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岁月

子稣

谁的青春还不任性几回？谁在年轻的时候还不干几件错事？因为那时脑回路短，因为那时还有犯错的资本。我三十岁之前，就干了很多错事，母亲曾焦虑地对我说：“娃呀！看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光阴似箭，转瞬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的话音犹在耳旁，可是母亲已作千古，我也满头青丝变白发。感叹时光荏苒呐！ 　　大三那年，我和女朋友闹了点矛盾，双方父母也来调解。在女朋友家里，我母亲和她父母都指责我做得不对。我天性单纯善良，没有做错的事，我是不会承认的。一气之下，我用拳头砸了墙，一口气跑到渭南火车站，看见有一辆火车已经关了车门，开始缓缓启动了，我当时脑子被气得有些错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火车车门的栏杆，双脚站在车门下的台阶上，扒着火车向西奔去。夜幕刚刚降临，铁路边的田野依稀可见，夏夜的凉风急切地撞击着我淌着泪水的脸颊，撕扯着我单薄的衣衫。不管火车开到哪里，总有停的时候，就这样与往日告别吧，我全然不顾母亲的担心和女朋友的心情，在这个平凡的夏夜，做了这件此生最疯狂的事情。火车停在了西安东站，我赶紧跳下车，公交车已经停运了，我步行走到学校，已经是夜半时分了。 　　我年轻时长得瘦、身体好、跑得快，我们班体育达标优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引体向上能做100个的洪建平。可能是因为这些先天优势，再加上年轻时肝火旺盛，我爱与人打架。我采用游击战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从未吃过亏。 一年夏天，我跟健儒老师坐火车去株洲给函授生上课考试，在西安火车站就与人打了一架。那时坐的是绿皮火车，车站秩序也不好，有票的没票的，大包的小包的一股脑往车厢里面挤，我和健儒老师也在其中。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年轻乘务员站在车上用脚把乘客往下踹，我气不打一处来，拽着他的腿就把他从车上拉了下来，两人打在一起，他打碎了我的眼镜，我用钥匙戳破了他的头皮。我俩被人拉开后，我跟健儒老师上了车。车慢慢开动了，那个乘务员走到我俩的座位旁，操着陕西话对我说：“还没出西安呢，自己人先打起来了？”他之所以说我是自己人，一来我也说陕西话，二来我的钥匙串上有一把铁路工人特有的钥匙。这钥匙是我一位铁路上的亲戚送我的，三棱形，全国火车通用，火车上的所有门都能打开。我说：“啥也嫑说了，咱俩不打不相识，你给我俩弄两张卧铺票来，这事就算完了。”他说：“弄啥卧铺票呀，车前面有我们列车员的床位，你俩睡着就行了，不用掏钱买票。”就这样，我和健儒老师用硬座票坐了一路卧铺。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我和健儒老师从株洲站下车后，就与那个乘务员相忘于江湖了。 　　九三年初夏，我儿子一岁，妻子刚调到西安，没去单位上一天班就下岗了。我托乔老师在野玫瑰酒店给妻子找了个收银的工作。她上班第一天，我去接她下班，野玫瑰离学校很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六月四号，夏夜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的味道。我接到妻子，过了马路，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刚走了几十米，妻子突然说她眼镜忘在收银台了，我们就停下自行车，她回去取眼镜。我在原地等她，突然听到“嘎——”的一声汽车紧急刹车的声音，顿时有一种不祥之兆。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她回来，我就拐回来找妻子。我跑到野玫瑰门口，就看见妻子坐在马路上，一个小个子男人正在跟她理论，旁边还有一辆警车闪着警灯。 小个子男人说：“车都没有碰到你，你就坐在地上，想讹人是吧？”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妻子怎么会是那种人！我冲上去，一拳将小个子男人打倒外地。 这时，有一个高个子胖男人冲上来抓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握着拳头就抡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抓住他拽我衣领的手腕，右肘翻过来绞住他的胳膊，用力往上一翻，大个子胖男人就被我来了个反剪，左脚往他腿窝一踹，大个人男人就跪在了地上。 他爬起来，向我吼到：“你谁呀？你谁呀？” 我说：“我是她老公！” 他说：“我们是ZJC派出所的，在执行任务。”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向着我说话，高呼：“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人！”还有人高喊：“警察撞了人还想打人，啥警察麻！” 这时候我才知道，是两个便衣警察撞了我妻子，我打了警察。我赶忙解释，围观的人也我帮我说话，叫给人先看病。我们去了武警医院，拍了个片子，右脚骨裂！打了石膏，送回家里。第二天，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带着一副拐杖、两个西瓜和三百块钱来到我家慰问，我也做了自我检讨，这事算是作罢。我清楚，我打了警察，而没受到惩罚，完全是运气好！ 　　我这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三十岁之前，我还干过几件寡不敌众的战事，全凭我跑得快，才免受皮肉之苦。 三十而立，果然是个智慧的总结。人长大了，想的就多，想的多了，动作就慢。三十岁之后，我再也没有打过架，也很少干荒唐的事。社会是课堂，百姓是老师，行过万里路，阅过千百人，我也在种种磨砺中长大成熟。回忆过往，自惭形秽。如今到了耳顺之年，什么事都见得，什么话都听得，车越开越慢，谁愿超就超吧，只求安全第一。世上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身逢盛世，只求国泰民安，与家人平安喜乐，足矣。 图片：摘自网络，谢谢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