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神舟 宁波历史陈列 #宁波博物馆

王feel

这里有河姆渡文化的精彩演绎，有于越人拓地三江的丰富遗存，有越窑青瓷的系列发现，有明州港城的奠基与发展……

这里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是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港城，是宁波帮的故乡。碰撞与融合，学习与创新，书写了中国近代史浓墨重彩的一章……

在这里，发端于北宋的学术文化传统，在明清终于大家纷星、影响天下……

上下七千年，形成了宁波人敬乡重土、耕读传家、引领风气、善于经营的文化理念；纵横八万里，培育了宁波人面向海洋、目视寰宇、心胸广阔、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

远古四明

约7000—公元前221

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是宁绍平原远古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她与后来这一地区的良渚文化共同构成于越先民史前文化的主要源头。从远古到春秋战国，先民们在浙东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

河姆渡文化

1973年在姚江畔的河姆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与文明发祥地。

最初一掘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1973年和1977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有干栏式建筑、栽培稻谷、夹炭黑陶、骨质生产工具和水上交通工具等。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

河姆渡后期文化

距今6000~5000年间，河姆渡文化居民开始从山地丘陵向沿海平原拓展，并跨海至舟山群岛一带，其文化与浙北的马家浜、良渚和上海的崧泽文化交融后有了承上启下的发展。河姆渡文化进入了后续的发展时期。

定居，是史前人类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一种进步。适应江南低洼潮湿的居住环境，河姆渡人选择在背山面水的山前台地搭建“栏式”建筑。

夹炭陶是河姆渡文化极富地域特色的标志之一。系在黏土中掺和大量的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物，采用泥条盘筑、捏塑等方法制坯，置于约800摄氏度的火温下烧成。这种陶色偏黑、胎质松软、胎厚量轻的陶器，既用于盛贮，又用作炊饮。

河姆渡文化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起源地之一。宁绍平原得惠于肥沃土壤和温暖多雨的自然条件，它们为稻作农业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稻作农业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先低效的采集经济，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也带动文明进入更高层次。

河姆渡人利用自然资源，通过纺织和编织，改变自己的衣着条件。从出土的纺织工具和部件可发现，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提取植物纤维、纺（捻）线和使用踞织机编织等整套原始纺织工艺。绳编和苇编的方法、纹样与现代并无二致，是人类纺织史闪亮的成就。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南方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距今7000—5000年间，大量干栏式建筑、稻作农业遗迹，以及陶、石、玉、木、骨、角、牙等质地的生产、生活遗物，描绘出宁绍平原史前时期的历史画卷。

在湖沼与自然水道遍布的古姚江流域，河姆渡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具备了初步驾驭水的能力，活动范围因之扩大。迄今发现的东亚、东南亚稻作农业与河姆渡文化在时间上的承继关系，使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一区域的文化源流与影响脉络。

河姆渡人留下了许多用骨、石、木、陶等不同材质雕刻的艺术品，造型丰富多姿，技术精湛娴熟，反映了先民对大自然的具像思维能力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固化在原始艺术品上的各种图案，是我们感知先民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料。

河姆渡文化后期，融合了各地新出现的文化因素，传统的夹炭陶逐渐被夹砂和泥质两大陶系代替，新出现灶、鼎、镂孔喇叭形圈足豆、盉、簋等器型，给后续文化增添了新的生机

距今5000年前后，宁绍平原出现了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泥质黑衣陶和有段石锛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考古学界称之“良渚文化宁绍类型”。

木屐 新石器时代

古越遗韵

先秦时期，于越民族主要活动在今浙东的浦阳江、曹娥江、甬江流域及舟山群岛，依托会稽山、四明山的低山缓坡和山前滨海平原与海岛，逐步建立自己的方邦古国。

春秋时，越国地广百里，东至于鄞。吴越争霸，当时的宁波成为越国的经济后方，越王勾践为成就霸业，在此筑句章城，富国强兵，铸就了地域风格鲜明的古越文化。

于越葬俗

越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长江下游及岭南地区，史称百越。曾经活跃在今宁绍平原的于越，是越民族北部地区的一个分支。他们留存在这一地区的大量地下文化遗存，表现出与中原截然不同的文化礼俗。土墩墓与土墩石室墓，是一种具有越地葬俗特色的墓葬类型，广泛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

铜钺 战国

1.越勾践剑（复制）

2.越王者旨於賜剑（复制）

越国的早期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宁波平原作越国的腹地，成为其图霸中原的经济后方。进一步成熟的稻作农业、发达的青铜技术、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制作、造船与航海技术……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越国经济鲜明的文化特色。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宁波地区的句余之地（今江北区慈城镇城山渡一带）建筑句章城堡。城堡依山临江，在当时已具有集结锚泊较大规模战船群的能力，宁波港城开始萌芽。

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是先秦越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们起源于商周，迄止于战国。原始瓷的烧制东汉成熟瓷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鸭形硬陶壶 商

原始瓷器胎色灰白，表面施青色 或黄绿色釉，已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点。但与成熟瓷器相比，仍带有明显的原始性。

拓地三江

前221-821

秦汉时期，在当时的“海涯鄙地”甬句地区设置了鄞、鄮、句章、余姚四县。随着今平原中部的逐渐成陆，联动开发的大趋势日益明显，寻找新的地域中心便成为这段历史的一大主题。

秦并天下，在宁绍平原东部人口较集中的山麓溪谷地区设置了四县。三江流域日益成陆的海涂，以其可贵的土地与物产资源吸引着先民，人们开始尝试着拓地三江，演绎了千年探索的勇敢者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在浙东三江流域，以原于越人较大聚落为中心，分别设置了鄞、贸、句章、余姚四县，隶属会稽郡。

弦纹原始瓷五管瓶 东汉

越窑青釉船形瓷灶（附青釉瓷釜）西晋

三江区域经济经秦晋六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贸易渐盛，文化交流向海内外拓展。成熟青瓷的创烧与制品的外输成为区域经济的一大产业。吴地铸镜技术东传，异国物品舶来及印度佛教东渐，三江口成为早期海外商品贸易集散地和文化交流传播地。

早期越窑青瓷，至迟在东晋时已通过海路输往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国家。目前，这些国家的墓葬和遗址中均有早期越窑青瓷出土。

越窑青釉双复系瓷盘口壶 南朝

东汉、三国时期，会稽郡（浙江）、江夏郡（湖北）、广汉郡（四川）是全国三大铸镜中心，其中前二郡地属东吴。吴地铸镜工匠，带着先进的铸镜技艺，从东海口出发，东渡日本，铸造出具有吴地特色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

玻璃珠 东汉

青瓷堆塑罐 三国吴

汉晋以来，三江口得到开发，逐渐形成较大规模的居民聚落。公元400年，孙恩起义。东晋守军刘裕（宋武帝）率军筑成防守工事筱墙，驻防于三江口一带，与句章守军互为犄角。筱墙，是三江口历史上的第一道城墙。

褐釉虎 汉

战争摧毁了城山的句章城，也为另择城址提供了机会。建于光溪的新章县治，为日后明州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平原的不断开发中，必然要形成统一体，这是地域经济一体化的崙要。

东晋末，在刘牢之与孙恩的决战中，句章城被孙恩攻陷，城堡受到严重破坏。于是，句章新城被迁建到贸县的光溪，即今鄞州区鄞江镇樟溪出山口处。

甬江流域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是在南朝。开垦与移民成为这一时期江流域的历史主调。为了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协调区域内统一开垦需要的行政调度，四县分立的体制结束了，宁绍平原出现了四县合一的大句章。

三国时代，西域胡人东游四明，带来了佛教文化的先声。两晋梵风更盛，各地多有舍宅建寺者，使日后的明州成为中国佛教一大丛林。

由于土地开垦和人口增加，作为地域中心的光溪日益凸显出它偏居一隅的弱点。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唐王朝在三江口设置“鄞州”。在此后整整200年的时间里，甬江流域逐渐完成了地域中心的转换，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州级城市。

州城确立

821—959

明州罗城的建立，与子城共同构成双城体系，这不但标志着城市体系的形成，也体现了《周礼 •考工记》规定的中国古典城市的规范模式。东津浮桥联系着日益繁菜的奉化江东，成为明州城联系古贸地的咽喉要津。

从晚唐到北宋，明州城经历了城市的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过程。

韩察所建的明州城周围仅有420丈，史称“子城”。城内衙署办公和州官居住，城外则百姓散居。罗城的建立，使明州城具备了城市的初步功能，内外城以及各功能布局，体现了中国古典城市的规范模式。

在唐末的地方割据中，明州镇将黄晟自立刺史。为保障地方治安，黄晟于唐昭宗景福初年（892）至光化元年（898）沿自然江岸河堤垒土夯墙，构筑了18里罗城。罗城与子城形成的双城体系，标志着明州城市的最终形成。

明州水乡有着数不清的桥梁，架设在奉化江上的东津浮桥，使明州城突破了城墙的藩篱，让州城与江东古贸县地紧紧相连。

护城河作城墙的屏障，一方面维护城内安全；另一方面阻止攻城者的进入。明州子城的护城河，为人工所开掘。罗城的护城河，大多利用自然的江河河道，这是古人在防御手段上对水的妙用。

公元909年，吴越国王钱缪改贸县为鄞县，县治迁入明州城。从此，州县府共治一城。

晚唐兴筑的它山堰，是一项伟大的渠首引水工程，它不但完成了向州城供水的需求，而且体现了古代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经典成果，至今仍在发挥着堵咸引流作用，被誉力“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

唐代中国和目本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的日本刚刚处于封建制度确立的阶段，对唐朝的鼎盛极仰慕，因此其向唐朝派遣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达到了高峰。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为了向大唐学习，日本多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其中有4次在明州登陆。它促进了明州与日本航线的发展，加深了明州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

唐代高僧鉴真受日本邀请，第六次东渡日本乃成。第三次东渡受挫后，鉴真与日本僧人一行留住明州阿育王寺，并在浙东一带讲学，同时积极准备第四次东渡。

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767–822）随遣唐使入唐，从浙东天台山习天台宗教义，在明州开元寺受戒。公元806年，最澄回国，在京都比睿山创建了延历寺，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他从浙东带去茶籽，栽种在比睿山麓，成为日本最早的茶园。

唐贞元二十年（804）明州发给遣唐使学问僧最澄的批文

“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加之“新罗梗海道”，致日本遣唐使开拓南路航线，这些都给明州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明州港城迅速崛起。遣唐使中止后，海上民间商业贸易迅速取代朝贡贸易。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跻身中国四大名港之列，成为唐王朝向东北亚、东亚开放的核心口岸。

唐、五代的东亚海舶贸易，“明州商团”起到了骨干作用。日本是明州最主要的贸易国，仅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至昭宗天复三年（903）间，中日船舶往来就达30多批次。前来明州经商的还有来自新罗和阿拉伯的商人。

“咸通四年造此砖记” 唐

越窑双复系大盆 唐

越窑大钵 唐

越窑“成茶汤”茶碾 北宋

九世纪初，越窑青瓷依托明州港口，经海路大量运销至亚、非各国，成为中国最早输往海外的大宗贸易商品。这条主要运送越窑陶瓷的海上航线，被誉“海上陶瓷之路”。

1973年底至1975年间，在宁波和义路滨姚江南岸的码头遗址，出土了700余件越窑青瓷。这是迄今国内出土唐越窑青瓷中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质量较精的一批。

1973年至1975年，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长沙窑瓷器。明州也是长沙窑瓷销往海外的主要港口。

长沙窑褐绿彩奔鹿纹执壶 唐

在亚非各国中世纪的都城、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佛教、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址，宫殿建筑以及贵族墓葬等遗址，都发现了出自慈溪上林湖与鄞州东钱湖窑场生产的越窑青瓷，它们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物证。

宁波的成熟青瓷形成于东汉中晚期，当时焙烧青瓷的炉温已经达到1300°C左右。青瓷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光泽，胎釉结合致密，击之声如金石。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宁波，青瓷成为浙东人民奉献给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青瓷灶、甑、釜、壶 东汉

井里汶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54米深的水下，残长31米， 北宋早期的海上贸易船。

2003年至2005年，考古人员从沉船打捞出水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瓷器30余万件，其中大部分是越窑青瓷，这是迄今海外发现越窑青瓷数量最多的一艘。

越窑青釉瓜棱瓷执壶 唐

公元十世纪的前半叶，越窑的制瓷技术被传授到了朝鲜半岛全罗道康津与全罗北道扶安等地，朝鲜半岛因此烧制出了“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的“翡色”瓷器，并且迅速发展成为青瓷的输出国。目前半岛上仍有丰富的属浙东越窑类型的窑址遗存。

越窑青釉瓷荷叶带托茶盏 唐

浙东烧造瓷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越密”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是对这一地区青瓷制品的统称。自东汉成熟青瓷烧造成功，到唐、五代时达到鼎盛，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上，越窑为中国陶瓷史竖起了一座丰碑。

唐代是越窑青瓷的黄金时代。作为越窑制瓷中心，上林湖环湖窑场达80余处。唐代越窑青瓷以其瓷质温润如玉，釉色美如山翠，造型柔和优美，纹饰舒展流畅，居唐代六大名窑魁首，深受海内外偏爱。

越窑青釉划花荷花纹四系瓷盖罂 唐

越窑绞胎灵芝纹伏兽脉枕 唐

五代，越窑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以上林湖为中心，窑场达100余处，东钱湖窑场也发展成为越窑青瓷重要产地。五代越窑品种丰富繁多，产品造型轻盈秀丽，精巧典雅，釉色青绿滋润，清纯明亮。尤其是烧制的“秘色瓷”，成为青瓷中的极品。

越窑青釉瓷墓志罐 五代十国吴越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一881）的《秘色越器》诗。秘色瓷烧造始于中唐，五代、北宋初达到顶峰。中唐时，秘色瓷作为越窑上乘之作，开始成为朝廷贡品。晚唐时越窑设有贡窑，北宋时又置官监窑，以专门烧造供奉朝廷的“秘色瓷”。

越窑带銎双系瓜棱壶 唐

越窑双鹤纹壶 五代

越窑带盖执壶 五代

越窑凤字形砚 五代

国际港城

960-1367

宋代明州，经历了深刻的城市化过程。北宋的全部城市成果，在南宋初的战火中受到重创。

数十年间从平地重新崛起的明州城，因其毗邻临安，成为京畿重地。明州的国防之责、赋税之出、市舶之重、文化之厚，都使这座具有国际性质的港口城市，在南宋一代有着尤为突出的地位。这种城市的再生力量，既来自五代、北宋的铺垫，又来自人民的顽强创造力，而且宋室南渡前后大批北方士族移民的涌入，使这座城市在文化价值观上有了巨大的提升。

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制瓷业从颠峰开始下滑，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到了北宋晚期，北方诸窑的兴起和参与“朝贡”，朝廷也在北方另设官窑，致使越窑失去上贡和贸易市场的优势，短时期内迅速衰落。

越窑青瓷鸳鸯熏炉盖 北宋

越密三联瓜形盒 北宋

越窑青釉刻划开光牡丹纹瓷执壶 北宋

越窑摩羯纹碗 北宋

越窑青釉刻划牡丹纹瓷盒 北宋

北宋以前的城市，“坊”“市”分区，即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自宋开始，这种制度被彻底打破，城市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渐由政治、军事中心转向商业中心。明州成为具有对外贸易繁荣、农业及手工业发达、文化思想厚重之特色的浙东中心城市。

破坊成市，造就城区商业一片繁菜。唐代明州已经出现的“草市”，到了宋代更加发展，这使得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从而在山区与平原的交通结点上，形成了一批货物交流的固定市镇，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也是以后形成的城郊各大集镇的基础。

宋代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明州素有佛教传统，除城内人口密集处有众多寺院外，城郊青山碧水间也有大批寺观香火炽盛，成民众精神憩息的港湾

保国寺大殿藻井

江南现存最早的庙堂建筑 保国寺大殿建造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比宋《营造法式》还早九十年，许多作法成为《营造法式》的唯一实物例证。是中国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东钱湖二灵塔

宋代的二灵塔至今屹立湖光中 建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是一座正方形石塔，为湖中半岛二灵山上二灵寺僧所建。

作 宋金“江南十三捷”首战的明州保卫战，它的胜利延缓了金兵南下的脚步，使刚刚建立的高宗小朝延得以残喘。面对战火兵燹留下的一片瓦砾废墟，明州人民重建家园，开始了宋金对峙时代的新生活。

望柱 宋

明州城在有宋一代多次修葺整肃，城墙坚固，城门雄伟，衙署讲究，坊巷得体。在对古城遗址的历次考古中，揭示的地下残基，可以窥见当日的规模气度。

明州是南宋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地，除了正税外，还有海关税（市舶）、酒税和盐税等。南宋的年市舶税由北宋的90万缗增加到200万缗，大多出自明州和广州。

作为京畿之地，南宋的明州担负着京城的屏海重任。城区内驻守着大批军队。1132年建立明州水军于镇海，负责浙江全省海防。实现了水陆呼应，海陆联防。

明州在宋代有过一次移民的高潮，宋室南渡前后尤盛。北方士族带来的文化传统与本地传统文化自然结合，在宋代产生了新的城市文化精神。一邦之兴，犹赖文脉，其间教育、学术、文学等方面的昌盛，使明州（庆元）有“库声序音，洋洋邹鲁”之誉。

北宋庆历间中央政府诏令天下办学，其时正值年轻的王安石知鄞，他率先倡导，遍访山野硕老，创设鄞县县学，开创一地的教育传统。从此，在全国统一标准的科举取士中，明州人才辈出，学风绵延至今。

北宋明州办学，一开始就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三个教学系统。王安石延聘杜醇、楼郁掌教县学，同时杨适、王说、王致也各在大隐、鄞江等地创立书院，传道授业。这一风气，不但带动了明州的教学，也发轫了明州的学术。四明学术从南宋起蔚然成风。

北宋元祐年间，随着月湖十洲的形成，这片城中的碧水完成了从蓄水潭向城市大花园的演变。世家望族环居湖畔；文人墨客结社湖上；大家建楼藏书；学者设坛讲学。一时文风盛炽，被誉为“明州邹鲁”。

宋代水利工程完成了宁波平原的干流蓄泄体系，也体现了沿河耕田开发的成果，宁波平原的江河分流水系至此基本完成。这一体系是对唐代它山堰、东钱湖、广德湖三大源头工程的功能延伸与完善，为明州的精耕农业和内河运输提供了水利的保障。

南宋开庆元年（1259）秋潦，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吴潜坐船下乡视察，想到城内外的河水应是同一水位，不必四乡地保报告，观察州前河水即可知六塘河的水位，于是在子城前河立一“平”字石碑，以字之上下横启闭水闸的水位刻线，遂成宁波历史上第一座水文观察站。它的设立，有效提高了防汛抗旱能力，为一郡农业的生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江南四季分明的日照和降水，沿江基本完善的水利设施，区域成熟的稻作农业和蚕桑业，稳定和巩固了宋代明州的农村经济，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

明州在两宋时期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城。一度成为面向高丽往来的唯一合法口岸，明州得到中央王朝更多的垂青。除了繁荣的通商贸易，以佛教传播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文化交流也在这里形成气候。

明州是两宋时期全国11处官营造船场之一，尤其在北宋，为王朝海船的重要制造基地。朝廷设置了官营造船场、造船监官厅事和船场指挥营，并指定打造专供遣使出访高丽的万斛神舟，造船技术领先于世界。

宋船复原模型

宋代明州（庆元）港已发展成为海内外货物的主要集散地。两浙路市舶司迁驻明州以及明州市舶司的设立，是明州经济特别是海上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兴盛的市舶贸易对宋代国家财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代朝廷对市舶贸易十分重视，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使明州的海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菜。面向日本、高丽、东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非洲诸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明州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旅日华侨捐资修路的石碑（宋代）

飞天石刻经幢盖 宋

飞天石刻 北宋

明州（庆元）是宋代中日贸易的枢纽港。北宋时主要是宋船往返；南宋中期后，两国商人往来频繁。向日本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钱币、瓷器、香药、书籍、字画、丝织品等；日本运来货物主要有黄金、木材和硫磺等

明州是宋元时期中国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仅北宋中后期，明州商人航行到高丽经商的就有120次。运往高丽的货物有茶叶、瓷器、丝织品等，进口有人参、麝香、红花等。考古发现的高丽青瓷是两国通商贸易的见证。

北宋神宗时，朝延增加了明州可通航东南亚诸国的签证权。之后，明州与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贸易日益频繁。明州建有专门接待阿拉伯商人的波斯馆，阿拉伯人在明州还建造了清真寺。

天封塔地官出土的玻璃瓶（出土时内装香料）

天封塔地宫出土的南洋七宝之一“砗磲” 南宋

慧能在盛唐开创佛教禅宗的南宗后，下分荷泽、青原、南岳三系。唐末五代，荷泽一系失传，青原、南岳二系又分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宗，这就是禅宗盛名的“五灯”。南宋立中国佛教丛林制度，明州丛林成为日本和高丽佛教徒心仪之地。中国书籍、书法、绘画、建筑、雕刻等由此直接东传日本，对日本镰仓时代文化的产生、对高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日本僧人道元（1200—1253），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入天童寺，师从无际了派与长翁如净，成为曹洞宗第十四世正统法嗣。归国后于日本宽元二年（1244）在福井越前创建永平寺，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尊天童寺为祖庭，禅林轨制，一依天童。

日本僧人千光荣西（1141—1215），南宋时期两次入明州参谒名刹，随天童寺虚庵怀敞学禅五年。回国后创建博多圣福寺、镰仓寿福寺和京都建仁寺，将中国佛教临济宗传播到日本。建仁寺为日本临济宗大本山，创建于日本建仁五年（1205），列日本京都“五山”之第三。

天童寺名僧兰溪道隆（1213—1278），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应邀东渡日本传禅。日本建长五年（1253），出任建长寺开山。建长寺为日本镰仓“五山”之第一。道隆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授禅法的中国禅师，在日本弘法32年，被后宇多天皇谥力“大觉禅师”，故他的禅系被后人称“大觉派”，又称“临济宗建长寺派”。

无学祖元（1226—1286），鄞县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应日本北条时宗邀请赴日弘扬禅宗。日本弘安五年（1282）圆觉寺建成后出任开山，赠号“佛光国师”，开创的“佛光派”禅系，是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最有影响的禅派，一直延续至今。圆觉寺为日本镰仓“五山”之第二。

北宋的浙东佛教建筑已成江南范式，南宋间被直接移植到日本，成镰仓时代建筑风格的新形式，被称为“天竺样式”或“大佛样式”。日僧重源与明州匠师陈和卿等人，在传播建筑文化中起到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的陈和卿、伊行末等明州工匠东渡日本时，将中国的木雕、石刻艺术直接传播到日本，促进了日本镰仓时代雕刻艺术、石结构建筑与石刻艺术的发展。日本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这些匠师的艺术品，成为国际文明传承的见证。

南宋赴日工匠伊行末建造伊行末与陈和卿同受重源邀请，参与东大寺重建，后定居日本博多，形成以伊氏核心的石作集团，成为南宋明州起日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

宋元明州（庆元）车轿街、石板巷一带，画坊林立，职业画家陆信忠、金大受、陆仲渊等佛画作品，被日本舶商和僧侣争相购买携往日本，成为日本寺院收藏品和临摹的范本。

义通（927—988），高丽王族出身。五代后汉天福末年（947）入华求法，师从天台高僧修习天台宗教义约20年。宋乾德年间（963—968），取道明州回国，州官诚相挽留，遂留明州传教院任住持。宋太宗赐义通所居“宝云禅院”为天下讲宗十刹之一，尊义通力“宝云大师”。义通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凡20年，位天台宗第十六祖。

义天（1055—1101），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宋元丰八年（1085）入宋求法，就天竺寺僧慈辨学习天台宗教义。元祐元年（1086）携经书回国时经明州，进一步考察学习佛教。高丽肃宗三年（1096）创高丽天台宗，为高丽天台宗始祖。

1.释迦牟尼玉雕像

南宋 天封塔地宫出土

2.阿难玉雕像

南宋 天封塔地宫出土

3.迦叶玉雕像

南宋 天封塔地宫出土

4.僧伽玉雕像

元 永丰库遗址出土

“天封塔地宫殿”匾银殿（复制） 南宋

铜鎏金大势至菩萨立像 南宋

层台银熏炉 南宋

“绍兴十四年”铭银塔 南宋

中日关系的紧张，导致庆元港军事功能一度被凸现，但港城的进一步发展，港口功能的稳步提升，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复苏，回汉文化在南国大地上实现了共荣，元代历史在庆元留下一曲淡淡的变奏。

宋亡后，日本镰仓幕府多次拒绝了忽必烈派遣的使臣，中日交恶。元朝于至元十一年（1274）和十八年（1281）两次攻打日本，庆元（宁波）是元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基地。江南军所乘海船3500艘在日本遇飓风毁沉，全军逃归者仅十之一二，江南人民受害深重。

元朝东征日本 宋亡后，日本镰仓幕府多次拒绝了忽必烈派遣的使臣，中日交恶。至元十一年（1274）元廷决定发兵攻打日本，是年聚兵高丽，兵发日本博多，因台风突至，无功而还。十六年（1279），元尽取江南，筹谋再攻日本，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事宜，意在用南宋水军由南路进取日本，宁波港成为是役大本营。

宁波地区具有多方融合、长于吸纳的开放文化特征。终元一代，庆元港城吸引了一批批北方少数民族人士纷至沓来，回汉文化的翘楚们在这里淡化了彼此界限，相互交融，实现了具有时代和区域特点的文化共菜。

元朝与日本交兵，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但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繁盛。庆元港城置有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濒临奉化江的江厦码头是海外商舶停靠的主要码头。

1976至1984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沉船残骸与2万余件瓷器、28吨铜钱及少量金属、木、石制品。经研究，这是一艘由中国泉州制造、约于元至治三年（1323）从庆元港启航的日本东福寺造营料唐船，在前往日本博多，绕道高丽新安道德岛时沉没，反映出当时庆元港贸易的盛况和在“东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

元至元十三年（1276），为“收纳各名项断没脏罚钞及诸色课程”，庆元路在子城东南隅兴建了永丰库。2001年至2002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示遗址面积3500平方米，出土文物800余件。永丰库遗址总占地面积约9500平方米，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元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出土文物反映了庆元港商贸的繁盛。本考古项目也被评 “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海定波宁

1368-1644

明代实行海禁，私人不得出海贸易，外商更不得来华经商。港城宁波在明代的海禁中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成了朝廷特殊的朝贡港。海禁在这里表现出深度的影响力，海疆重于海港，对抗重于通畅。然而封闭毕竟不能彻底，交流依旧是一种坚韧的文化力量。

明洪武十四年（1381），为避国号“明”之讳，明太祖朱元璋采纳鄞县人单仲友建议，以境内有定海（今镇海）县，取“海定则波宁”意，改明州府宁波府。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明州-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朝廷于贸县置“明州”。“明州”源于境内的四明山，而四明山又以“四窗岩”得名。“四窗岩”位于今余姚市大俞村，因其山崖上有四洞穴如天窗，故名。

庆元-南宋宁宗在藩邸时，曾为明州观察使，公元1195年即位后纪元“庆元”，遂升“明州”为“庆元府”，并名罗城西门为望京门。〝庆元”之称一直沿用至元末。

宁波简称 “甬” 的来历：

甬源于鄞、奉交界的甬山，今称江口塔山。甬山称谓有两种说法：一，甬山山峰颇似覆置的大钟（古称大钟为甬），象形似“甬”字而得名；二，“甬”是“涌”的意思，甬山山势连绵，如波涛汹涌，又水源丰富，故名。

明代的海禁对宁波有着深刻的影响。“寸板不许下海”，严厉的海禁直接导致以双屿港为中心的远东海上走私贸易的形成。勘合贸易处置不当又引发了更严重的倭患。而贸易需求又使得港口功能在海禁中得到了显现。

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起自元代，其时正值日本战国时代，流亡的武士论为海盗，明洪武初形成第一次倭害高潮。洪武十九年（1386），防御倭寇和方国珍残部在海上的有生力量，明朝政府实行海禁，尽迁舟山群岛的秀山、兰山、岱山、剑山、金塘等岛民到大陆，壮丁编入宁波卫。严厉的海禁也迫使一部分海民开始加入到贸易走私的行列。

宁波是倭患的重灾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因之遭到了巨大破坏，海外交通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为清海疆、保家乡，宁波军民奋起抗击，同心合力消除倭患，揭开了宁波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序幕。

戚继光

倭寇侵入宁波各县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一些奸商劣绅、地痞歹徒趁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给宁波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面对日益猖獗的倭寇侵扰，明朝政府不得不设置巡视大臣、调集精兵强将。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明廷任命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全面发起抗倭之役。

明嘉靖二年（1523），日本以宗设谦道为首的使团和以鸾冈瑞佐、宋素卿（宁波人，后投奔日本）为首的使团各携带勘合来宁波，因贿赂市舶太监争夺通商特权，发生武装冲突，焚毁境清寺，劫掠市舶仓库，并乘机大掠宁波，杀死备倭都指挥使等命官，史称“争贡事件”。争贡事件导致倭患的又一次高峰，明朝政府因之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罢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全面海禁达17年之久。

戚继光军事著作

明朝的海禁，使中日间的贸易成为官方的“朝贡”与“回赏”。勘合贸易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宁波成为朝廷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口岸。

建立市舶提举司 洪武三年（1370），朝延在宁波设立“宁波市舶提举司”，限定宁波港只准接纳日本勘合贸易的“贡船”。永乐元年（1403），以方国珍都元帅府花厅改建宁波市舶提举司，其地为今中山公园九曲廊一带。市舶司设有市舶库和市舶码头。

海禁闭关，使东南沿海居民无以聊生，于是以走私为主要特征的民间海外贸易在舟山群岛的双屿、大茅、沥港、横港等岛屿兴起。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中国，他们勾结日本和南海诸国的走私贸易商人，以双屿为主要基地，双屿港一时馆舍林立、商船云集，成力远东最大的海上国际走私贸易基地。

宁波区域文化类型丰富、源远流长，既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言征，又兼具商业文明的特点。浙东学术文化更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思维成果的最高水平。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反映了宁波人对文明的执着追求。

浙东素来文脉厚重，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之树必定绽放出绚丽的精神文明之花。有明一代，宁波书画大家迭现，文史才俊辈出。

屠隆（1541—1605）

明代文学“未五子”之屠隆（1541—1605），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别号由拳山人，鄞县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吏部主事、郎中等职，与胡应麟等并称“未五子”。诗文词曲著作浩富，有《篇海类编》、《栖真馆集》、《由拳集》、《荒政考》、《采真集》、《鸿苞集》、《凤仪阁乐府》等。

范钦与天一阁

天一阁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建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也是世界现存三座最早家族藏书楼之一，收藏明代刊稿、抄本、刻本，其中明地方志、科举录多为海内孤本。现藏古籍30余万卷，有“南国书城”之称。

自北宋史浩、楼郁、陈谧、丰稷等首开宁波藏书之风，以私家为主的藏书业蓬勃兴起。南宋的“南楼北史”，时称藏书名楼。至明代，甬上藏书趋于繁荣，清时更达鼎盛，余绪不绝。

宁波在修好明朝与日本的邦交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勘合贸易“夹带”的中日之间文化交流，使宁波承唐宋之风一直成为日本僧侣文化人的向往之地。

明代因倭寇形成的中日对抗，给双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明朝不断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加强沟通，增深理解，谋求“海定波宁”。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明代未曾间断。来华日僧与宁波文化人士交往频繁，互研佛禅和诗文书画，结下深厚的情谊。

小田等杨，号雪舟，日本僧人。明成化三年（1467）春，随日遣明船于宁波登岸，留住天童寺，深受寺僧尊重，升“天童寺禅班第一座”。后游历北京等地，学习中国画技法。回国后，开创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水墨画，被誉日本“画圣”，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了庵桂悟，即佛日禅师，属临济宗。日本伊势（三重县）人。明正德六年（1511）出任日本遣明使，住锡阿育王寺，受赐金袈裟，与大儒王阳明谈心悟道，遂成忘年之交。

策彦，原名周良，号谦斋禅师，日本高僧。明嘉靖十八年（1539）、二十六年（1547）先后以遣明副使、正使入明，留住中国五年余。在宁波期间，与当地文士全仲山、柯雨窗、方梅涯以及书法家丰坊等交往甚密。著有《入明记》等。

明初文士翟佑（1341-1427）作《剪灯新语•牡丹灯记》，叙述元末发生在庆元月湖一带乔生与奉化州判女符丽卿之间的传奇故事。明时被译成日文传入日本，并被编为说唱节目。二十世纪中还被改编为歌舞伎、电影和电视剧，流传甚广。

朱之瑜与日本儒学

朱之瑜（1600一1682），号舜水，余姚人。1659年流寓日本，在长崎、江户等地讲学达22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尊为国师，为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的传播与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将中国的礼仪制度、建筑营造、农事园艺乃至服饰等介绍到目本，对中国科技的外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学术思想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东南都会

1644-1840

明清易代之际，宁波这座城市愤怒过，然后复归平静。经历了康、雍、乾三代的铺垫，区位和港口的优势又使宁波承担了中国东南都会的作用，与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起走向最后的成熟。

明清易代，使儒风氤氲的宁波怦然心动，知识分子自发的反清情绪蔓延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宁波城市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表现了正统儒学积累的最后力量，体现了宁波传统知识分子“匹夫天下”的正气。

张煌言（1620—1664）号苍水，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授南明兵部尚书。1645年随钱肃乐抗清，据守浙东，纵横苏、浙、闽凡20年，被捕后就义于杭州，谥忠烈。后人将岳飞、于谦、张苍水并称为“西湖三杰”

宁波城市经过1000余年的发展，形成江南城市鲜明的特色。在这里，江南水乡与港口城市完美结合，农业文明与商贸文明相互交融。水乡悠然，河流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空间，并通过桥梁与街巷组成网络，成为划分街坊的界限。

清代的宁波城市在宋元城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甬江东侧和姚江北岸拓展，开发较迟的江北岸也逐渐繁菜。作为宁郡六邑的首府，城市规制体现了它应有的气度。

宁波为浙东首府，历代多一城数治。清代行政在这里府、道、县三治合一，因处海防重地，兼设有浙江最高军事机构。

自宋代破坊成市，历元、明商贸发展，百业兴旺，行行并举。宁波城市许多具有行业特色的商业中心日臻完善。

明清是宁波城市民居最成熟和最经典的时期，聚族而居的民风所产生的墙门建筑与街坊市井交相辉映，庙祠寺观的公共建筑与宅第坊里相映成趣，一派典型的江南城市风光。

宁波城内曾有45条干支河渠，形成以日、月两湖为核心的城市水网系统。河流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城内各个街坊、院落宅第串联沟通。城外的陆路驿道与运河，又将宁波与其他城市紧紧相连。

国家颠覆，中原陆沉，使清初的中国思想界试图突破六百年来理学的沉闷，而反思“国亡种沦”的原委，其中代表人物如黄宗義、顾炎武、王夫之、颜习斋。四明自慈湖以来，继以阳明之学，而有黄宗羲的创新，遂成学说而风行天下。

明代的阳明心学是对宋元理学的一次思想革命，它积极倡导发挥道德主体精神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尤明清时代的宁波（四明）民众所接受。阳明学说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以及日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影响所及，远达日本。

王守仁（1472——1529） 号阳明，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历任左佥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一代，唯有四人享此殊荣。明代著名政治家、哲学家。针对程朱理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人文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世称“阳明心学”，对后世影响很大。著有《王文成公全书》。

清初以黄宗義为代表的研经兼史的浙东学术，以浙东学派为主干，主张“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从而形成区域性学术体系，对日本、朝鲜等国均有巨大影响。

全祖望以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上承黄宗羲“经世致用”学说，勤奋攻读，博通经史，成为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被誉为“浙东学派最后的一座丰碑”。

万斯同（1638—1702）鄞县人。黄宗義弟子。浙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中国著名史学家，以布衣身份主编《明史稿》，又称《横云山人明史稿》。雍正时修订《明史》即以此书为底本。

清初的海禁和迁界，使宁波港口濒于窒息。开禁后，与日本长崎为主要港口的对外贸易日趋兴盛，对南洋诸国也有贸易往来。凭借南北沙船业的基础，国内沿海贸易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宁波港进入又一全盛时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清廷在宁波设海关行署，这是宁波口岸管理走向近代的标志。为接待西方诸国商船，又在定海设浙海关分关“红毛馆”。其时宁波对外贸易的地位，相当于日后的上海。

日本自1639年起实行锁国政策，限长崎港为唯一开放口岸，中日贸易为清人单向活动。宁波是往来长崎的主要始舶港。

宁波沙船业从元代海运漕粮开始兴起，以长江界，北上至朝鲜、日本的称“北号”或“北帮”；南下至福州、广州及南洋、西洋的称“南号”或“南帮”。清代“海禁”弛废后，形成十分活跃的行业。

清代宁波以钱庄和“过账码头”著名，是中国首创钱业“过账制”的城市，意味着现代金融业的票据交换办法在我国的开始。这是宁波商业物流发展的必然产物。

开埠通商

1840—1911

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的时候，宁波这座城市经历了抗击与挫败、开放与融合的过程，在西风东渐中风气先开，成为早期中国近代化城市之一。

宁波是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坚船利炮攻击的数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为反抗侵略，宁波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谱写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最惨烈的篇章。

鸦片战争形势图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以鸦片手段加速海外殖民扩张，东中国海从此失去了平静。

1840年7月5日下午二时，英军进犯定海，鸦片战争爆发，次日凌晨城陷。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东、福建无隙可乘，遂以主力北侵舟山。1840年7月4日，英军攻随定海。

1841年9月26日，英军再犯定海，三总兵浴血奋战六昼夜，10月1日第二次城陷。1841年10月10日，英军占领定海后趁胜攻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守军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脱逃，两江总督裕谦投泮池自杀，镇海、宁波府城、象山、慈城等相继失守。

镇海保卫战失败、宁波沦陷后，道光帝命扬威将军奕经办理浙江军务，于1842年3月组织宁波反击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地点 1842年8月29日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等地并四处抢掠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浙东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地人民自行组织各种群众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城的“黑水党”、镇海王师真抗英队和定海乡勇，都是当时著名的团体。

中法战争中的宁波镇海口战役是一次波及性战事，由于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使中法战役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的唯一一次胜仗。

镇海是宁波的海上门户，招宝山扼其北、金鸡山峙其南，最据形胜，为兵家必争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镇海海防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883年12月，法国侵略越南，引发中国南疆危机。次年8月，法舰袭击台湾基隆和福建马尾港，清政府被迫与法国宣战，以海战为主的中法战争全面爆发。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宁波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西式建筑等外来文化开始直接传入宁波，使城市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开埠后，英国在宁波首先设置领事馆，并兼管奥匈帝国事。随之法、美、普鲁士、荷兰、瑞典、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先后在宁波设立了领事馆，日本派驻了使者。

宁波在开埠前夕由政府指定江北沿江外国人居留地，因此没有租界，形成了清中叶中国城市对外开放中的“宁波模式”。

开埠后，传教士给宁波还带来了西医院、近代学校等，当地的有识之士也随之风行，宁波成为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前沿。

金雅妹（1864——1934），鄞县梅墟宝桥金村人，3岁父母双亡，被传教士麦嘉谛博士收为养女。1869年金雅妹随麦嘉谛到日本完成中学学业后，1881年赴美国学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女子医科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此后活跃于日本和中国，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中英《南京条约》直接导致“五口通商”。随着西方先进航海技术的引进，传统的木帆船时代走向了轮船时代，江北岸沿江发展成为近代港区，并逐渐取代了具有千年历史的江厦码头，宁波港进入新的转型时期。

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这是清中期世人对宁波城市的评价。随着宁波商贸的进一步繁菜，江厦街也发展成为近代宁波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

海关是国家主权的体现。1861年5月“浙海新关”的设立，使宁波海关的行政、税收甚至港口的引水权，全部落入外国人之手。

宁波近代工业发轫于洋务运动高涨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纪之交是宁波兴办实业的高潮期。到1913年，已有近20家近代企业问世，资本额达100多万元，形成了宁波最初的工业基础。

近代宁波的城市建筑，有两类最引人瞩目：一是西洋风格，主要有哥特式、巴洛克式和殖民地风格建筑；二是中西合璧式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后者逐渐成为新民居的主流。这两类建筑以外滩最力集中。

开埠以后的宁波，随着外来文化的融入，现代城市风气渐开，近代化的风貌日益浓烈，使宁波成为中国近代化先行城市中的一员。

素有经商传统的宁波人，在明末逐渐形成商帮。清中叶，宁波商帮开始跨越杭州湾进入上海。上海开埠后，借助正在形成中的远东金融、航运中心和商业物流中心的契机，宁波工商业者以乡党情谊为纽带相互支持，迅速在上海脱颖而出，并由上海扩张到全国各大商埠，形成名重一时的“宁波帮”。

走向上海的宁波帮，经营行业除了传统的药材、成衣和粮糖业外，还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重点投资新兴行业。航运、钱庄以及现代银行业异军突起，实力雄厚，“江浙财团”一时享誉天下。

1916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宁波向社会各界发表了演讲，对宁波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时光荏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寄语宁波：“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宁波帮的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七千年前，当河姆渡人点燃宁绍平原文明之火，在姚江边播下希望的种子，我们的根就深深扎进这片沃土。文明之树根深叶茂，文明之果枝头票累。走过这段历史，我们仿佛穿越了一条时空隧道，既感受了先辈们耕耘之苦，，也品尝了先贤们的创造之甜。今天的宁波已经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的经济中心。东方“神舟”正高扬巨帆，驶向更加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