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我的艺术档案（一） 20世纪60年代土禾2025年元旦

土禾

1961年，我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五年制美术专修科。毕业前，我顶着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贯彻阶级路线“靠边站”、和心脏手术后刚康复三重压力，用一年的课外时间，创作了《春满山城》（水彩组画 20幅），它是我五年学习美术专业的总结和对山城的永恒眷恋，也是我艺教人生的新起点。作品真实地、艺术地记录了65年前，作为重庆地标的都市景观。它们在重庆建设史的长卷中，因其不可或缺、不可臆造的历史属性，从而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与重量。如今时过境迁，不可复制，因此弥足珍贵。 《春满山城》作品4幅：《巍巍山城》（水彩画 29×18cm 1960年作） 《嘉陵江码头》（水彩画 32×12cm 1960年作） 《重庆人民大礼堂》（水彩画 32×22cm 1960年作） 《两路口》（水彩画 27×18cm 1960年作） 锦绣的川西平原，处处是美景。上世纪六十年代，成都市郊无污染、无高楼、无喧闹。农田里鸡鸭成群，草垛、砖、土、草盖成的储物仓发出浓浓的乡土味。老百姓过着勤耕勤种，自食其力的平静日子。 《原生态家园》（水彩画 38×24cm 1963年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公路交通落后，成都、全四川所需用的木材，在岷山里砍伐后，多数不用汽车运，而是掀入滚滚岷江里漂流到成都。成都西郊洞子口，是漂木的积散地，大批木材从江中打捞上岸后，堆积如山，形成壮观的储木场。成都最老的“木材综合加工厂”就诞生于储木场附近。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成都西郊工作。自然，写生的足迹就到了洞子口。 《洞子口储木厂》（水彩画 27×19cm 1963年作） 1959年我曾入住华西医院治病。华西医院享誉全国及世界的医学水平，优美古朴的校园环境，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1961年我从大专毕业分配到成都工作后，对华西的怀念成为我赴华西医学院写生的动力。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步入华西，用画笔写下了这美好的记忆。 《华西医院》（水彩画 27×19cm 1963年作） 成都锦江大礼堂和锦江宾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都最大的标志性建筑，为此，激励我去现场写生。有趣的是，我在画修建中的锦江宾馆时，被手臂上戴着“治保”红袖套的保安发现，把我带进工地的“保卫科”，严查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画这个工地？我讲明我是美术教师，是为歌颂社会主义建设风貌来写生。保卫科负责人，立刻打电话到学校，证实了我的身份，並要求：“不准在画上写字，不准标注尺寸，只准拿来看耍”，才让我离开。 这就是特殊年代人们的特殊思维。 《刚落成的成都锦江大礼堂》（淡彩画 26×18cm 1962年作） 《正在修建中的成都锦江宾馆》（水彩画 29×21cm 1962年作） 手刻油印善本《四川美术史》20世纪末1959年至1960年，我是西师五专科学生。当时系领导提出，青年学生应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勇于创新。于是科主任张宗禹和党支部书记趙令荘（健在）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科研项目：组织师生编写《四川美术史》，以提高师生的思想和专业素质，提升图画科办学的学术水平，为四川省（含重庆市）美术发展作贡献。编写组学生成员有：刘泽华、罗万才、刘长玲、夏盘武、王熙儒、黄金和、王培秋，指导老师是段虚谷、范德坤。我任编写组组长。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努力，于1960年，形成了最后的初稿。该著作约20万字，10个章节，用手刻油印、手工装订而成。《四川美术史》手刻油印善本是特殊年代里的一件学术性工程，开了四川美术界的先河，它是四川美术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的时代性、学术性、史料性都是十分珍贵的。 20世纪60年代的我 背影俗语说：雁过留声，水过留痕。我来世85年，也留下一个背影一一我的艺术档案。我十分幸运，深受恩师的指导、培养、指路。从小懂亊，深知人要奋发求上进，才会有作为；我十分幸运，考进了美术师范院校，毕业后，当了一辈子美术教师，喜得艺术滋养了一生；我十分幸运，没有入党当官，一辈子都是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我十分幸运，长期生活在天府之国首府一一成都这块宝地上，风调雨顺，无災无难，安渡余生；我十分幸运，女儿是贴心小棉袄，孙儿懂事乖巧。朋友多，有知己，还有上门求学者；我十分幸运，虽已是85幸龄者，而思维清析，笔耕不辍；睡得熟，吃得香，走得动，追时尚；看着自己的背影，身正形直，向着人生的远方，渐行渐远。 王培秋 2024年8月17日 《背影》（2023年11月摄于敦煌鸣沙山） 2024年12月30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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