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听广播漫忆

安平

（2025年元旦）

我听广播已有六十多年历史了，最近看到一篇谈广播情结的网文，不禁引起我的一些回忆。

厦大广播台

从儿时到厦门大学的外公家生活开始，我就经常听厦大的广播。厦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装在建南大会堂北头楼顶，与上下课敲击报时的大吊钟相伴，每天喇叭声和钟声响彻校园内外。下图是建南大会堂的北头，楼顶可见大吊钟亭。

厦大广播台的播音室设在建南大会堂的东北头，工作人员由厦大学生兼任。下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厦大广播台的大门，门侧挂块台牌，门前两人是在台兼职的厦大学生陈雪根（右）、许贻波（左）（源自陈雪根网文《我在厦大放广播》）。 厦大的大喇叭每天早晨六点半都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正值起床洗漱用早餐时间，我们都能听到，及时了解时事。当时主要新闻媒体是广播与报纸，订报费用我们负担不起，须到厦大教工俱乐部去阅报，而听厦大广播则很方便。
　　“新闻和报纸摘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权威节目，内容都是最新时事新闻，听众达数亿人。开始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唱祖国》，下面让我们重温一遍节目开播录音（视频42秒，源自网络）。 记得1964年秋，我读小学五年级，10月17日早晨在厦大丰庭食堂吃早饭时，厦大转播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食堂里立刻沸腾了！在场的人都热烈鼓掌欢呼，庆贺这一伟大的胜利。
　　我就读的厦门东澳小学，就设在厦大旁边的南普陀寺内，借用寺院的房屋办学。1965年5月，厦大广播台的大学生专门来到我们小学，用那种平放两个转盘的录音机，为我们班合唱录音，一连录了好几首，记得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六一”儿童节通过厦大广播台的大喇叭向校园播放。

厦门的对台广播

1965年秋考上厦门八中（即双十中学）后，我对组装简易的半导体收音机发生兴趣，就把乘公交上学的钱省下来，到思明南路旧货店买一点二手的小零件，如磁性棒、线圈、三极管、二极管、可变电容器、电阻、电容、耳机、旋钮等，学习装配收音机。下图是当时我组装的两台微型单管收音机。

厦大的大操场上有一座大型广播发射天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我们叫它前线台）的，发射功率极大。我用一只二极管作为检波器，把它一头用电线连到家里的镀锌自来水管上，以水管为天线，二极管另一头串联到耳机的一个脚，用手捏住耳机的另一只脚，就可以清晰地收听到前线台的广播，不需调谐器，因为其他台都被它的声音盖住了。前线台创建于1958年“八·二三”炮战第二天，它的开播曲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曲子前奏的编钟音乐，下面让我们重温一遍开播录音（视频1分14秒，源自网络）。 厦门距离国民党军占领的金门、大担、二担岛等岛屿仅几千米，大陆军民与对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展开了广播宣传战。当时我们生活在厦大，在海边经常可以远远听见敌占岛传来低沉的广播声：“共军弟兄们……”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在厦门岛和大嶝岛等地设置了广播站，日夜向金门军民同胞展开广播宣传，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下图是1960年6月19日前线台播音员正在播音的照片及背面文字（谢添水摄，新华社稿，源自网络）。 我参观过大嶝岛的前线广播站，最大的喇叭直径2.86米，有效传声距离为12公里，号称世界最大的军事广播喇叭，现已列为省级文物（下图）。 下面是当年厦门前线广播站的开播录音，男声用闽南话，女声用普通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厦门广播站，现在开始对金门军民同胞广播。”（视频26秒） 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又发表“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谈话，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阶段，大陆对台广播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1984年前线台易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专门从事对台广播宣传。中央台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对台节目。特别是海峡两岸寻亲节目，深受在台老兵及其大陆亲人的欢迎，推动了两岸亲人团聚和人民交往。当时我父亲钟毅在长汀任教，使用汀萱的笔名，为福建台撰写了对台广播杂文《生财有道》、《今日有巢氏》等（载《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稿件选辑》）。

“文革”的广播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震惊了全国。我们第二天早上听到厦大广播，十分吃惊，厦大的学生当天就在校园里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文革”就这样爆发了，全国很快陷入了动乱之中。

“文革”头几年，厦大红卫兵组织分为革联与促联两派，派性斗争激烈。革联占据了原来的厦大校长宿舍楼大南八号“卧云山舍”作为总部，将它改名为“革命造反楼”（下左图），促联则占据厦大图书馆楼（建南楼群中最东头的成智楼，下右图），双方都在楼顶加装数个高音喇叭（图中可见，源自网络），每天长时间广播攻击对方，隔空交战，还用广播车上街宣传。我们家住在大南八号旁边的国光楼，天天苦于喇叭噪音，不得安宁。记得外婆某日在厦大丰庭食堂前面马路上遇到两个女红卫兵播音员，她们抱怨声音嘶哑，外婆告诉她们用胖大海泡水喝可缓解。

隔壁邻居万老师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我们很羡慕。1968年外公也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晚上8点钟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许多重要新闻我们都是从这个节目收听到的。特别是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往往都在这个节目时段播出，群众组织经常连夜上街游行拥护。这个节目与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一样，也是以《歌唱祖国》开启的，下面就是当时“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播录音（视频30秒，源自网络）。1995年以后这个节目改名为“全国新闻联播”。

下乡知青听广播

1968年12月22日，广播中传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随后厦门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始动员“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了三个多月，我与小舅大汉就到闽西农村插队落户，第二年哥哥建平也来了。

在乡下听不到广播，我们很想攒钱买一台收音机，但农村收入微薄，根本存不了钱，头两年生产队年终分红只够回家过年路费。1971年年终分红我们三人共结余128元，但队里无钱兑现，一直到1972年夏收后生产队卖余粮得了款，才给我们50元。第二天我与小舅步行60里去龙岩，用48.9元在百货公司买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如获至宝，十分兴奋，从此就可以天天收听广播了！下图是1972年8月26日我在龙岩县百货公司购买的上海产星火牌五管双波段半导体收音机（样图，源自网络）和保存的发票、说明书。

由于在生产队天天要出工，而且经常出早工，我们大都在晚上收听广播。夜晚电波信号较好，特别是短波段可以收到一些白天收不到的电台。广播节目很多，我们主要收听新闻，也收听曲艺、电影录音节目，例如马季的相声，电影《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的录音，还有外国译制片的录音，包括东北厂和上海厂的译制片，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等。许多配音演员的声音我们都很熟悉，如毕克、刘广宁、乔榛等。这些广播节目弥补了当时农村文化的饥渴，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后来这台星火牌收音机放在建平的宿舍里被人撬门偷走了，当时这算一件贵重物品，但建平没去报案，不了了之，二十多年后才得知窃者是谁。
　　后来我们生产队连上了公社的有线广播，队里有一个喇叭匣子（下图样品，源自网络），里面装一个舌簧喇叭，一根导线接到广播线，另一根导线接地，可以听到公社广播站的广播。这种广播线是载波电话线，在大队部安装了电话，与公社通话，还可以在广播喇叭上呼叫与应答。但这个喇叭匣子安装的地方离知青宿舍较远，我们平时听不到。1974年夏我被大队推荐参加当年大中专招生，队里一位社员告诉我，从广播匣子中听到公社公布的招生录取名单有我的名字，但到9月初大中专学校都开学了还没收到录取通知，我将信将疑，直到9月中旬收到省商业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才放下心。

夏青播出的讣告

夏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那时每天中央台的开播曲是《东方红》编钟乐，接着是夏青播音的台号与日期，我们感到很亲切。下面让我们听一遍（视频2分6秒，源自网络）。

那时中央台的重要新闻都是夏青播音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毛主席逝世的讣告。1976年9月9日凌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当天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续预告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到了4点钟，夏青以沉痛的语调，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公布了讣告。当时我正在长汀家中等待毕业分配，听见长汀二中操场上的大喇叭开始广播，立即赶到操场与群众一起听。下面就是夏青播音的讣告开头一段录音（音频2分8秒，源自网络）。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连续播了三遍，期间播放长长的哀乐。我感到十分震惊，万分悲痛。站在我旁边的二中教师李马金，是刚从福建师大毕业的，他说前一段在福州已听说主席病重。当天18时和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增加播出中央关于治丧活动五项决定的公告和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此后每小时广播一遍，我们与全国人民一样，进入了沉痛的哀悼纪念活动之中。

岳父爱听广播

从商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商业局工作，后来与同学九金结婚。岳父陈立乾是长汀农村离散老红军，很喜欢听广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家里装上了喇叭匣子，天天听公社的广播。那时花了14元钱，相当于150斤稻谷价格，是一笔大开支。公社广播站的唱片不少，他常叫在广播站工作的外孙女婿选播一些好听的歌曲给他听，如《洪湖水浪打浪》等。我们在龙岩买了一台福州产的茶花牌单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他，他很高兴，每天收听不止。我与九金结婚时，几位同学凑了钱，国庆节邀我一起到东街口百货大楼选购，买了一台茶花牌TJ1-B1型七管双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送给我们。适逢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讲座开始教第四期初级班，我就用它收听广播，业余学习英语，不久又送给岳父了，因为他那台用坏了。下图就是那种茶花牌双波段收音机（源自网络）。

奖品收音机

后来我又获得一台袖珍收音机。那是1982年1月，我在福建青年杂志社举办的首届“百科知识”有奖征答竞赛中获得三等奖，奖品是一台EMPEROR牌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这次百科知识竞赛有一百题，涵盖范围很广，有一万多人参加，只有29人得奖，很不容易，第二年的竞赛我又获得二等奖，检验了我长期业余学习的成果。下图是获奖通知和奖品收音机。这台袖珍收音机我使用了很长时间，至今还收藏在橱子里。

扶贫与广播

1986年春，我率领省扶贫工作组到安溪县最为边远高寒穷困的祥华乡扶贫，为时一年。除留三人在乡里负责面上扶贫工作外，我带领两位青年组员常驻海拔1005米的白玉村。我们积极向外争取资金物资，努力为乡村多办实事，发放扶贫资金物资，扶持农产品种养殖与加工项目，修复公路、电线、校舍等设施，还修复了白玉村部至乡里的广播线，在村里重新装上了喇叭。我们住在村部，每天都在广播声中起床洗漱，可能乡广播站的唱片和录音带较少，听来听去就是那几首歌。下图是1987年2月我（左）与本工作组的周小迥在白玉村察看新拉的广播线（左上较细的那根铁线）。

2020年9月，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经打我手机电话，远程实时采访我二十四年前去安溪扶贫的工作情况，不久就在该台一档节目中播出了我的电话录音，有个老同志听到了告诉我，使我很高兴。

抗灾与广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家买了电视机，可以收看电视节目，就很少收听广播了。但乘车时还是经常用车上收音机收听交通广播，以便及时掌握路况信息，避免堵车。抗灾救灾工作也需要通过广播及时了解灾情，因为我知道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包括电台记者总是冲在抗灾救灾第一线，报道十分及时。例如2006年8月10日傍晚，超强台风“桑美”在毗邻福鼎的浙江苍南马站登陆，造成严重的灾害。福建广播影视集团事先根据台风预报，先后派出了近百名记者和技术人员奔赴霞浦、福鼎等地，第一时间采访报道当地防抗台风的情况。
“桑美”是五十多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福鼎合掌岩录得风速每秒75.8米，是历史上福建最高风速、全国次高风速。福鼎沿海民房的屋顶大都被吹翻了，在沙埕港避风的许多船只因风吹相撞沉没，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下图是“桑美”登陆次日福鼎的几艘受灾木船照片（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源自网络）。

当时我在省经贸委工作，11日清晨即随省领导从福州赶去福鼎救灾。登车前我听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说福鼎失踪十几人，到福鼎后，得知沙埕港内许多避风船舶被风吹相撞沉没，船员失踪很多，心情十分沉重。省里前两天部署防抗台风时已经反复交代，船舶与渔排上的人员都要提前转移到岸上，怎么还会这样？追问后得知，国家部门规定进港避风船上必须留人开机顶风避撞，也有些船主是为了护船私自上船的，教训太惨痛了！后来有关部门取消了避风船留人的规定。下图是当天我在福鼎拍摄的港内倾覆船只。 当天我们察看了福鼎市的西岙、龙安、店下、秦屿和霞浦县的牙城等灾区的严重灾情，检查部署了当地的救灾工作。全省迅速开展支援灾区的工作，我也组织各地经贸部门和企业向灾区抢运救灾物资，运送了大批瓦片、油毛毡和蔬菜，解决了当地救灾的燃眉急需。

手机听新闻

最近十几年来，可以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浏览或收听新闻，比收音机更方便，我曾经使用“蜻蜓FM”APP收听中央台新闻节目，也经常收听“冯站长之家”的“三分钟新闻早餐”。
手机浏览较费眼力，为了少用眼，女儿送我一台熊猫牌三波段收音机（下图），我恢复了久违的收音机广播收听，特别是中央台早晨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在收听的同时还可以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但是相比较我还是觉得用手机收听更方便。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的“云听”APP，我用手机下载后，在手机主页上点击就可以选择电台与节目收听。不仅可收听中央级的22个电台广播和央视各频道的电视原声，还可收听各省市自治区及其所辖城市的近千个地方广播电台，例如广东的可收听57个台，福建的有25个台，收音机能收到的台数根本不能比；并可随时收听各日“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和其他节目，几乎不受收听时间限制；而且手机只要点击所选的电台就可收听，不必像收音机那样用旋钮调谐才能找到电台。下图左侧是“云听”APP的图标（源自网络）。 广播是我的好伙伴，今后还将继续陪伴我的人生。广播背后有众多默默无闻的朋友长期为我们服务，在此特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