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供销社（二）

东方云涵

　（接上篇）

　二、在供销社当装卸工的岁月

时光的车轮缓缓驶过岁月的长河，将记忆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那是1985年，一个对我而言意义非凡的年份。高中毕业后的我，怀揣着青春的迷茫与憧憬，在命运的指引下，走进了洗马林供销社，成为了一名装卸工，开启了一段独特而难忘的人生旅程。

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外出闯荡、打工谋生的概念尚未广泛普及。当我得知洗马林供销社夏季要为北京蔬菜公司收菜，需要装卸工时，内心既忐忑又充满期待。父亲作为供销社的会计，带着我见到了供销社主任刘主任。他面容和蔼，眼神中却透露出几分威严，与父亲年龄相仿。简短的寒暄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上下打量一番，见我身体壮实，便关切又略带考验地问道：“你刚二十出头，装卸工作可是个体力活，累得很。你刚从学校出来，还是个嫩小伙子，怕是不容易适应吧？能干得下来吗？”

那一刻，我脸颊微烫，内心却涌动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坚定与勇气。这份工作虽是临时工，在如今看来或许不算体面，但在那个年代，却无比珍贵。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克服腼腆，用尽可能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回答：“我可以试试，我不怕苦，一定能够干好。”刘主任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稍作沉吟后，微笑着点头道：“好小子，有点志气！那就这么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就这样，我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对生活的热爱，第一次踏入了供销社的大门。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旅途中一段宝贵的记忆。我始终坚信“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的人生理念，无论面对何种挑战，只要勇于尝试，坚定信念，努力工作，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那年， 各基层社按照县联社的统一安排部署给北京蔬菜公司收购蔬菜，每个基层社对接北京一个区的蔬菜公司，我所在的洗马林供销社对接的是北京东城区蔬菜公司，主要收购的是西红柿。北京蔬菜公司作为国营企业，为了保障首都蔬菜供应安全，确保蔬菜收购质量，专门派来了两名业务员住在供销社，对收购过程全程监督指导。当时的供销社，作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重要纽带，其职责之重大不言而喻。

供销社临时雇了五个装卸工，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其他四个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皮肤黝黑，肌肉发达，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除了我们五个装卸工是从社会上临时雇佣的，其他验质、过磅、付款、维持秩序等环节的人员，都是从供销社各门店临时抽调的正式人员，共计十人左右，组成了蔬菜收购组。收购蔬菜的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构成了一条高效运转的工作链。

那个时候，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们一改以往的传统种植结构，纷纷改种蔬菜，尤其是西红柿，在洗马林和周边乡村种植较多。为了尽快销售，在北京蔬菜公司的人还没来的前几天，许多农民就到供销社咨询，做好了销售前的准备。没过几天，供销社收购西红柿的消息一公布，卖西红柿的人便蜂拥而至。

收购西红柿的场地设在东门外汽车站南面供销社第二门市部院内。刚开始收西红柿的那天，一大清早大门还没开，卖西红柿的农民就早早聚集在了门口。有赶车的、推车的、肩挑的，队伍一直蔓延到了外面公路上，那场面，比赶交流会还热闹几分。男女老少都参与其中，小孩子们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偶尔还偷吃一两个西红柿，被大人发现后，少不了一顿笑骂。

面对售卖的农民较多，为了避免拥挤，使收购工作顺利进行，供销社煞费苦心，特地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沓用毛笔写成的盖有供销社公章的硬纸号码牌，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一个个发号，公平公正。轮到的农民进院销售，没有轮到的可以等待。这个办法果然很管用，拥挤吵闹的场面一下子得到了控制，人群自动分成了几列，井然有序。

收西红柿的把关十分严格。当时交通不发达，去往北京的公路不全是油路，路况不佳，汽车去北京单程就需要七八个小时，沿途颠簸时间较长，又要考虑温度，为防止在运输过程中西红柿红透损坏腐烂，所以在收购验质时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红透的西红柿不收，有损伤的不收，没有去掉把子的西红柿，因为怕在运输途中把其他西红柿扎破也不收，当然坏的烂的更不能要了，只收没有熟透的，带有红线、红点的绿皮西红柿，也就是说必须是经得起长途运输的，到了北京正好成熟的。这样就要求验质时必需把西红柿先倒在帆布上，个个过手，然后装框。验质的安排了四个人，两个人一组，每组一个人负责查验倒在帆布上的西红柿，另一个人装筐，速度很快。然后把装满西红柿的筐过磅称重。负责过磅的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验质后西红柿筐子在秤上的摆放，并且负责监督在过磅过程中，放在秤上的筐子是否与地面接触或者有人搞鬼，另一个人按照重量开具过磅单。过磅单一共分为黑、绿、红三联，上面有姓名、重量、单价、总金额等，第一联是存根（黑色）单位留存，第二联（绿色）是菜农自己留存，第三联（红色）是结算单。过磅后，菜农就可以用结算单到北屋内结账拿钱，负责付款结账的只有一个人。

我们五个装卸工，在没有来车的情况下，只负责过磅后西红柿筐子的摆放和码垛。装西红柿的是长方体竹筐，也就是过去的啤酒筐子，能放40斤，50个筐子一吨，没有车的时候我们几个装卸工倒也不忙。

但是，北京来的两个业务员倒是忙的不亦乐乎，一个人监督指导着收购西红柿的每一个环节，另外一个人跑里跑外，根据现场收购的数量，通过长途电话负责与北京蔬菜公司调度中心协调车辆和请示资金。当时通讯不发达，也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供销社只有一部固定电话安装在城内的供销社办公室，收购现场没有电话。往北京打电话属于长途，话费价格高不说，主要是等待接通时间太长，打一次电话得提前与邮电局联系，非常不便，从洗马林打电话到北京，最快也得在电话机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接通，接通北京后如果电话机旁没有人接，或者中途挂断的话，得向邮电局重新申要，重新等好几个小时，所以打一次长途电话得需要有专人在电话机旁守候。

北京蔬菜公司的车一来就是相跟四五辆，一般都是中午或者下午到，来的车都装着一摞摞的空筐。我们装卸工缷完空筐后，马不停蹄马上就得装车，时间上要求非常紧，不管是来多少辆车，往往是一气呵成。夏日的中午正是烈日当头，我们几个装卸工常常是累得汗流浃背。那个时候，装卸工工钱也少，记得是上八下六的价格，即上货（装车）是一吨8角，下货（卸车）是一吨6角，当时从北京拉来的都是空竹筐，空筐没有多少重量，下空竹筐当然是不计报酬的，我们只是挣装车的费用。现在看来想用这点报酬来雇装卸工，根本不可能，但在当时也算是高工资了，一天下来我们五个装卸工每人也能够分到三四块钱。

在装卸工作中，我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由于我年龄小，体力和经验都不如其他几位装卸工，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跟不上他们的节奏，装车的速度也比较慢。有一次，因为我的疏忽，西红柿筐在肩扛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平衡，一下摔倒了，西红柿撒了一地。我当时非常着急和愧疚，心想肯定会被其他装卸工和主任批评。然而，让我意外的是，其他几位装卸工并没有责备我，而是纷纷过来帮我一起收拾地上的西红柿，还耐心地教我如何正确地肩扛能够省劲，提高装车的效率。刘主任也走了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呢？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改进自己。”那一刻，我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要努力做好这份工作的决心。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学会了如何装卸蔬菜，还了解了许多关于蔬菜收购和运输的知识。我知道了不同品种的蔬菜有不同的收购标准和运输要求，也明白了保障蔬菜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性。我还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有菜农，有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也有北京蔬菜公司的业务员。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聊天，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