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临回忆录《砥砺风雨写人生》(8)

达尔罕闲人

十、家人团聚

父亲这时是听信了张凤山前妻的弟弟叫杨书勤的话，带着全家出来，在太平川下火车，经过杏树岗、乜家窑，到一个叫王家窑（今永胜村）的地方去教书，结果跟前两次情况一样，还是只有很少几个学生，收入维持不了生计，再次白白折腾一趟。

因为一起来的老乡都留在洮南，父亲闲着的时候还回洮南看他们，这才遇到我，得知我没有死在北山里而是活着回来了，找到了家人，我就跟着父亲也来到王家窑。

当时王家窑当地的人都种棉花，家家都纺线，但是没有会织布的。到这里后，我和娘便靠做工织布来养家。

我们的东家名叫王老九，织布的工具全都是东家的。当地人拿来5斤线就可换我们织好的100尺布，东家收我们10尺布，余下的归我们自己，卖掉后作为劳动收入。一个熟练工一天可以织出100尺，而我和娘只能织20尺。

东北人聪明精练，已经发明了很先进的织布工具，但是父亲不认可这个，偏要我们按山东老方式织布，一天忙忙碌碌的不停，出布的效率却很低。

第二年（1946年），保康闹鼠疫，死了好多人，社会秩序也是一片混乱。我们在这里又织了一年的布，手里宽绰些了，还攒下很多的线。因为父亲胆小觉得在这里生活不安稳，秋天收完地后便张罗着把家搬到了保康。到保康后没有工具，布也织不成了，攒下的线慢慢也都卖完了。

这年冬天，家里就依靠我打柴卖钱度日，一天都不能停，无论狂风还是大雪都要完成这一担柴的任务。为了打柴往南我到过三林，往北到过丰库。每天砍回一担柴，到街里能卖2角钱，够买三、四斤玉米面或高粱米吃。冬天连一双棉鞋都没有，穿着单布鞋踏着雪出去砍柴，赶上天冷雪大，回来时天都黑了，脚和鞋子都冻在一起。到家后，娘用雪给我把脚捂上，等慢慢缓开，脚趾才没有被冻掉。

　　第三部分：八年军旅南北转战 七次遇险死里逃生 ---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从军岁月（1947年--1954年）

引子：保康往事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打进东北，18日，关东军缴械投降，日本人长期占据东北的企图化成了泡影。

保康一直也没曾有日本兵来驻扎过，只是火车站有一些日本人在工作。苏联军队打进来后，日本人都逃走了，铁路都被破坏，火车也不通了，站台上丢弃下一袋袋装好的粮食，堆得像山一样高，都是等着装车运走的玉米。

于是老百姓们疯涌进站台，开始大肆哄抢这些已经无人看管的粮食，陆陆续续的往家里扛。

站台上堆积着待运的粮食

到苏联红军撤走后，保康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银行、当铺和供应站都被抢光了。供应站原本也是日本人开的，目的是收取老百的粮食，然后换发给他们一些布票线票之类的物资供应票据，拿着这些票可以到供应站里买东西，否则即使有钱也什么都买不到。供应站很快就被抢的精光，老百姓又转而奔向银行。银行当时是有守卫的，虽然鸣枪示警，但是也阻止不住如潮水般疯狂抢掠的人群，很快银行也被洗劫一空了。

整个保康四处乱成了一锅粥，被日本人控制和剥削长期处于物资匮乏、生活困顿的平民百姓，从抢掠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生活上有了巨大改善。不出一个月，保康几乎所有的店铺都被抢光了，而那时当地居民还不是很多。发展到后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还起了胡子，名曰“乡队”，他们打着保护百姓维护秩序的旗号，其实就是明目张胆抢劫的土匪。普通百姓也结伙去抢大户，成了零散的土匪。

第二年（1946年）春，在保康火车站的南边，有一列军火列车被国民党飞机轰炸了，火光四起，轰隆隆的爆炸声连续不断，把附近人家的门窗玻璃都震碎了。这列车上满载的都是日本投降时苏联红军缴获的关东军军火物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有合约，这些物资都要交给他们。苏联方面考虑跟东北民主联军都属于共产党阵营，主观上还是想把军火送给共产党军队，但是碍于协约的限制，他们只好把整列物资先运到苏联，又悄悄运回来，在齐齐哈尔卸下，晚上重新装车偷着往南运给咱们民主联军。大概是有特务获取了情报，有一列军火列车到白城的安广就被炸了，而这一列从齐齐哈尔开过来，刚过保康也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列车上满满的除了枪、炮和弹药外，还有大量的粮食，如黄米、大米、白面（当时叫洋面）和酱油等。

被炸的列车燃烧了一天一夜，车体都烧毁变了形，枪械烧的也只剩下了铁制的部分，爆炸后被崩出老远。老百姓又纷纷涌来，把四处散落的武器捡回去卖了废铁，列车残骸上能拆的能卸的也都被拿走了，烧的变了色的日本钢盔和刺刀等当时很多人家里都有。

保康老火车站（今已废弃）

到了夏季雨水特别大，屯子里外到处都是积水，一片泥泞和汪洋，南沼地瓜田里种的瓜都漂进了屯子里。

不久，保康开始爆发鼠疫，得病后人死的速度特别快，大批大批的死亡，一具具尸体在泥水中拖出屯外。刚开始时还有用箱或柜子简单装殓一下埋掉的，到后来有的整户都死绝了，就一起都拖出去扔到南大壕里。

鼠疫发生时，共产党军队已经接管了保康，每天有专人穿白大褂戴着口罩蒙着头，挨家挨户给喷洒消毒剂，一天要喷好多次，他们非常认真负责，卫生管理和防护措施也都很有效果，虽然疫情很重，但还是得到了控制，当时居民区卫生甚至达到连院外厕所都没有苍蝇。

鼠疫发生后军队和地方组织的入户消杀

10月份，国民党71军87师206团从郑家屯一路过来，边走边占据铁路沿线大一些的城镇。一直到了保康，然后就停下来没有再继续北进，因此保康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最北端的一处据点了。

当时驻扎在保康的八路军没跟他们打，直接往北边撤走了。临走前炸毁了火车站的水塔，扒掉了铁路，还动员老百姓拆枕木拿回家去烧火。

这批国民党军队来时都是穿着灰色军服的中央军，在当地不知是抓还是雇来一些民工，到火车站铁道东边的东坨子去修建地堡和工事。平时那些中央军也不进屯里，偶尔进屯就是要一些东西，要完就走。后来206团撤走，调来的是国民党184师551团的两个连。

就这样，工事持续修了一冬天，东坨子的东南西北四面各建了一处碉堡群。1947年春天雪开始融化的时候，八路军又开了过来，保康要解放了。

那天是3月15日下午3点多，冬天的北方已是快要天夕了，辽吉军区保安一旅的三个团从通辽过来，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刚到保康西边伊力气村和查干呼村一带，就被敌人哨兵发现了，保安一旅的指战员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

一团担任主攻，二团为预备队，三团是助攻，还派出一部分兵力到保康东南20里处伏击打援。

解放保康的保安一旅军队干部

解放保康战斗的爆破英雄叶柏新（2022年）和当年报纸上刊登的他的事迹

当年西大菊花和保康还是分开的，一团从西边大菊花的后坨子往南绕过去，一直绕到南边闫家窑附近，然后从南边进入保康街里。

我爬上自家屋顶，躲在烟囱后面看，一门门野炮在大菊花后面的坨子那边排好，闫家窑后面也都排满了野炮和山炮，镇内偶尔有零散的枪声。不多时，一团从东南，二团从西北，三团从东北三个方向很快就把东坨子团团包围，一层层破开阻拦网，逐渐推进到敌人工事之外。

战斗开始，枪炮声和爆炸声响成一团，我亲眼看到一个个勇敢的爆破手们，迎着敌人疯狂的子弹一点点往东坨子上爬，随着一声声巨响，敌碉堡一个个炸开了花，黑烟滚滚升上天空。

战斗从天黑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如爆豆般的枪炮声突然全部停止，全城上空立即出现死一般的寂静。

我放下碗筷，登梯子又爬到房顶去看，只见高高的东坨子上，国民党兵成排的从地堡里出来，举着小白旗投降了。

保康烈士陵园的烈士名碑和灵堂

一、报名参军

保康解放时，我们家正租住在一个叫“常家大院”的地方，属于保康镇二村十一闾。

几个月后到了1947年的春天，西满军区直属骑兵团驻进了保康，他们一直到秋后才走。在常家大院里驻的是三连，父亲跟他们的连长、指导员包括理发员都处的很好。

这年夏天我正在给当地的富农徐庆广家耪青（扛活），侍候田地，他家的地都是向地主高元汉租来的。解放后高元汉逃走，他的地也被分掉了。由于这时保康还没有土改，徐庆广分到了很多的地，我也分到一块。

常家大院西边有一个很大的深坑，叫“官土坑”，是老百姓修房建院取土时挖出来的，坑里有积存的雨水。有一次我在水坑里捡到一根铁管子，挺有分量，做的还挺精致，看着很喜欢，我就拿回家里，没事时候拿它当金箍棒耍着玩。因为这东西的来路不明，又不认得它是个什么玩意儿，父亲就让我赶紧扔了，别惹下什么麻烦。我没舍得扔，正好我们住的这趟房对面还有一趟房，里边有一间没人住的空屋子，我就偷偷的把这根铁棍藏在这间屋的炕洞里。

一次，忘记了什么原因，娘去到那间屋子去烧火，添柴的时候发现炕洞里有东西，她就顺手把它拽了出来。这根家伙当时都已经烧的烫手了，父亲发现了训斥我赶紧扔了，于是我把它又抛回大水坑里。

后来八路军来，我看部队里有战士也扛着跟我捡到的一模一样的铁棍子，就好奇的问那这是什么东西，干啥用的。他回答我说这个叫爆破筒，并顺手指了指保康火车站南边高大的水塔，说：“看见那个塔了吗，这一根就能把它炸倒了！”

我听完出了一身的冷汗，心惊肉跳，幸好没有把那个家伙弄响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听说，当时部队里一个班才只能有两根爆破筒。

保康老火车站南的供水塔

秋天，保康刚开始了搞土改，但还没开始分地呢，农会动员青年们报名参军。我当时正当儿童团的团长，经常与部队接触领任务，很羡慕当个军人，因此有了要去当兵的想法。

因为几个兄弟姊妹里我最大，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当时家里面不太同意我去，父亲更是竭力阻止。于是我偷偷的去征兵点自己报了名，记得那天是1947年10月9日。

二村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共有四个人：小老侯、杨志、贾二虎和我。两三天后，我就换上军装，戴着大红花要跟着部队出发了。大妹凤临哭得上不来气，抱着腿不让我走。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直接影响了我此后的一生。

这时当地已经成立了农会，农会在土改中给群众划定成份时，根据实际情况，像我们这样没有地只靠给人家扛活的划为雇农，属于比贫农还穷的一类。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米面，娘就到处去要饭糊口。保康当时有部队的野战医院，我当兵之后，他们知道了娘是军属，就经常送给她一些食品。而父亲宁可饿着也不去要饭吃，嫌没脸面。

土改分地时父亲分到了一块地，又得到坨子角分剩下的一块地，再加上原来买的一块，三块地一共30多亩。当时农会还组织了“代耕队”，专门负责帮助军属的家里种地和生产劳动。农会的组织委员叫孙福林，他知道父亲有文化，还是军属，主要条件很优秀，便找他到二村的村公所当秘书，还介绍他入了党。

这之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较以前好多了，但即使这样，父亲还每月写信向我要钱，那时部队的津贴很少，我只好拼命地把钱节省下来汇给家里。后来最小的三弟耀临给我来信时说，家里已经很宽绰，不用再往回寄钱了，我这才知道实际情况。

后来，山东老家也开始土改分地，老奶奶因为有18亩地被划为了富农，因此牵连到我们。父亲被撤销工作，清除出党。等到山东的房子和地都被分完了，又回山东老家开来了成份证明，组织上找父亲要为他恢复工作和党籍，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当时又没同意。

解放保康的英雄部队---保安一旅军事指挥员

（未完待续，下节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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