗存，出土的完整陶器均是马家窑文化典型器，有人像彩陶罐、蛙纹彩陶钵等珍贵陶器。 　　人像彩陶罐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公元前2000年） 甘成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 　　黑陶罍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 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 西朱封遗址位于山东省临胸县西朱封村，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发现有3座龙山文化大墓，出土了大量蛋壳黑陶礼器、玉钺、玉冠饰及镶嵌绿松石的重器，是迄今为止龙山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丰富的“王陵”级墓葬，标志着龙山时代的海岱地区已经跨入文明社会。 　　七柱镂空器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 安徽尉迟寺遗址出土 七柱缕孔器均出土于房址内。此种造型器物目前只见于尉迟寺遗址，较为完整的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似有专门加工。其摆放和使用方式尚无定论，应是非实用器，可能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器物。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毕集村东，其年代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发掘出排房聚落，周围有宽阔的环壕围绕。遗址中心的大型红烧土广场和乌形“神器”，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和等级。尉迟寺遗址中还发现龙山文化遗存，是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房址中成组出现的七柱镂孔器极为罕见。 　　彩绘陶簋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 陶寺文化是中国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区域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包括山西地区的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等地。陶寺文化的遗址规模通常较大，陶寺遗址总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这一时期的陶器以手制和模制为主，轮制较少，以夹砂灰陶为主，次为泥质灰陶，黑陶极少。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平底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的圈足器和三足器。到了晚期，轮制陶增多，泥质灰陶大增，绳纹数量下降，篮纹显著增多。 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大、中、小三座城址，城内有重要大型建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公共墓地和一般平民居住区等。居住区和墓葬区被分别安排在遗址的不同方位。在陶寺类型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较高的建筑和凿井技术，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还产生了木工、彩绘髹饰、玉、石器镶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门类。 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点。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陶寺文化的形成，是在中原地区特有的内外压力与应力机制中，形成了以族权为基础、祖先神崇拜为信仰、早期“王权”为中心的制度模式，构成了“其外无界”、“其内无间”的早期中国体制雏形和跨血缘、族群、文化的“天下结构”理念。陶寺文化与唐虞时代存在时空交集，陶寺制度为夏朝的建立奠立了政治制度基础，并为“最初的中国”的形成，以及先秦华夏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奠定了基石。 　　彩绘陶盆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 山西囊汾陶寺遗址出土 敞口双层折腹盆。像两个单层折腹盆套接在一起，灰褐色胎，器表灰色陶衣，唇涂红。器表用红、白、绿绘曲折形几何勾连纹构成的环带状图案。 　　彩绘陶壶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彩绘陶壶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朱书文字陶扁壶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朱书文字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晚期的灰坑，是一件残器，仅存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手制，其使用时间与陶寺文化相始终。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表明当时已有书写工具的使用。朱书“文”字，与当代汉字“文”相比，无论字形还是结构都完全一致。在扁壶的一面尚有一组朱书文字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这些文字的发现实证了在甲骨文之前约800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统，体现了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特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有力证据。 　　彩绘陶盆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 -公元前1900年） 　　陶鼓 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公公元前1900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陶鼓出土于陶寺文化时期的大型墓葬中，共六件，泥质陶，鼓颈部细高，颈口外有柱状圆钮，一组12枚，球形腹。近底腹处一周环列3个圆孔。腹底中央凸起一筒状孔。常置于磬之侧，配套使用的乐器。 　　高领双耳陶罐 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600年） 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出土 齐家文化因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其年代为公元前2200~前1600年。分布范围包括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及内蒙古、陕西的局部地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同时也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粟作农业呈现向多品种发展的趋势。出现了冶铜、规模化制玉手工业。齐家文化经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从万邦林立到华夏一统的特殊历史阶段，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耳彩陶罐 新行器时代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300-会元前1500年）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 　　陶盉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因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而得名。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具有特色鲜明的陶器群，并且因地域差异被划分为若干地方类型。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以粟作与稻作为主，手工业高度发达，包括铸铜、制造玉石器、制陶和制骨等，尤其是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 二里头文化在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响，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其遗址中心区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划时代的横空出现过程。在曾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逐渐衰落之后，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先民，在继承本地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突破了小地理单元的制约，创造出注重秩序、强调融合的大范围青铜礼乐文明，开启了中国王朝文明的序幕。 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因此，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象牙权杖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利用甲骨文字证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之后提出，“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辩证》指出：“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此后，徐旭生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也都根据文献资料认为商代之前肯定有夏代的存在。 仰韶文化发现以后，徐中舒先生通过研究认为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此后还有学者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率队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起初，二里头遗址被定为早商都城。夏鼐先生给出了审慎的意见，他分析认为：“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977年，更多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公布，有人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重要文化遗址。同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肯定夏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继续加以阐释，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者早商文化”的论断。 　　铜爵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青铜器最初出观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小型工具或饰物。二里头文化时期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此后青铜礼器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 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包括酒器、炊器、食器和水器，有精细的花纹。商代晚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形多样，浑厚凝重，花紋繁缛。器类以酒器为主，纹饰有多种形态的兽面纹、鸟纹，还有龙纹、蝉纹、龟纹、牛纹等动物纹以及云雷纹、涡纹等几何纹。复杂的纹饰为浅浮雕，连同地纹共有三层纹饰。晚商青铜器从器形到装饰都显得神秘奇异，器物上出现铭文，通常记录作器人和被祭人的名称和族徽，也有关于征伐、祭祀和赏赐的内容。 西周青铜器最初延续晚商青铜器的特点和风格，但在器用制度上偏重于食器，随后又增加了成组乐器。铜器纹饰中鸟纹增多并变得华丽，流行环带纹、瓦棱纹、垂鳞纹、窃曲纹等，简约的纹饰不同于商代的繁缛风格，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西周青铜器上出现大量纪事体铭文，内容有对上帝的崇拜、诸侯的分封、拜官赐命、征伐记功、献俘大典等。这些铭文被铸于铜器上并传至子孙后代，其意义不仅关平家族荣誉，而且涉及王室的重大政治活动和历史事件，青铜礼器成为显示等级、地位、特权，并陈设于宗庙宫室的重器。 东周时诸侯势力扩张，各国都有自己的青铜铸造工业，礼仪或日常用的青铜器被大量生产，以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春秋时期出观不少新式器形，生产工艺达到新高度。青铜器纹饰流行主题单一的龙类形象，同时出观描绘礼仪、战斗和生活场景的画像，这是目前所知首次在青铜器上表现人的形象和活动。青铜器铭文则主要记载诸侯的活动，春秋青铜器总体上风格清新。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青铜礼器多转变为生活实用器，不再代表等级制度，铭文内容多为记录制造者的官名、人名或器物重量等。 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采用铸造方法大规模生产，并最终成为一种特珠的权力工具。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1984年秋在二里头遗址的11号墓中出土，出土时位于墓主人胸前，显示其重要性。通高16.5厘米，宽11厘米，呈盾牌形，面微突起。以青铜铸成主题框衬，四角纯圆，略呈亚腰形，上部略宽，下部内收，两侧各有对称环纽。边框内呈镂空、抽象的兽面图案，兽面之间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这些石片以中间的一行最大、最规整，构成牌面的轴线。 兽面纹嵌绿松石铜牌饰是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之一，它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整个牌面微凸，显得非常协调、对称，以绿松石为衬托的兽面图案十分醒目，上区略宽，下区饰勾形眉、橄榄形眼，球形眼珠灼灼逼视。图案高度抽象，富有张力，具有视觉的压迫感，幽绿的光泽氤氲着神秘、深远的气象。兽面纹作为主题图案，被绑扎悬挂在胸前衣襟处的显要位置，可能是一种神灵的标志或崇拜对象。 铜饰牌镶嵌工艺精湛，历经三四千年仍无一松动脱落，将我国镶嵌工艺的出现时间提前了一两千年，显示夏代镶嵌技艺已相当成熟，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开创了商代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石钺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粗白玉料制成，双面刃，中间部位有一大圆穿孔。两侧有六条突起的棱。 　　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件绿松石龙是夏文化最重要、最精美也是最独特的文物之一，被誉为“超级国宝”。它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这件文物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夏代的时候，先民们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各地具有多源性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形象固定下来，成为王室贵族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耍的装饰主题。 二里头遗址出士的绿松石龙形器，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跃然欲生。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诗经》中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场景描写，与绿松石镶嵌器（龙形器或铜牌饰）、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当时铜铃呈古铜色，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可以想见持有者的气派。 　　玉鹗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鹗站立状，尾与足之间有槽，足下两侧各有一个未钻穿的小孔，头顶后有一上下对穿的小孔，可插嵌亦可佩藏。 　　“妇好”铜方斝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盛酒器。口沿有两个立柱，膨侧有鋬，足为尖维形。妇好墓出士方斝4件，圆斝8件。此斝口沿下饰蕉叶纹，其下饰夔龙纹，腹饰兽面纹。腹底铸铭文“妇好”，应是妇好生前用器。 　　刻辞卜骨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17号坑出土 背面有凿、灼。刻辞内容有八组：（1）戊午卜：其餗妣辛，牢。吉。（2）二牢。（3）三牢。（4）弱巽酒，餗，佳舌。（5）于父已祝至。（6）父庚牢。（7）牢又一牛。（8）吉。 这几组刻辞的内容是：在戊午日占卜祭祀妣辛、父己、父庚的方法及所用祭牲的种类与数目。 　　铜鴞卣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大司空遗址出土 由盖、身两部分组成，器形似两个鴞相背而立。有绚形提梁。器盖上有两大角，小耳，尖喙、大眼。钮盖呈四阿屋顶形，上饰云雷纹。身器为鴞身、胸两侧有翅，胸饰鳞纹。两耳两侧各有对立的一对小鸟。底为四蹄形足。足间有饕餮纹，腹部正中有蟠龙纹，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 　　象牙杯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米黄色。杯身如觚，圆口薄唇，中腰微束，底较小。通体雕刻繁缛精组的花纹，有兽面纹、夔纹等，并镶绿松石。鋬为夔形头向上、尾下垂，饰鸟纹，镶绿松石。鋬靠杯身的一面，有上下对称的小圆榫，插入杯身。 　　铜方尊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出土 　　“妇好”铜圆鼎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人殉是指氏族首领、君主或高层贵族死后，其近亲、近臣和近侍等随其同葬；人牲是用活人来祭祀祖先、神灵或自然界万物，被杀的人主要为战俘和奴隶。人殉和人牲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成为一种制度并广泛流行。商代早、中期用人数量较少，盘庚迁殷以后盛行，用人数量达到顶峰，武丁之后逐渐减少。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墓葬中一般都有人殉，妇好墓内即殉葬16人。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建筑宫室和求年问雨时要使用人牲，其遗迹见于墓葬内外和建筑基址内及其附近。 商代人殉和人牲遗迹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均有发观，尤以晚商都城所在地殷墟为最。 　　玉璋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青灰色，通体磨光。柄与器身一侧各钻一圆孔，器身一侧的圆孔嵌一圆绿松石片。两面磨刃，凹刃，两阑均出扉牙。 　　“妇好”铜钺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略呈斧形，长方形内、平肩，弧刃，两侧边外侈，并铸有“T”字形凹槽。肩下有两对称长方形穿，其下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有两条侧身龙纹。其中一侧兽鼻上铸铭文“妇好”二字。 　　铜钺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妇好”平底铜盉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盛酒器。器体呈箱长形，顶面隆起，有“T”字形钮，钮前有短流，下腹壁较直，内收，小平底。器体素面，流周饰云纹。腹部铸 “妇好”铭文。这种形制的制盉十分少见。 　　虺钮圈足铜觥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司口母”铜圆尊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阴墟妇好墓出土 　　“司母”铜方壶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司母辛”铜方鼎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墓随葬一对司母辛铜方鼎，口沿下一周夔龙纹为主纹。铭文“司母辛”铸于口下内壁，意思是妇好的子女为祭祀亡母辛而铸此鼎？“辛”是妇好去世后在宗庙被供奉的庙号。此鼎重达 117.5公斤、是不多见的商代大型重器。 　　铜卣 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出土 　　铜爵 商末周初 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 　　铜觯 西周早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 侈口，束颈，鼓腹，圆底，圈足。椭圆形盖，带环形兽首钮，盖面、颈、腹部和圈足有扉棱。饰兽面纹和夔龙纹，器盖和底均有铭义“史”。 　　铜人面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 　　铜人面饰 西周（公元前1046 -公元前770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 为人面，窄眉、圆目，阔身，大口，眼眶内凹，眼大而外凸，中间一孔，鼻梁较低，鼻孔较大，口内上下两排大牙，双耳小而平。前额、双耳及下颚部各有圆形小孔两个。 　　铜当卢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 上部为兽头，圆目，阔鼻，口微张（双目，鼻翼及口均镂空），圆形双耳立于头上。中部兽面，下面为兽头装饰。 “当卢”是古代系于马头部的饰件，形式各异，主要放置在马的额头中央偏上部，也就是马鼻革与额革部位交接处的饰品。这种饰件在铜质材料中盛行于商周时期。当卢的形状通常为中部略圆，一端延长，一端分出两角，背面有穿鼻，供穿入皮条，缚于马首正面。它不仅是马匹的装饰，也可能象征着马匹主人的身份地位。在古代战争中，当卢有时也被用作装饰战马的护具。此外，当卢也可能是指古代一种车辕头上的装饰物，或是一种古代的兵器。 　　串饰（玉、玛瑙）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出土 　　玉兽面、鸟龙纹牌状柄形饰、玉龙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 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出土 　　铜鼎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陕西西安新旺村窖藏 外唇方折、直耳、圆腹、柱足。日下饰婴餮纹，填细雷纹，纹饰中有六条竖突楼。腹壁有两处补铸的块痕，内壁铸饰文两行。足饰兽面纹，一足下端稍有殘损。底外有一层烟炱。 　　带流铜鼎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 　　铜牺尊 西周（约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 盛酒器，器身为一站立状怪兽。兽首前瞻，顶有柱状双角。角内侧有一弯曲上翘之小叉。兽鼻隆起，耳细长而竖起。腿短而粗壮，短尾呈三角形。兽腹两侧各有一鸟形竖扉，鸟首向上，扉下有三角形小翼。四蹄侧面有爪形刻道。牺尊背部有盖，盖钮为一站立凤鸟，项背附着一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及臀部各附着一回首卷尾龙。器身上饰夔纹及兽面纹。盖内底及器腹内底各有两行六字铭文：“ 邓仲作宝尊彝”。 　　玉组佩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770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 由3件玉璜、4件玉管和148件玛嘴珠、管等组成的串饰。出于该墓棺内相当于墓主人胸腹部的位置。经套箱取回，在室内清理后，依样连缀复原。 　　玉琮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 陜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 透闪石软玉，褐色。外方内圆，器作方简形，中为圆孔，两端有射。器四壁雕刻有相同的鸟纹，玉琮与玉戈同出士于该墓东南隅的棺椁之间。这种四壁刻花纹的琮在西周玉琮中极为罕见。 　　鹿形嵌贝铜镇 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河南洛阳后川汉墓出土 　　泥塑罗汉像 辽（公元216-公元1125年）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 眼部镶嵌黑色琉璃珠，全身彩绘贴金，跣足立于仰莲座上。泥像内部有木架支撑，用夹草棍粗泥塑形，表面上细泥压光后彩绘。这是目前唯一一批考古出土的泥塑罗汉像。 　　盘龙纹盖三足石砚 魏晋（公元220-公元420年） 河南偃师杏园魏晋墓地出土 　　青釉人物瓷瓶 西晋（公元265-公元316年） 河南偃师杏园魏晋墓地 青釉，腹部圆鼓呈球状，圈足。长颈为胡人形象，跪坐于瓶腹之上，圆睛阔鼻，手臂置于胸前，双手持一圆形物。头上系网格状发箍，发箍于脑后系带。瓶腹部凸弦纹带下饰凤鸟纹及铺首形纹样。 　　文吏俑 北齐（公元550-公元577年） 河北磁县湾涼北胡壁画墓出土 头戴黑色平巾帻，面相方正丰满，额头宽阔；双眉弯曲起脊，鼻梁高耸，双唇微张。上穿粉白色圆领衣，外套朱红色高领广袖褶服，外罩两裆，下穿白色大口裤，足穿黑色笏头履。双臂交拱于胸前。 　　骆驼俑 北齐（公元550-公元577年）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出土 　　鎏金錾花九曲银勺 唐（公元618～公元907年）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 勺柄扁方修长，弯柄的末端做成凫头形。勺呈九曲花瓣状。器表以鱼子纹为地，錾刻尖瓣宝相花及雀绕花枝图案。蔓枝回转绚丽，结构细密流畅，鎏金工艺精湛。勺的内壁打磨抛光，明亮照人。 　　三彩鸳鸯盂 唐（公元618-公元907年） 河南西郊遗址出土 　　白地黑花龙凤纹瓷罐 元（公元1271-公元1368年）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直口，广肩，圆腹，下腹内收，平底。以白釉为地，施黑、褐色釉。肩部绘缠枝花卉纹一周。腹部一面绘龙纹，一面绘凤纹，周围填卷云纹。 　　围棋子（玛瑙） 元（公元1271-公元1368年）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其丰富的展品和独特的陈列方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和考古成果的场所。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星光灿烂，中华文明经历了发展、融合、进步，生生不息，发扬光大。从远古走来，向着更加的辉煌。 　　图文清茶一杯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