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38年，为更好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了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讨论，为此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旧瓶装新酒”就是利用文学旧形式装抗战新内容。一种意见认为“旧瓶装新酒”，就是在利用文学旧形式时要“选择”“批判”“改造”。实践证明，如果不加改造地利用旧形式，就会发生内容和形式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走向复古道路。这标志着在“旧瓶装新酒”大讨论中后一种意见的胜利。</p><p class="ql-block"> “旧瓶装新酒”的内容在酒，在抗战时为有关抗战的新内容。此论虽已时过数载，愚以为其思想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那么“旧瓶装新酒”该如何为突飞猛进的社会现实服务呢？我们倡扬抗战时“旧瓶装新酒”的改革和创新精神。这个“旧”必须是全面刷新、改造、提升后的“新（形式）”；体现在形式最为传统而又“灵活”的旧体诗词上，则是怎样在变通中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鼓与呼”的问题。为此，笔者想谈点粗浅认识。</p> <p class="ql-block"> 中国诗歌应着“诗言志”的宗旨而生，来自民间，长短句相间，顺口可歌，而成《诗三百》，字数、韵律无多要求。但“合律可歌”为诗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韵律基础，于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手之蹈之，足之舞之。”，（两汉《毛诗序》）说明诗歌最早是诗、乐、舞相伴的一种文艺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诗歌出现了乐府、四言、五言、七言、律诗等诗体，皆合韵律，其功用也逐渐由歌咏为主而向“案头文学”发展，到唐时，终于出现了“集大成”的律诗圣手杜甫。在此期间，泱泱上千年，诗体可谓创新百出。曹操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便是自拟新体，开创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盛局，被鲁迅称为是“最善于改造文章的人”；李白满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革新精神，以天人之才高歌《蜀道难》《将进酒》等乐府，以第一人称方式拟古抒情，完全打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且五七言相杂，革新了乐府固有的定式，并有部分诗句脱离韵脚，文字大都风云际会、乘兴生发，以天才抒写情思，形式完全受制于内容；大诗人杜甫倡导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创新精神，继承了《诗经》《离骚》的爱国忧民思想，发展了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将“歌”与“行”从职能上分开，以“行”诗写时事，独创格调、自立新题，并将律体变革为拗体，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诗圣和律诗大家的崇高地位。诗到此已发展至极盛，实践了在创新中发展的真理。</p> <p class="ql-block"> 诗到宋朝时，势渐衰微。为遏江西雕琢歪风，唐末苦吟陋行，一种更宜于歌唱的新体文——“词”便因时而生。虽在唐时已有此体，但为诗之末体，至宋时方达极盛。从柳咏改革小令发展慢词，到东坡“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成东坡词，到李清照的“易安体”，词有豪放和婉约之分。但词是一种用来歌唱的小调，东坡体“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而遭到了李清照、元好问、黄庭坚等人的批评。李清照认为“诗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清重......”，认为东坡体纯为赋一己情思，多不合律能歌。但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当辛弃疾这样的词体大家出现时，“豪放”词已大放异彩成夺目之势，词由为歌咏而至抒发感情，虽有大多已不可依律能歌，但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她坚实而崇高的文学地位。这充分说明了改革的威力！</p><p class="ql-block"> 元、明、清时词体已让位于戏剧、小说而退居他位，顺应了中国文学产生、发展、创新的潮流。</p> <p class="ql-block"> 无论是中国诗词自身的沿革发展，亦或小说、戏剧的变革兴起，都实践了中国文学在改革中求新的道路。当前我国文学界旧体诗、词亦为一大文学流派而让一些学界人士皓首穷经、研学不已，其发扬“国粹”精神实在可嘉。笔者有幸读到一些旧体诗词，确有内容鲜活、形式灵活、耳目一新之作，充分实践了“旧瓶装新酒”的创新精神。但其间也有不可恭维之处。尤其是部分诗词佶屈聱牙、内容艰涩，体式牵强附会于旧诗词格律，使古声、用僻字，大有复古痕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规定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方向。鲁迅在文学大众化讨论中指出，对旧形式的采用“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旧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删除，有所增益，其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精辟地阐明了旧形式的采用与探求新形式的关系。诗词写作是为抒发一己情感而“有补于世”，最早为歌唱而产生的。文人赋诗也是随口而歌、一挥而就，并未刻意追求平仄韵脚，只为美听。时间久了，便形成了一种规律，也就有了韵律之说，一切本自天然。文字起自甲骨，由文言的单音节词为主发展到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形式，已词意大变，字音殊异。而以古声古词添于当今之古体诗词，让一些文人成日钻进“故纸堆”不能自拔，与封建社会苦读“八股”的酸腐文人又有何异？时至今日，诗词用于歌唱的功能早已消失殆尽，自然韵律已无所依傍。而从格律形式上追求旧体诗词的完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终非正道。笔者曾亲见一位酷爱写作旧体诗词者，为讲求诗歌平仄对仗，本不精通普通话的他竟按平仄去入、古声古韵将汉字归类，写一诗词，便从中挑选合韵的字眼添于诗词中以求合律。这样不重内容而只讲求形式做出的诗词已成“死文”，有何价值？“五四”时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明确指出，旧形式束缚了新思想的发展步伐，使精神不能自由伸展，良好的思想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种束缚新思想的枷锁和镣铐，用现代的韵，有韵固然好，无韵也不妨，方可有我国之新文学。上世纪二十年代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复古派曾扬言在《甲寅》刊物上“文字务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遭到了时人唾骂。时至今日，如果依旧有文人在死抱“旧体诗词”读古声、研古韵而不在改革中求继承、创新中求发展，又何异于“甲寅余孽”？拿“五四”时已被打破的旧框框来束今日文人手脚，何益之有？苏东坡在提到写作时认为，写作“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按东坡主张，笔者认为，诗词的发展当用“旧瓶装新酒”理论来概括。但此“旧”并非“古董”，古了却不值钱。必须以内容为主，即不可艰涩生硬，又不可平白如话，辅之以在继承中改造的新形式，用新声造新韵，“不拘平仄，音节自然，用韵自由（胡适《尝试集》）”，创造出诗风浓郁、韵味无穷的醇雅亦或刚健的诗风，写出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辞意俱佳的旧体新诗词，当为新体古诗词发展之正道。</p> <p class="ql-block">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李卓吾《童心说》）“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前人已道尽了个中原因。笔者不反古体，更不反对研究古体，唯望文人学士能为如我辈酷爱诗词者贡献出在改革中前进的新体古诗词。今冒论此，用意如是而已。</p> <p class="ql-block">刊于2005年5月3日《甘肃经济日报.杂文月刊》，并荣获甘肃省第十七届优秀杂文二等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