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大家谈【六十七】

晋城市孙子兵法学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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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传》开始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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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阳（军争七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晋城市直机关公务员

长期从事经济监督工作

喜欢朗诵和阅读

偶尔写作，只为自娱，不喜闻达，故少见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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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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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兵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5年元旦，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和大家进行交流。元者，始也；旦者，日也。元旦也就是一年首日。那么，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从《左传》入手。

所以，今天我交流的主题就是“从《左传》开始了解中国”，也就是给大家推荐一部经典古籍——《左传》。推荐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个理由，《左传》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

提起古代最伟大的军事著作，每个中国人都会想到《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当然很伟大，但是《孙子兵法》是纲领性的内容，相当于数学公式，记住公式却不代表你会做题，不好操作。熟读《孙子兵法》但却打了败仗的也很多，最典型的两个就是战国时纸上谈兵的赵括和三国时失街亭的马谡。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还少看一部典籍，那就是《左传》！如果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到战国时统兵打仗，随身携带的书目有限，那么我推荐大家除了带《孙子兵法》，还要带《左传》。《左传》汇集了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实战战例，从组织部署到攻杀战守，从计划到变化，从执行计划到应对突发事件，从前线到后勤，从内政到外交，从战前动员到战后总结，从己方视角到对方视角，写得具体而微、活灵活现，打仗时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三国演义》描写了关羽夜读《春秋》的故事，但是正史记载的却是关羽夜读《左传》。其实只要你读过《春秋》，就知道里面记载的都是某年发生了某某事，极其简略，极其无聊，读之乏味，对于打仗可以说毫无用处。评书演义塑造关羽夜读《春秋》的形象，是为了凸显他的忠义；正史记载关羽爱读《左传》，表示他有着武将最为必要的军事修养。

爱好《左传》的将军很多，最著名的人物要数西晋名将杜预，他是灭蜀平吴、结束三分天下的重要功臣。杜预人称杜武库，这是形容他学识渊博、干练多能，胸中就像武器库一样无所不备。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句是“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是恭维当时在座的王将军，很巧妙地把他比作杜预，这彩虹屁拍的比较高明。杜预有《左传》癖，还写成一部《春秋左传集解》，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左传》注本。唐朝官修科举教科书，《左传》部分用的底本就是杜预的注本。所以诗圣杜甫在当时很是得意，常常炫耀自己是杜预的十三世孙。只不过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介绍杜预的时候反而要说他是杜甫的十三世祖了。

　　即使有关羽、杜预这样的名将加持，但要说打仗带上《左传》还是有这样一个疑虑：《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即使写《左传》的时候他还没有失明，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史学家，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会不会显得太业余了？这就有必要讲讲《左传》的传承。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并不是一句场面话。古籍成书往往既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人之手，传统学术的师承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前程。汉代官学权威刘向梳理的《左传》在汉朝以前的师承脉络是这样的：左丘明传曾申，曾申传吴起，吴起传给儿子吴期。这里的曾申的申是申请的申，被称为曾子的曾参的参是参加的参。这里的曾申是曾子的次子。曾参和吴起给儿子起名字都喜欢取自己名字的同音字。

吴起是和孙武齐名的兵法大师，是一位百战名将兼政治改革的名人，被后世称为武庙十哲，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左传》是不是经过了吴起的编纂呢，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左传》如此之高的军事价值。

　　第二个理由，《左传》形象而深刻地描写了春秋时期那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曹刿论战》是《左传》中的一篇，讲述的是鲁国和齐国长勺之战的经过，我们中学时候都读过。曹刿主动请缨，随同鲁国军队参战。我们就结合这篇文章来分析一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战争形态上的表现。

春秋时期的战场形态是这样的：双方抵达战场，首先进行许多操作，比如各派猛将进行单挑，这叫致师；战前申明纪律、鼓舞士气的动员大会，这叫誓师。各种操作过后才是正式交战。双方鸣鼓，两军对冲，步兵跟在战车后面。春秋战车连马在内纵长约三米，如果两车正面相遇，车上的人即使使用三米多长的长兵器，也不可能够得着对面的敌人。只有两车相错，车厢侧面间距在一米五以下，双方甲士才能格斗。屈原《九歌·国殇》里“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成语“短兵相接”的来历。

　　春秋时期的诸侯们，大都是周天子的儿子、兄弟、功臣的后代，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各个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贵族们组成，战争被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通过搏杀获取功名利禄，所以，春秋时期的战争有个特点，分出胜负即可，并不以杀伤消灭对方为目的，为了约束彼此在战争中的行为，诸侯们也形成了一套战争礼仪。

首先必须师出有名。去讨伐一个没有什么罪过的国家，是不被认可的。

其次，不加丧、不因凶。不能趁敌国国君去世而讨伐，也不能因敌国遭遇大难而讨伐，否则的话，不但其它诸侯国会鄙视，联合反对，搞不好自己的将士都会不执行军令。

三是不斩来使。在战斗前双方要互派使者下战书，并约定要交战的地点和时间，甚至还会告知对方自己的兵力。

四是不宜阻碍。挑选的交战地点要适合双方军队展开的发挥。

五是不鼓不成列。双方都摆好阵形，准备妥当后才可以开打。沟通的方式是一方准备好后，击鼓询问对方，对方击鼓回应即表示可以正式开打了，如果没回应则需要继续等待。

六是不重伤。交战中如果敌方士兵受伤倒地，或者主动抛弃武器，就不能再施加伤害。

七是不擒二毛。二毛指有白头发的人，也就是老年人，交战中不能擒拿头发花白的老者，击败后应任其逃回。所以，那时候老年人参战还是有优势的。

八是不阻挡。对方战败开始逃跑后，对方车坏了，马突然受伤了，要等对方修好车或换马之后才能继续追。追赶的距离不能超过五十步，所以，当时，逃跑五十步的人是理所当然可以嘲笑逃跑一百步人蠢的。

　　上面只是简单列举了几条，并不全。虽然在今天看来，那时的战争就象是现在的武林大会一样，点到为止，但在当时，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礼的体现。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礼就是周公制定的，应该说鲁国是最重礼的国家。但这时，曹刿就是打破了这个规则和传统，最重礼的鲁国反而不守礼了。

齐军一通鼓，然后等鲁军回应，鲁军没动静，齐军心想，可能是人家没准备好。齐军二通鼓，又等鲁军回应，鲁军还是没有回应，齐军心想，咱不能趁人之危，那不符合礼的要求。齐军三通鼓，鲁军还是没反应，齐军心想看来是还没准备好，应该是要谈判了吧。收拾收拾，准备收工吧。说时迟那时快，什么玩意儿？鲁军打过来了？这也太不讲武德了，这次我也没做好准备啊。先跑为上吧。这样，鲁军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但是鲁军这样做相当于偷袭，在当时来看，胜之不武，赢得那叫一个埋汰。

　　由此看来，不守规则的人总能捞到好处，但这种小聪明只能赢下一时，因为得利的原因，不是什么聪明，而是欺负对方在守规矩，而对方开始防范后，还能有什么优势呢？当时虽说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但大家还是大体上遵守战争规则的，长勺之战可能是第一次没有按照贵族战争礼仪进行的战争。从此以后，各诸侯都是守礼有利就守礼，违礼有利就违礼，礼的体系已经瓦解了，战争就是怎么能赢怎么来了。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周礼有什么用？打输了啥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一再突破底线，你玩阴的我也玩阴的，那咱就都研究兵法吧。于是，为了以战止战，阻止这种生灵涂炭的局面，让天下苍生免受战争之苦，孙武子“兵者，诡道也”的惊世骇俗兵法理念出现，这也是赵会长多次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存在当时的战争，而不是继续做不顾道义的延伸“诡道”！到了更后来，很多国家已经远离和违背了“初心”。比如英语里就有一句“All is fair in war”,就带有战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狠辣不断升级味道了。

底线的突破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不可逆地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于无数次。三国时，吕蒙违背孙、刘订立的“湘水之盟”，利用人最基本的道德和同情心，假扮平民，“白衣渡江”偷袭关羽。这就相当于现代战场上假冒“红十字”救援人员进行突袭，十分卑劣，因此江东之人也被贬称为“江东鼠辈”。三十四年后，司马懿为说服曹爽投降，曾指着洛水发誓，表示若欺骗曹爽，其子孙将永不得安宁。然而，当曹爽交出兵权后，司马懿却背弃了誓言，以谋反罪诛杀了曹爽及其三族。这一行为不仅为司马家悲惨的命运埋下伏笔，更是直接制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现代的战争更是全无底线，什么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全都用上了，如果不是害怕恶魔的回旋镖扎到自己身上，核武器肯定也大量使用了。

　　第三个理由，《左传》是理解中国传统第一块敲门砖。

《左传》在传统典籍中最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两千多年历史中的许多沿革、争议、改变，从风俗到立法，从秦朝郡县制到明代大礼议，甚至从中国的夷狄论、文学观到日本的武士道，都可以一路追溯到《左传》的世界。

如果让你开列传统经典书目，一般都会把《论语》作为第一本书。《论语》的确在今天名气最大，也好读得多，但是如果不读通《左传》，就很难理解《论语》。《左传》所描述的那个春秋时代，无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风俗道德、言谈举止，甚至细小到对一个人的称谓方式，都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古人比理解外星人还要障碍重重。而这些难点，其实也往往都是重点。

比如：孔子姓什么？正确答案是：姓子。子姓衍生出若干分支，其中一支以孔为氏族名，孔子就是孔氏的第六代。以现代概念而言，姓是一个人的根目录，氏是姓的分支，从一个姓里可以分出很多个氏。姓是血缘符号，氏是家族分支符号。周代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两家人如果不同氏而同姓，是不可以缔结婚姻之好的。

　　上古有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当然，不只有八种姓，只是这八姓的人比较多而已。但当时的姓确实少得可怜，氏却越来越多。在很多时候，氏都比姓来得重要。这正如在现代社会里，住址往往比籍贯对一个人更重要一样。所以姓在不知不觉间便从历史舞台中消隐下去，氏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姓。到了汉朝，人们就已经不太分得清姓与氏的差别了，司马迁在《史记》里介绍某人的时候也常常说他“姓某氏”，完全将姓与氏混为一谈，将氏直接当作姓来使用了，“姓氏”一语的涵义从此转变。

正确理解姓与氏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周朝建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在文字草创、交通不便、荆榛遍地的时代，如何治理广土众民？搞不好，治理广土众民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老子所提倡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也确实是一种很实际的考虑。

周朝开国者的办法是：化大为小。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这就是“封建”。咱们现在一般把秦朝至清朝这一段称为封建社会，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周天子和同姓诸侯一般都是叔侄关系，和异姓诸侯一般都是甥舅关系，诸侯和大夫们又在原有的亲族关系上不断联姻。

　　在周朝的宗法社会里，天下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各个诸侯国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中等家庭，士大夫又有自己的小家。各种家族既星罗棋布又彼此嵌套，家族之内高度自治。从管理角度上看，从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利，从下至上逐级恪尽义务。换一种通俗的说法：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周天子可以征调诸侯，但无权征调诸侯下面的士大夫；士大夫效忠自己的主君，但没义务效忠周天子。

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是相当微弱的。诸侯如果不听天子征调，天子往往无能为力；大夫如果不服国君命令，国君往往也只有徒唤奈何。

维护周礼，或者说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需要所有人的共同自觉，如果有不自觉的人没有及时受到惩治，有样学样的人自然就会多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儒家之所以要搞那么多繁文缛节，因为那就是周朝赖以维系公共自觉性的法宝。这件法宝虽然最后失灵了，但好歹也管用了几百年。孔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给这件正在失灵的法宝重新开光。

　　孔子的努力终于以失败告终，中国逐步走向集权。集权的涵义是，中央要对地方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想征谁的粮就征谁的粮，想征谁的兵就征谁的兵。这就必须把宗法大家族打碎成一盘散沙，不容许皇权之下有任何民间组织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大帝国变成一架高效的机器。

促成这种变化的更底层的原因是：文字已经成熟了，交通也很便利了，治大国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所以帝王要做的，就是拆散宗法结构，推行编户齐民。

“编户”是一种户籍制度，从此你不再是某个大宗族里的一员，而是王朝里的一名居民，你要效忠的不再是你的主君，而是天下人的皇帝，尽管你和皇帝之间隔了不知多少个层级。“齐民”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和你的父母、妻儿都是平等的，彼此可以检举揭发，可以发起诉讼。一个被刻意拆散了宗法纽带的聚居区往往会呈现出各姓陌生人杂处的样子，这就很像是今天的城市居民小区了。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乏力，道理上和编户齐民对地方政府的乏力如出一辙。

　　然而历史让人惊奇的是，一方面编户齐民成为主流社会形态，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学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皇权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为外儒内法。但是，总免不了有单纯的人满怀真诚地奉行儒学，于是宗族聚居的形态时不时总会以“政治正确”的面貌出现，让政府有点尴尬，有点为难。

《左传》是一部传大的军事著作，形象而深刻地描写了春秋时期那种礼崩乐坏的状态，是理解中国传统第一块敲门砖，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左传》的三个原因。

从军事角度来说，今天的战争形态已经远远超出吴起所能想象的状态，《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战争的法则应该传承千年、历久弥新，但是《左传》作为战争例题显然已经过时。这也正好印证了“理论之树常青，实践之路常新”。我们今天读《左传》，当然不会再怀有军事动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理解中国文化的根脉，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那就从《左传》开始吧。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硕果累累的2024年已翩然而去，满载期许的2025年正踏歌而来。愿大家立足基地，放眼全球，固本求新，精进笃行，早日实现“太行山境内言兵，孙子兵法家有之”的兵友梦！！！

　　嘉宾点评（桑军军营长）